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客天下：寡人周星驰
2013-2-19 10:28:31 来源：博客天下 我要评论（）
眼前的周星驰突然黯然神伤，起码表情上看来如此。话题是他头上的白发，记者原本只是想谈论一个男人必然经历的衰老，他却慢吞吞、突如其来地把话题转回童年，说起读小学发现自己早生华发并感到困惑不安时的每个细节，回忆起这些相隔40多年的往事，他甚至不需要特意思索。
某种意义上，这个51岁男人由往事堆积而成。他喜欢毛泽东诗词，认为毛是个“好伟大的诗人”，原因是小时候妈妈每天早中晚唱《蝶恋花》，“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他每次去卡拉OK都会点唱《小李飞刀》、《陆小凤》这类老歌，他的中学同学李健仁（更知名的身份是“如花”）解释说，这是由于两人毕业后曾一起到钢琴酒吧打工，这些歌“每晚都要听好几遍”。
即使是在一次短促的、原定只谈论电影的采访里，过往也总是从无法预料的角落钻出，内容涵盖他和父亲的交往，他幼年生活的社区，以及他30年前听过的歌曲。令人惊讶的是，他原本应该是一个沉默寡言、防备心重、紧张而容易害羞的人。整个采访过程中，他表现出的唯一一次主动姿态是邀请记者一起品尝助理端上来的剥光了皮的板栗，但了解他的人都知道，吃东西不过是他消除紧张的一种方式。
描画一个明确无误的周星驰极为困难。他同时被人视为天才、偶像、暴君和孤僻者，他做过演员、导演、房地产投资公司主席，近来甚至成为广东省政协委员—但他把原本应该坐在政协会议现场的时间用来接受采访。
他通过喜剧表演塑造一个时代的潮流，本人却在电视镜头前手足无措。他被专著和哈佛大学教授的学术论文反复剖析，本人却没有读过大学，坐在教授丛中几乎一言不发，不知道怎样接话。他捧红了大量电影演员，得到的尊称从“星仔”到“星哥”直到最后变成“星爷”，到后来，这些受惠者却一个个与他交恶，甚至公开借助媒体抨击他。
他的成功和他拥有的权力，与他表现出的孤独感同样让人印象深刻。他的朋友和搭档田启文说：周星驰像武侠小说里的孤独老人，让别人无法靠近。他所举的一个旨在表现周星驰与人疏离的事例是：“星辉公司曾有位工作五六年的会计，但周星驰居然连对方的名字都叫不出来，他经常想太多别的事，而忽略了身边的人。”另一个朋友宋子文说：他心里有壁垒保护自己，“他没有派系，没有拢着一帮兄弟当大哥。他一直是孤家寡人，单打独斗，他一直很封闭”。
人们难免好奇这个喜剧演员如何成长为一个孤独的巨人，如何用一颗心抵挡所有的心。他的秘密藏在往事里。
与那类看重“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的成功者不同，周星驰并不是一个愿意呼朋引伴的人。最极端的例证也许是他在2004年的生日，据媒体报道说，“没有一个人为他捧场道贺”，他自己喝酒，直到酩酊大醉。
事实上，他关于朋友的定义足以让大多数人望而却步。“知心朋友不用多，也不需要多。做知心朋友需要时间，要有考验才可以。”他在1992年说，“我几个聊得来的朋友，起码都认识了10年或以上时间。”两年后，这个正当红的演员又这样剖析自我：“我相信没有太多人会喜欢我的为人。”将近20年后回看，这句话有种一语成谶的宿命感，时间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他的准确。
曾经的女朋友朱茵在分手后感慨她比周星驰幸福。“因为我有不少朋友，有心事还可以向人倾诉，”朱茵说，“他的交心朋友不及我多，朋友也少，他会比我惨。”
他不擅长交往，可以说是畏惧交往。宋子文眼里的周星驰，无论跟多熟的人开玩笑，也会很紧张地先盯着对方眼睛，看他的反应，“他把自己想得卑微”。
“他过分讲原则，私下里要跟他讲人情，他无法接受。连利用贩卖他的可能性都没有。他从来不参加活动。整天能把自己关起来个把月，哪怕只叫外卖也没关系，”宋子文说，“所以他绝对没有朋友。”
