1946年1月16日，西南联大外文系的年轻教师夏济安在日记中写道：“我知道我是个懦夫，因为我也怕因爱而带来的困扰和不安。我宁愿根本没有爱情。像这个女孩子（R·E·）我很想要她，而如果我有勇气表白的话，她也可能成为我的。可是不然！我保持着沉默，除了上帝之外，我的秘密也不能告诉任何人。我没有跟任何人谈起。而上帝既不如我所想象的那样把我拥向她，也没有把她带给我。我只能默然受苦，还要装出开心的面孔来。”这时候的夏济安正为一场刚刚开始便夭折的爱情所折磨，他爱上了选修其课程的历史系一湖南籍女生。
　　
　　可这爱，却是犹疑不决的，是自我投射的。通读夏济安在这短短的一年中写下的日记，感觉他似乎陷溺在一场充满了悲剧感的单恋之中。萨特说，人就是一堆无用的热情。我想，这“无用”两字在萨特那里，绝非世俗意义上的贬低，而是在彰显人作为悲剧性的存在的自我错位。过度受文学熏陶的个人，似乎更容易在自我与他者之间消泯了差异与区分，吴宓如此，夏济安亦如此，但显然沈从文是一个例外。师生恋在民国的学院文化里，自然并非决然的异端，可是过于顾惜自己羽毛的夏济安，却担心这种隐秘的“恋情”一旦公开，会否引发世人的侧目和同侪的非议。2月13日的日记，夏说自己“不敢追求，大部是怕世人的议论。当然我没有错，可是我最痛恨的是人家来干涉我的私事。与其恋爱而受十手之指，十目之视，宁可不恋爱而能韬晦地生活。我怕同女人在街上一块走，我怕受注意，我恨别人对于我的选择有任何批评。我的理想的恋爱，是同一个爱人逃到一个没有人的地方去，或则干脆一同蹈海而死。”
　　
　　可是，在这则日记中如此在乎世人目光的夏济安，却并非一个内心荏弱的人，他有一个饱满的精神世界，这世界是被古往今来的经典文艺作品浇灌而成的，在这个理性世界的观照之下，世人却又成了不堪闻问的庸众。1月12日的日记充分地呈现了夏济安是如何理解自己与他人（世界）的：“在我看来，这世界上的人，大多数是不可救药的，他们和野兽一样，只求享乐，并不要什么道理。偶尔有少数的人，有时或者要向高尚的生活爬，可是没有多大时候，又跌下来了。真正明白是非的人，几万万人中间没有几个，他们不需要人家传道。自己知道研究探索，一字不识，亦可成圣人。”夏济安本是一个才华横溢的学者，也是一个高度理智化的个人，他透视世界的眼睛似乎充满了一种深邃感，可是，在现实的世界当中，他却总是瘫软在行动出去的第一步中，自卑与自负两种相反的情绪缠绕着他深层的心理结构，他的理性太发达，而生活的实感却太匮乏。
　　
　　日常生活里的夏济安，神经兮兮地关切着自己与学生R·E·的“相遇”，将每一个也许跟情感无关的细节，在想入非非的梦寐中无限放大，以此安慰自我患得患失的心灵。他甚至通过布置作文的方式来探测心仪学生的家世、背景与癖好，可却不敢在见面时直接地说上几句话。夏济安对自己的性情有着洞彻的自知之明，他觉得自己像哈姆雷特那样，将所有生命激情都浪费在对自我的分析上，而不是勇敢地投身未知的世界，包括生死未卜的感情世界。他决定用写作来救赎自己，他尝试说服自己成为一个伟大的人，而不是一个被情欲奴役（虽然这情欲在他心目中有一种庄严与崇高感）的人，他几乎要放弃这份尚未开花结果就已经让他伤痕累累的感情。
　　
　　夏济安甚至想过借助宗教的力量，来让自己回复到安静的内心生活，他对于一个陌生女性的闯入带来的偶然性，既充满了一种本能性的探索欲望，同时又带着浓重的疑虑和恐慌，他害怕自己驾驭不了这份感情，甚至担心它尚未开始就已结束。他是一个完美主义者，他不能容许人生中如此剧烈的挫败。他甚至将这种感情的泥沼，归咎于时代与个人的错位。在3月2日的日记中，暂时决定放弃追求的夏济安如此为自己的“逃避主义”辩护：“决定放弃当然是个悲剧，这个悲剧的造成是由于我所生非其时，非其他。假如我生在外国，不要说是在近代，即使在JaneAusten(简·奥斯汀)的时代，我同她早已有谈话的机会，甚至舞也跳过几次，彼此是什么样的人，大家也可以认识了。