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周刊》做了一个选题：《急之国：中国人为什么丧失了慢的能力？》，很多人爱看，因为说的事正好都是他们正在经历的：中国人，赶时间。最爱“快进”，狂点“刷新”。评论，要抢“沙发”。寄信，最好是特快专递。拍照，最好是立等可取。坐车，最好是高速公路、高速铁路、磁悬浮。坐飞机，最好是直航。做事，最好是名利双收。创业，最好是一夜暴富。结婚，最好有现房现车。排队，最好能插队。若不能，就会琢磨：为什么别人排的队总比我的快呢？
　　
　　这股没耐性的风气也早已影响到年轻的学子。因为编辑《大学指南》，笔者对大学的情况稍多一些了解，也会经常接触到报考大学前后的高中生、大学生。就拿“高考状元”来说事儿吧，每年高考，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照例要产生七八十名文理科第一名，这些第一名中的一大半会被北大录取，而进了北大，其中一大半又都选择了光华管理学院。为什么？许多学生、家长毫不讳言，因为光华的毕业生收入高。这是事实，但也要具体分析。前几年有一个调查，说光华的本科毕业生第一年年薪平均即达20万元人民币，但这是因为当时毕业后直接工作的光华毕业生人数不多，几乎全部进入的是跨国公司，而且供不应求。那么到了今天，工商管理类的人才是否依然那么紧俏呢？其实，读北大任何一个专业，只要干好了，都能拿到年薪20万以上的收入。但很多人却没有这份耐心，而是不管自己喜欢不喜欢商科，先读光华或清华的经管，毕业后去外资企业做一个用英语记账的会计或用汉英双语推销的市场营销，他们对哈佛大学校长德鲁.吉尔平.福斯特对处于类似情景中的哈佛学生的那句忠告：“要是你在醒着的时间里超过一半都在做你不喜欢的事情，你是很难感到幸福的”要么没怎么想，要么想的时候已经有些晚了。
　　
　　不仅普通人不愿等待，大学生不愿等待，就连政府也不愿等待。政府考核发展，要求是又好又快，但基层各级政府的一致理解都是GDP总量要做大、增长速度要提高，而建设的质量、对民生的影响、与自然的协调，这些问题都不再重要。于是我们看到，被拆迁的城市建筑平均寿命不到30年；地震中甚至不地震都会有豆腐渣楼倒下来，时不时地惊一下你的眼球；洪水来临时那些防洪堤形同虚设，完全扮演着带洪水进村的叛徒角色，而那些获得规划许可的违法建筑却又屹立在泄洪道上，想它倒一时又倒不了。
　　
　　政府这么急，官员自然也慢不了，不管是为了升官出政绩，还是为了个人捞好处，都是快马加鞭，大干快上。许多因腐败落马的贪官总结出的一条共同原因是：上级对自己提拔得太晚了！真是世说新语呀。
　　
　　中国的企业家也是这股快毛病最严重的患者群。上项目，上项目。投资，投资。他们深知，在这个资源紧缺的国度，竞争与争夺不可避免，而机会稍纵即逝。他们每天为自己参与的或面临的倾轧心烦意乱，被项目太少、速度太慢搞得吃不香、睡不着，抓住一个项目就像抓住了救命的稻草似的，来不及多想就全力以赴地扑过去。
　　
　　正是在政府、官员、企业家们的共同努力下，中国以GDP总量全球第二、第三位的水平，取得了国民幸福指数全球倒数第二、三十名的成就，这一结果还是有点令人啼笑皆非吧。而中国人为此付出的沉重代价，不仅包括普通百姓的血汗，还包括许多官员、企业家的梦想与前程：我曾从事过多年新闻工作，采访、结识过的政府官员、企业家可谓不少，回想起来，其中竟有相当比例的人下场不妙，有的黯然下台，有的锒铛入狱，有的甚至被剥夺了生命。
　　
　　这些都是中国人的快毛病引出的问题吗？
　　
　　一个快毛病盛行的社会，必然将进入一个集体弱智的“笨蛋时代”。因为越来越多的人懒于思考，轻信砖家，渴望捷径，拿侥幸当规律，拿无知当个性，拿盲目当勇气，甚至当那些顶着博士头衔的官员们拿着稿纸念错字、说着缺乏基本的语言逻辑的话时，你一定很纳闷怎么连社会精英都是这么一幅模样？严重的问题正在这里。日本学者大前研一在《低智商社会》一书中提出：人们正在走向低智商社会的深渊。看来，人们集体走向“低智商社会”，其中一个标志就是精英们也放弃了思考，而参与恶搞，因为思考的结果来得慢，而恶搞的反馈来得多快呀。
　　
　　“企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其在道也曰∶馀食赘形。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老子·二十四章》）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论语·子路》）祖先留下的这些智慧精华、这些长期闪闪发光的人生哲理，曾是中国人安身立命的心灵基石。今天的中国人恐怕连从字句上加以理解都变得十分困难了，而从心态上与之契合更是难于上青天了。但是，没有智慧的伴随，没有思想的引领，我们前进得有多快，我们前途的岌岌可危也将来得同样有多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