《大话西游》的导演刘镇伟曾经力图分清周星驰身上“古板”和“害羞”的界限。“他不敢笑出来，其实他很想搞笑。”刘镇伟说，周星驰起初到刘镇伟在香港住的酒店找他，不好意思敲门，从门缝中塞进来一个纸条表达想法。
当这种害羞达到极致，周星驰就会尝试逃离人群。2001年，他到北京大学与学生交流并发表演讲，上千人早早地在广场上等候他，以至于他躲进了一所校内食堂的厨房里。
周星驰面对电视采访有一种难以解释的紧张感。一次，当摄影机打开，导演请大家准备，他原本自然的表情突然变得僵直，两只手轮番在一只纸杯子上倒换着，桌子下的双腿不停地变换着方式交叠，最后就叉在一边上下抖个不停。
“他在人情上输了。”这是邀请周星驰参加节目的宋子文的解释。宋子文说，周星驰的幽默感只有在跟一个人混熟了后才可能发挥。
宋子文自称了解周星驰。这两个失眠的人曾交流过如何度过长夜。外人不知道周星驰在深夜会想些什么。医生诊断他有抑郁症倾向，常年失眠影响了情绪与工作。有时候，他会在迷迷糊糊之中听到有人催促自己起来开工。
在电话里，周星驰将自己的方法告诉宋子文，不要依赖药物，可以少喝一点酒。他推荐的是“DryMartini”—这是一种产于葡萄牙的著名鸡尾酒，他在《国产凌凌漆》里的演出让这种酒成为一种经典意象。
宋子文相信，即便是试图传递幽默感的时候，周星驰也非常谨慎。“他会试探，因为他骨子里没有安全感，他平时做事也非常谨慎，他的羞涩是掩盖自己的紧张，”他说，“这是很多年来一种心理阴影的折射。”
如果这个判断成立，那么这种心理阴影应该来自周星驰那些人们耳熟能详的过往—父母在他7岁时离异（周星驰曾用他电影里角色的一贯口吻说：他们一举一动都有娱乐性，打架都很有看头）、艰辛的生活、个子矮小的差生受尽欺负的学校时光。
周星驰从小到大都很安静，他的妈妈凌宝儿对此印象深刻。他总是情愿站在窗旁看两小时街景，盯着来来去去的人观察，猜测他们的职业，但“十问九不应”，以至于最亲近的人也无法了解他的内心世界。
“我不愿意说，只愿意做，因为别人不会听你说什么，而会看你做什么。”周星驰这样对我解释，“同样，我也是通过别人做什么来判断，而不太听他说什么。”
“从小他已经习惯什么都放在心里，只看、只听、不说。”凌宝儿说。这有时候会带来长达几十年的隐秘伤痛。周星驰有两个姐姐，每次在那间拥挤的木板房里吃饭时，凌宝儿会把为数不多的肉夹给周星驰，她发现并不是很能吃肉的周星驰每次会把剩下的肉放在嘴里咬一下，还有一次将整块鸡腿扔到地上。失望的母亲打了她眼中自私的儿子。2001年，在凤凰卫视的一个节目里，母亲提到这件事，周星驰解释说，因为母亲很少吃肉，只会偷偷吃掉他们剩下的，他才故意把肉弄脏。在节目里，两人抱头痛哭。
孤独感自始至终没有离开周星驰。当年，他几乎从不与人争吵，最多只会一声不吭进房间。他入行后不久，有一次，凌宝儿接到一个圈内有势力的人打来电话，“那个人打来电话大爆粗口，问我是怎么教儿子的，他说想跟周星驰吃顿饭都这么难，怎么这么不给面子”。
时至今日，周星驰仍然无法在公共场合表现得自如。他清醒地看待自己受到的欢呼，“每个明星都是那样，我没有什么特别的”。他参加媒体和大学的论坛，非常紧张，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他怕自己说错话，主动示弱。“他很怕受伤害，一点点小伤害都接受不了。”宋子文想起这些情形时说，“他不是自大也不是完美主义者，只是把自己表现得特脆弱。”
时光如果荡回多年以前，周星驰会这样形容自己的内心世界：掰着手指头算计着自己什么时候才算长大，最好长得高大健壮一点，不被其他的小孩子欺负，有点力气也好到社会做事赚钱养家。如今的他就像电影《食神》里的史提芬周，“他低调，但是受万人敬仰”，他可以掷下上亿元购入豪宅，但他并没有成为人们心目中那个掌控一切的人。他甚至不愿意去看自己拍的电影，因为“他很怕看到别人的反应”。