假如我在中国早生五十年，那么我如看见有什么满意的对象，只要央人说亲就是了。现在偏偏生在这个新旧交替的时代，配亲这件事，我认为绝对行不通，谈恋爱又没有机会（有机会给我谈恋爱的女子都引不起我的兴趣），两路都不通，我只能放弃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传统婚约方式瓦解后，而新的社交空间又没有完全建立，生活在这过渡时期的个人，确实会有一种感情生活上的彷徨无地。夏济安只不过是用真实的笔触将这种内心世界的苦痛记录了下来而已，更多的人的内心则永久地沉没在历史的暗影之中了。
　　
　　夏济安认为自己是追求真爱的人，真爱就是排他性的独一无二的感情，是非此莫属舍我其谁的独断。正因为感情观弥漫着一种道德上的洁癖，未来生活可能的变故，居然像病菌一样提前耗散着他的内心激情。他在3月4日的日记中如此描述自己的爱情观：“我平心静气一想，R·E·的确是个好女孩，嫁了我决辱没不了我，我们也可以过一个世俗所欣羡的幸福生活。我所怕的是她并非truelove（我不知道truelove是可以第一眼就可决定的，还是可以栽培而成）。我现在情窦未开，守贞不难，将来情窦即开之后，我会不会全心全意（身体不必说）地把自己供奉给她呢？婚后的chastity(贞操)比婚前更难。……我是绝对的贞洁主义者。这一世如果找不到十全十美的对象，也许只能同女人不来往，永不结婚了，这样对于自己也许太残酷，然而不这样做，我的心就不能安。‘心安理得’是我立身准绳，为了它，只能牺牲快乐。情愿清清楚楚地吃苦，不愿糊里糊涂地享乐。”在爱情的观念世界，夏济安与吴宓一样，都是完美主义者，也都是理想主义者，绝非虚无主义者，他们不愿意承认大观园中也有着暗里的污浊，更不愿意承认世俗性是人性不可磨灭的一部分，他们将自己浪漫化的完美想象投射到某一个异性那里，就开始单方面旷日持久的苦恋。夏济安甚至不敢将书信交给对方，他在与R·E·有限的正面接触中，也是以难堪的失败而告终，他这样一个活在内心里的人，哪能应对现世的复杂？他只能期待邂逅来弥补内心强烈而不可驱散的孤寂感。
　　
　　卡夫卡一生数次订婚，数次取消婚约，是因为他在存在的尴尬中深觉感情的不可能，而一意孤行地将生命的意义完全安放在作为生命救赎的写作之中，正因为此，他才会说：“坟墓是一个温暖的睡袋，而生活却是一个寒冷的冬夜。”文字是温暖甚至照亮寒夜的烛光，而对于夏来说，写作丧失了绝对的位置，似乎更多为了遮蔽情欲和遗忘对方，而生活，热辣而劲爆的生活，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生活，在他的世界里又显得如此世俗而琐碎，他几乎失去了将自己的生命放置在生活中去的信心与勇气。夏就这样独身地度过了短暂而苍凉的一生。这样的人才是最具有悲剧感的，他既不能决绝地与整个世界撕裂，而在孤独的洞穴中建造出一个温暖自己的世界，又不能忘我地投身到世界之中去热爱和享受生活。他在两个世界之中不断地摇摆，摇摆成了生命的常态。很多人的生命都一无例外地充满了悲剧，但似乎极少的人具有清醒的悲剧感。夏济安是一个有悲剧感和反省精神的知识人，他的日记足为见证。夏的人生与人品，正如其弟著名文学史家夏志清在这部日记的前言中所写的那样：“济安的日常生活一点也不浪漫，但他对R·E·的那种一往情深的苦恋，可能代表了真正浪漫主义的精神。他的浪漫主义里包涵了一种强烈的宗教感：不仅济安把爱情看得非常神圣，他的处世态度和哲学都带有一种宗教性的悲观。而这种宗教性勇于自省的精神，在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里，是绝少见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