尽管如此，周星驰仍然是一个无法忽视的存在。2007年，美国《时代周刊》将他评为唯一一个“亚洲英雄”时写道：“如果说香港有查理·卓别林的话，那就是周星驰。”对于周星驰的拥趸来说，这显然过于保守了，他们更乐意将这个称号的适用半径扩大到整个中国。
他是潮流塑造者，是那些正步入中年的中国人无法绕开的人物，电影《大话西游》的话题被讨论得过于热烈，以至于关于电影的书也成为一个文化现象。他拍摄电影，投资房产，甚至步入政坛。
如果考虑到今日的高度是一个从社会底层起步的人所达到的，那么发出怎样夸张的惊叹也不能算作失态。毕竟，如今拥有强大票房号召力的“中国卓别林”是睡在上下铺的架子床上开始自己的梦想的。他的童年记忆包括帮外婆摆地摊卖指甲钳、去酒楼推着小车卖虾饺、到五金厂打工以及在尖沙咀骑着自行车兜售报纸。他曾经在上映《埃及艳后》的电影院里发现爸爸拖着另一个女人，也曾因为偷50块钱买玩具害得妈妈反复自责而无比难过。
功成名就后的周星驰曾想象过人生的另一种可能性，做个平庸无奇之辈，无非是“跟其他人都一样，找工作，有很多烦恼的事情”，想着“前途怎么样”。不过，他依靠自己的聪明、勤奋以及出人头地的强大企图心扭转了命运轨迹。
在大多数时候，他满怀信心，或者说，用光明前景反复说服自己。他的好友梁朝伟回忆说，“周星驰整天发白日梦，幻想成为大明星”。
在他和梁朝伟一起在香港艺人训练班学习之前，两人已经一起拍过一个8分钟的短片。“那都是周星驰的主意，当时我对演戏不开窍，那个短片他既当导演又当演员，我只是演员。故事主要讲好人与坏人在山上打架，最后好人获胜，他安排我演坏蛋，最后我演的角色被他无情地打死。”梁朝伟说，那时候自己只是周星驰的伴角儿。有点讽刺的是，“伴角儿”很快功成名就，在“主角”还跑龙套混盒饭的时候就开上了豪车。
即使是在无线混日子、跑龙套、毫无前景的时候，他也要用庞大的理想激励自己。那时候，他每天很早起床，洗脸刷牙时会对着镜子喊“加油”，幻想着有一天自己成为主角，“让所有人都见识到自己很拽的样子，在某天拿个什么奖，好让所有人都为自己报个好”。
但与此同时，他的自尊不得不反复接受践踏。多年后，周星驰把自己在刚入行时的遭遇拍成了电影《喜剧之王》。这部电影的票房是失败的，但也打动了无数喜欢周星驰的观众。片中男主角尹天仇对女主角柳飘飘说道：“小姐，如果你非要叫我跑龙套的，可不可以不要加一个‘死’字在前面？”这一幕让银幕前的人们放声大笑，但对周星驰来说却是苦涩的回忆。他曾对宋子文描述那段经历—混得很差劲，不得不为了多赚几十块钱而四处等侯差遣，为了生计着想，“学着很油条的样子，跟人家插科打诨磨嘴皮”，为了一个死尸角色“浪费一升口水争取”。
失意的经历不止于此。有一段时间，周星驰主持一档少儿节目，有报纸刊文讲他只适合主持儿童节目，不适合在娱乐圈发展。周就把报道剪下来贴在床头上，以此勉励自己。
多年以后，周星驰成为主角，成为导演。他喜欢将自己描述为一个“跑腿的”，一个善于听从别人创意的人，“他们不说，我作为导演就完了”。但与他合作过的人对此并不认同。旧日伙伴批评他“不好相处”的声音反复出现，而其中提到最多的，就是他脾气火暴，经常在片场骂人。即便是他昔日朋友田启文在为他辩护时，也不得不承认他会对熟人发脾气。按照香港某娱乐周刊的说法，这位绰号“田鸡”的演员“十多年来一直是周星驰左右手”。
“如果他不关心你，不疼你，干吗要这样？明白的人要清楚为什么，要看是什么情况，什么环境，什么状态，他骂什么。”与周星驰疏远之后，田启文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说。这样的情景，很容易让人回想起作为小人物的周星驰，为了一个龙套角色不得不跟在场务身后反复说着肉麻话的时代。骄傲沉默的周星驰以献殷勤、扮演乖巧来积攒机会，有时只是为了得到的角色有一两句对白，或者只有一点肢体动作。
他不得不忍受在导演面前谈论演技时换来哄堂大笑的结局，不得不殷勤地对一位“大哥”讲话，甚至“不得已拍了几下马屁，说了许多他喜欢听的话来讨好他”，然后听到这位“大哥”跟身边的助理导演以及场务说“这个人怎么跟一条狗一样”，然后回到家里偷偷流泪。
几乎在拍摄的所有电影里，周星驰永远选择站在“屌丝”一方。这让人们总是能轻易从周星驰身上看到很多过往生活的痕迹。最明显之处在于，他乐此不疲地将自己的人生经历糅进电影里，不管是少年时代邻居里深藏不露的武林高手，繁华酒楼里谄媚的店小二，还是那些面对挫折坚强不屈的英雄人物。他说，这都是自己的经历。
但人们却很难知道，他在电影行业的最初遭遇怎样影响了他现在对待别人的态度，是使他对待别人的态度是更好还是同样差。
我问他这个问题，他笑了笑，没有回答。
这时候的周星驰坐在北京高档酒店的套房里，距离当年那个无名小卒已经很远。只有在很偶然的情况下，当他露出那种亲切的、略带着顽皮的笑容，这两个周星驰的形象才会交织在一起。
当时，听着大家调侃他对电影的理解时，他也只能假装做出不在意的样子，“厚着脸皮”跟随大家摆出同样一副笑容。
周星驰对自己的未来始终有着清醒而浓烈的意识，并时刻为抓住机会做充足的准备。中学毕业后，他没有继续读书，到一家船务公司做助理，那时候就“相信机会一定有光顾我的那一天，机会来的时候就一定要抓得住”。
从作为一个小角色的时候起，他就天天对朋友谈论表演方法，谈论好莱坞男影星，捧读《演员的自我修养》。“准备好，机会一来，立即发力。”
他一直知道如何吸引别人注意。就连他小学四年级时的女同学阿珍也记得他“个子很小又爱引人注意”的样子。
得知香港艺人训练班开始招生后，他为了防止自己的身高成为考试障碍，花钱买了一双价格不菲的高跟鞋。
不过，据说考官就看了他一眼，就决定让他回家了。但他并没有停止尽力展示自己。在此后的演艺生涯里，他一次次像当年争取龙套角色那样去为自己争取可能性。
机会姗姗来迟。1988年，他被选中做一部电影的主角。这时候，他已经花太多时间用来训练和等待，因此立即决断借此成名。他在电影中展示了夸张甚至放纵的搞笑风格，并从此一发而不可收。
他后来回顾当时的心态，“就是发誓要出位”。这是一次带着冒险意味的搏击。“不成功便成仁，因为我等得太久了，如果一开始就给个主角让我演，我不会想得那么要紧，我不需要这样来搏，不用走这一着险招。”他说，“我那时什么都没有，要让人能认得我，我要引人注意，所以只能走险招，比较过火，但求博人一笑。险中求胜，我宁愿被人骂到遗臭万年，都不愿演完之后完全没反应。”
他此后获得的成功可以说是从艰难和冒险中求来的。这巨大的成功则让他得以用幽默的力量影响他周围的世界。
他的影响力传递到中国内地，获得另一种魅力。这种尝试最初是失败的—他的《唐伯虎点秋香》在上映时让内地观众目瞪口呆，大加批判。1994年与内地西安电影制片厂合拍的《大话西游》不但票房惨败，导致周星驰的彩星公司破产，还因为“低级”等原因招致非议，以至于很多年里，当时的西安电影制片厂领导层都不愿意对外谈论这次合作。
但几年后，这部电影重新在内地流行，甚至成为“圣经”一样的作品，其中无厘头的风格，也让很多精神苦闷的年轻人找到了对抗生活的武器。
周星驰是小人物的代言人。他走红的年代，香港尚未从一次经济萧条中恢复。《时代周刊》相信，“周星驰的喜剧影片似乎能够让人们暂时摆脱忧虑和痛苦。”他可以让香港一位销售果汁的商人感到振奋，也让更多承受了苦痛的人学着用微笑面对生活，就像影片中的周星驰一样。
他的确展示了一个草根人物所能展示出的最好的精神状态，有时候是通过起落无定的剧情，有时候是通过滑稽的动作和让人边笑边流泪的台词。
但在他自己看来，这只不过是往日生活的自然投射。“我总是演我熟悉的东西，”他说，“我本身就是草根阶级，我对平民生活感到亲切。”
有一段时间，人们几乎认为他要背离这个套路—他成名之后，电影里一度开始出现那类一出场就地位不凡的主角（比如电影《食神》），但很快，他又回到了老路上。
他始终不愿意承认自己是个怀旧的人，但他的言谈“出卖”了他。直到如今，往日生活也总是会不断在他心里闪回。路过一个地方，他会突然兴起某个时候自己曾经在这里居住过，并顺便回想起当时的生活。有时候，他听到一首歌，就会记起30年前听着那首歌的自己。
过去的生活塑造了周星驰，也牵扯着周星驰，并难免让他悲伤。有一次，一个名叫任田的女记者采访完周星驰，结束之后，请他在一张照片背后写一段话留念。
据她回忆，有那么一刻，周星驰露出难过的表情，然后歪歪扭扭地写下了这几个字：“为什么坚持想一想当初。”
某种意义上，这个51岁男人由往事堆积而成。他喜欢毛泽东诗词，认为毛是个“好伟大的诗人”，原因是小时候妈妈每天早中晚唱《蝶恋花》，“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他每次去卡拉OK都会点唱《小李飞刀》、《陆小凤》这类老歌，他的中学同学李健仁（更知名的身份是“如花”）解释说，这是由于两人毕业后曾一起到钢琴酒吧打工，这些歌“每晚都要听好几遍”。
即使是在一次短促的、原定只谈论电影的采访里，过往也总是从无法预料的角落钻出，内容涵盖他和父亲的交往，他幼年生活的社区，以及他30年前听过的歌曲。令人惊讶的是，他原本应该是一个沉默寡言、防备心重、紧张而容易害羞的人。整个采访过程中，他表现出的唯一一次主动姿态是邀请记者一起品尝助理端上来的剥光了皮的板栗，但了解他的人都知道，吃东西不过是他消除紧张的一种方式。
描画一个明确无误的周星驰极为困难。他同时被人视为天才、偶像、暴君和孤僻者，他做过演员、导演、房地产投资公司主席，近来甚至成为广东省政协委员—但他把原本应该坐在政协会议现场的时间用来接受采访。
他通过喜剧表演塑造一个时代的潮流，本人却在电视镜头前手足无措。他被专著和哈佛大学教授的学术论文反复剖析，本人却没有读过大学，坐在教授丛中几乎一言不发，不知道怎样接话。他捧红了大量电影演员，得到的尊称从“星仔”到“星哥”直到最后变成“星爷”，到后来，这些受惠者却一个个与他交恶，甚至公开借助媒体抨击他。
他的成功和他拥有的权力，与他表现出的孤独感同样让人印象深刻。他的朋友和搭档田启文说：周星驰像武侠小说里的孤独老人，让别人无法靠近。他所举的一个旨在表现周星驰与人疏离的事例是：“星辉公司曾有位工作五六年的会计，但周星驰居然连对方的名字都叫不出来，他经常想太多别的事，而忽略了身边的人。”另一个朋友宋子文说：他心里有壁垒保护自己，“他没有派系，没有拢着一帮兄弟当大哥。他一直是孤家寡人，单打独斗，他一直很封闭”。
人们难免好奇这个喜剧演员如何成长为一个孤独的巨人，如何用一颗心抵挡所有的心。他的秘密藏在往事里。
与那类看重“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的成功者不同，周星驰并不是一个愿意呼朋引伴的人。最极端的例证也许是他在2004年的生日，据媒体报道说，“没有一个人为他捧场道贺”，他自己喝酒，直到酩酊大醉。
事实上，他关于朋友的定义足以让大多数人望而却步。“知心朋友不用多，也不需要多。做知心朋友需要时间，要有考验才可以。”他在1992年说，“我几个聊得来的朋友，起码都认识了10年或以上时间。”两年后，这个正当红的演员又这样剖析自我：“我相信没有太多人会喜欢我的为人。”将近20年后回看，这句话有种一语成谶的宿命感，时间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他的准确。
曾经的女朋友朱茵在分手后感慨她比周星驰幸福。“因为我有不少朋友，有心事还可以向人倾诉，”朱茵说，“他的交心朋友不及我多，朋友也少，他会比我惨。”
他不擅长交往，可以说是畏惧交往。宋子文眼里的周星驰，无论跟多熟的人开玩笑，也会很紧张地先盯着对方眼睛，看他的反应，“他把自己想得卑微”。
“他过分讲原则，私下里要跟他讲人情，他无法接受。连利用贩卖他的可能性都没有。他从来不参加活动。整天能把自己关起来个把月，哪怕只叫外卖也没关系，”宋子文说，“所以他绝对没有朋友。”
《大话西游》的导演刘镇伟曾经力图分清周星驰身上“古板”和“害羞”的界限。“他不敢笑出来，其实他很想搞笑。”刘镇伟说，周星驰起初到刘镇伟在香港住的酒店找他，不好意思敲门，从门缝中塞进来一个纸条表达想法。
当这种害羞达到极致，周星驰就会尝试逃离人群。2001年，他到北京大学与学生交流并发表演讲，上千人早早地在广场上等候他，以至于他躲进了一所校内食堂的厨房里。
周星驰面对电视采访有一种难以解释的紧张感。一次，当摄影机打开，导演请大家准备，他原本自然的表情突然变得僵直，两只手轮番在一只纸杯子上倒换着，桌子下的双腿不停地变换着方式交叠，最后就叉在一边上下抖个不停。
“他在人情上输了。”这是邀请周星驰参加节目的宋子文的解释。宋子文说，周星驰的幽默感只有在跟一个人混熟了后才可能发挥。
宋子文自称了解周星驰。这两个失眠的人曾交流过如何度过长夜。外人不知道周星驰在深夜会想些什么。医生诊断他有抑郁症倾向，常年失眠影响了情绪与工作。有时候，他会在迷迷糊糊之中听到有人催促自己起来开工。
在电话里，周星驰将自己的方法告诉宋子文，不要依赖药物，可以少喝一点酒。他推荐的是“DryMartini”—这是一种产于葡萄牙的著名鸡尾酒，他在《国产凌凌漆》里的演出让这种酒成为一种经典意象。
宋子文相信，即便是试图传递幽默感的时候，周星驰也非常谨慎。“他会试探，因为他骨子里没有安全感，他平时做事也非常谨慎，他的羞涩是掩盖自己的紧张，”他说，“这是很多年来一种心理阴影的折射。”
如果这个判断成立，那么这种心理阴影应该来自周星驰那些人们耳熟能详的过往—父母在他7岁时离异（周星驰曾用他电影里角色的一贯口吻说：他们一举一动都有娱乐性，打架都很有看头）、艰辛的生活、个子矮小的差生受尽欺负的学校时光。
周星驰从小到大都很安静，他的妈妈凌宝儿对此印象深刻。他总是情愿站在窗旁看两小时街景，盯着来来去去的人观察，猜测他们的职业，但“十问九不应”，以至于最亲近的人也无法了解他的内心世界。
“我不愿意说，只愿意做，因为别人不会听你说什么，而会看你做什么。”周星驰这样对我解释，“同样，我也是通过别人做什么来判断，而不太听他说什么。”
“从小他已经习惯什么都放在心里，只看、只听、不说。”凌宝儿说。这有时候会带来长达几十年的隐秘伤痛。周星驰有两个姐姐，每次在那间拥挤的木板房里吃饭时，凌宝儿会把为数不多的肉夹给周星驰，她发现并不是很能吃肉的周星驰每次会把剩下的肉放在嘴里咬一下，还有一次将整块鸡腿扔到地上。失望的母亲打了她眼中自私的儿子。2001年，在凤凰卫视的一个节目里，母亲提到这件事，周星驰解释说，因为母亲很少吃肉，只会偷偷吃掉他们剩下的，他才故意把肉弄脏。在节目里，两人抱头痛哭。
孤独感自始至终没有离开周星驰。当年，他几乎从不与人争吵，最多只会一声不吭进房间。他入行后不久，有一次，凌宝儿接到一个圈内有势力的人打来电话，“那个人打来电话大爆粗口，问我是怎么教儿子的，他说想跟周星驰吃顿饭都这么难，怎么这么不给面子”。
时至今日，周星驰仍然无法在公共场合表现得自如。他清醒地看待自己受到的欢呼，“每个明星都是那样，我没有什么特别的”。他参加媒体和大学的论坛，非常紧张，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他怕自己说错话，主动示弱。“他很怕受伤害，一点点小伤害都接受不了。”宋子文想起这些情形时说，“他不是自大也不是完美主义者，只是把自己表现得特脆弱。”
时光如果荡回多年以前，周星驰会这样形容自己的内心世界：掰着手指头算计着自己什么时候才算长大，最好长得高大健壮一点，不被其他的小孩子欺负，有点力气也好到社会做事赚钱养家。如今的他就像电影《食神》里的史提芬周，“他低调，但是受万人敬仰”，他可以掷下上亿元购入豪宅，但他并没有成为人们心目中那个掌控一切的人。他甚至不愿意去看自己拍的电影，因为“他很怕看到别人的反应”。
尽管如此，周星驰仍然是一个无法忽视的存在。2007年，美国《时代周刊》将他评为唯一一个“亚洲英雄”时写道：“如果说香港有查理·卓别林的话，那就是周星驰。”对于周星驰的拥趸来说，这显然过于保守了，他们更乐意将这个称号的适用半径扩大到整个中国。
他是潮流塑造者，是那些正步入中年的中国人无法绕开的人物，电影《大话西游》的话题被讨论得过于热烈，以至于关于电影的书也成为一个文化现象。他拍摄电影，投资房产，甚至步入政坛。
如果考虑到今日的高度是一个从社会底层起步的人所达到的，那么发出怎样夸张的惊叹也不能算作失态。毕竟，如今拥有强大票房号召力的“中国卓别林”是睡在上下铺的架子床上开始自己的梦想的。他的童年记忆包括帮外婆摆地摊卖指甲钳、去酒楼推着小车卖虾饺、到五金厂打工以及在尖沙咀骑着自行车兜售报纸。他曾经在上映《埃及艳后》的电影院里发现爸爸拖着另一个女人，也曾因为偷50块钱买玩具害得妈妈反复自责而无比难过。
功成名就后的周星驰曾想象过人生的另一种可能性，做个平庸无奇之辈，无非是“跟其他人都一样，找工作，有很多烦恼的事情”，想着“前途怎么样”。不过，他依靠自己的聪明、勤奋以及出人头地的强大企图心扭转了命运轨迹。
在大多数时候，他满怀信心，或者说，用光明前景反复说服自己。他的好友梁朝伟回忆说，“周星驰整天发白日梦，幻想成为大明星”。
在他和梁朝伟一起在香港艺人训练班学习之前，两人已经一起拍过一个8分钟的短片。“那都是周星驰的主意，当时我对演戏不开窍，那个短片他既当导演又当演员，我只是演员。故事主要讲好人与坏人在山上打架，最后好人获胜，他安排我演坏蛋，最后我演的角色被他无情地打死。”梁朝伟说，那时候自己只是周星驰的伴角儿。有点讽刺的是，“伴角儿”很快功成名就，在“主角”还跑龙套混盒饭的时候就开上了豪车。
即使是在无线混日子、跑龙套、毫无前景的时候，他也要用庞大的理想激励自己。那时候，他每天很早起床，洗脸刷牙时会对着镜子喊“加油”，幻想着有一天自己成为主角，“让所有人都见识到自己很拽的样子，在某天拿个什么奖，好让所有人都为自己报个好”。
但与此同时，他的自尊不得不反复接受践踏。多年后，周星驰把自己在刚入行时的遭遇拍成了电影《喜剧之王》。这部电影的票房是失败的，但也打动了无数喜欢周星驰的观众。片中男主角尹天仇对女主角柳飘飘说道：“小姐，如果你非要叫我跑龙套的，可不可以不要加一个‘死’字在前面？”这一幕让银幕前的人们放声大笑，但对周星驰来说却是苦涩的回忆。他曾对宋子文描述那段经历—混得很差劲，不得不为了多赚几十块钱而四处等侯差遣，为了生计着想，“学着很油条的样子，跟人家插科打诨磨嘴皮”，为了一个死尸角色“浪费一升口水争取”。
失意的经历不止于此。有一段时间，周星驰主持一档少儿节目，有报纸刊文讲他只适合主持儿童节目，不适合在娱乐圈发展。周就把报道剪下来贴在床头上，以此勉励自己。
多年以后，周星驰成为主角，成为导演。他喜欢将自己描述为一个“跑腿的”，一个善于听从别人创意的人，“他们不说，我作为导演就完了”。但与他合作过的人对此并不认同。旧日伙伴批评他“不好相处”的声音反复出现，而其中提到最多的，就是他脾气火暴，经常在片场骂人。即便是他昔日朋友田启文在为他辩护时，也不得不承认他会对熟人发脾气。按照香港某娱乐周刊的说法，这位绰号“田鸡”的演员“十多年来一直是周星驰左右手”。
“如果他不关心你，不疼你，干吗要这样？明白的人要清楚为什么，要看是什么情况，什么环境，什么状态，他骂什么。”与周星驰疏远之后，田启文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说。这样的情景，很容易让人回想起作为小人物的周星驰，为了一个龙套角色不得不跟在场务身后反复说着肉麻话的时代。骄傲沉默的周星驰以献殷勤、扮演乖巧来积攒机会，有时只是为了得到的角色有一两句对白，或者只有一点肢体动作。
他不得不忍受在导演面前谈论演技时换来哄堂大笑的结局，不得不殷勤地对一位“大哥”讲话，甚至“不得已拍了几下马屁，说了许多他喜欢听的话来讨好他”，然后听到这位“大哥”跟身边的助理导演以及场务说“这个人怎么跟一条狗一样”，然后回到家里偷偷流泪。
几乎在拍摄的所有电影里，周星驰永远选择站在“屌丝”一方。这让人们总是能轻易从周星驰身上看到很多过往生活的痕迹。最明显之处在于，他乐此不疲地将自己的人生经历糅进电影里，不管是少年时代邻居里深藏不露的武林高手，繁华酒楼里谄媚的店小二，还是那些面对挫折坚强不屈的英雄人物。他说，这都是自己的经历。
但人们却很难知道，他在电影行业的最初遭遇怎样影响了他现在对待别人的态度，是使他对待别人的态度是更好还是同样差。
我问他这个问题，他笑了笑，没有回答。
这时候的周星驰坐在北京高档酒店的套房里，距离当年那个无名小卒已经很远。只有在很偶然的情况下，当他露出那种亲切的、略带着顽皮的笑容，这两个周星驰的形象才会交织在一起。
当时，听着大家调侃他对电影的理解时，他也只能假装做出不在意的样子，“厚着脸皮”跟随大家摆出同样一副笑容。
周星驰对自己的未来始终有着清醒而浓烈的意识，并时刻为抓住机会做充足的准备。中学毕业后，他没有继续读书，到一家船务公司做助理，那时候就“相信机会一定有光顾我的那一天，机会来的时候就一定要抓得住”。
从作为一个小角色的时候起，他就天天对朋友谈论表演方法，谈论好莱坞男影星，捧读《演员的自我修养》。“准备好，机会一来，立即发力。”
他一直知道如何吸引别人注意。就连他小学四年级时的女同学阿珍也记得他“个子很小又爱引人注意”的样子。
得知香港艺人训练班开始招生后，他为了防止自己的身高成为考试障碍，花钱买了一双价格不菲的高跟鞋。
不过，据说考官就看了他一眼，就决定让他回家了。但他并没有停止尽力展示自己。在此后的演艺生涯里，他一次次像当年争取龙套角色那样去为自己争取可能性。
机会姗姗来迟。1988年，他被选中做一部电影的主角。这时候，他已经花太多时间用来训练和等待，因此立即决断借此成名。他在电影中展示了夸张甚至放纵的搞笑风格，并从此一发而不可收。
他后来回顾当时的心态，“就是发誓要出位”。这是一次带着冒险意味的搏击。“不成功便成仁，因为我等得太久了，如果一开始就给个主角让我演，我不会想得那么要紧，我不需要这样来搏，不用走这一着险招。”他说，“我那时什么都没有，要让人能认得我，我要引人注意，所以只能走险招，比较过火，但求博人一笑。险中求胜，我宁愿被人骂到遗臭万年，都不愿演完之后完全没反应。”
他此后获得的成功可以说是从艰难和冒险中求来的。这巨大的成功则让他得以用幽默的力量影响他周围的世界。
他的影响力传递到中国内地，获得另一种魅力。这种尝试最初是失败的—他的《唐伯虎点秋香》在上映时让内地观众目瞪口呆，大加批判。1994年与内地西安电影制片厂合拍的《大话西游》不但票房惨败，导致周星驰的彩星公司破产，还因为“低级”等原因招致非议，以至于很多年里，当时的西安电影制片厂领导层都不愿意对外谈论这次合作。
但几年后，这部电影重新在内地流行，甚至成为“圣经”一样的作品，其中无厘头的风格，也让很多精神苦闷的年轻人找到了对抗生活的武器。
周星驰是小人物的代言人。他走红的年代，香港尚未从一次经济萧条中恢复。《时代周刊》相信，“周星驰的喜剧影片似乎能够让人们暂时摆脱忧虑和痛苦。”他可以让香港一位销售果汁的商人感到振奋，也让更多承受了苦痛的人学着用微笑面对生活，就像影片中的周星驰一样。
他的确展示了一个草根人物所能展示出的最好的精神状态，有时候是通过起落无定的剧情，有时候是通过滑稽的动作和让人边笑边流泪的台词。
但在他自己看来，这只不过是往日生活的自然投射。“我总是演我熟悉的东西，”他说，“我本身就是草根阶级，我对平民生活感到亲切。”
有一段时间，人们几乎认为他要背离这个套路—他成名之后，电影里一度开始出现那类一出场就地位不凡的主角（比如电影《食神》），但很快，他又回到了老路上。
他始终不愿意承认自己是个怀旧的人，但他的言谈“出卖”了他。直到如今，往日生活也总是会不断在他心里闪回。路过一个地方，他会突然兴起某个时候自己曾经在这里居住过，并顺便回想起当时的生活。有时候，他听到一首歌，就会记起30年前听着那首歌的自己。
过去的生活塑造了周星驰，也牵扯着周星驰，并难免让他悲伤。有一次，一个名叫任田的女记者采访完周星驰，结束之后，请他在一张照片背后写一段话留念。
据她回忆，有那么一刻，周星驰露出难过的表情，然后歪歪扭扭地写下了这几个字：“为什么坚持想一想当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