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下午我有幸在电影频道看了影片《极限救援》，我深深的被故事打动了。其实电影所讲的故事实在是太普通了，但就是这极普通的故事，却叫人震撼。它象一股暖流，滋润着人们那早已干涸的心田，它更象一声惊雷在华夏大地上炸响，唤醒人们那尚未泯灭的同情与爱的最原始的本性。他还象一支探棒，在试探人类文明道德的底线。
　　
　　我不知道看了这个电影别人会作何感想，我只知道自称心硬的我，自始至终没有离开过眼泪。故事的主人公，就是那个叫刘武的出租车司机师傅因没有车子、房子而被女朋友的妈妈叫停。又因心情不好开快车，而被警察开了罚单。正生气、郁闷之时，才一周岁多点的小豆豆，因吃鸡肉不慎将一小块鸡骨头卡在了嗓子里，本地医院治不了，要转哈尔滨儿童医院。他的父母抱着他从医院跑出来，正好上了刘师傅的车，而没好气的刘师傅，根本不想拉活。但当他当听了小豆豆的父母说明情况后，刘师傅二话不说，开车就直奔哈尔滨而去。一场极限救援，就这样开始了。
　　
　　为了及时把小豆豆送到医院，司机刘师傅拨通了哈尔滨交通台热线，请求在高速口能有车引路，解省时间。交通台两位播音员及时请示台长，为一个幼小的生命延长了节目的播出时间。一时公交系统的政委、儿童医院的科主任，都被请到了电台。特别是方主任往医院赶的那场戏，真是个精彩，方主任坐上了出租车往电台赶。可行到半路，堵车了。这可急坏了司机，因为他已经知道了自己的使命。在没办法可想的情况下，他抢下了骑三轮收破烂大爷的喇叭。正当老大爷连追带骂时，他听到了司机喊出的为了孩子请大家让道的真情。老人如梦初醒，当听说电台要方主任从步行街到另一个路口上车时，老人毫不犹豫的请方主任上了他的三轮车。老人在前面使劲的蹬着，那位司机在后面拼命的推着，导演在这里给我们上演了催人泪下的一幕。
　　
　　那位拉着小豆豆的司机刘师傅和电台联系上不久，手机就没电了，这可急坏了电台播音员向老师。真是山重水浮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向老师急中生智，他把事情的原尾向司机听众说清楚后，让刘师傅马上在他的车上做一个显著标志。然后告诉行驶在这段路上的司机师傅们为了孩子的生命，把自己多余的手机献出来，给这个有标志的车使用。只一会刘师傅的车就收到了四个好心人的手机。
　　
　　为了能把孩子顺利送往医院，医院的救护车来到高速路口等待。可刘师傅没来过哈尔滨，一着急提前下了高速，上了环城高速。这可急坏了交警政委，因为这正是上下班高锋期，条条路都急容易堵车。他急忙告诉刘师傅在下一个路口下高速后，就急忙命令刘师傅必然经过的哪条街戒严，以便刘师傅能顺利通过。可不巧的是刘师傅又走错了路，路被堵了，刘师傅急忙和电台联系。电台立即把这一情况向所有司机师傅通报。就在小豆豆的父母感到绝望的时候，前面的一辆辆车在挪动，很快一条通道打开了。刘师傅急忙鸣响感谢的喇叭，从这条两边有为他们祝福掌声的通道疾驶而过。孩子得救了，它是哈尔滨人的骄傲，是东北人的骄傲，也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到这里使我想起同样是在我国，与此相反的事例也是层出不穷。一个人病倒在路边只有看热闹的人群，没人管，有的因交通事故司机逃逸，而伤员没人管。咱们先不说司机逃逸的法律问题和道德问题，咱就说有人倒在路边没人管的事，这种事是屡见不鲜的。例如：冯巩在春节晚会上的小品，就揭露了这一现象：老大爷被撞倒在路边没人管，冯巩把他送到医院，立即就被医院的人扣下来。在一般人看来，人既然不是你撞的，你为什么把他送医院来，救人者反倒成了罪人。幸好老人家及时苏醒，才给冯巩解了围，围是解了，可它留给人们多少沉思，多少遐想。
　　
　　那是在1992年，我在农村的一个丁字路口处做生意，忽然听到外边的噪杂声。我急忙赶去，见地上已躺倒了4个20岁左右的女孩子，路边停着一辆轻卡，一个象是司机的男子正束手无措的站在那。我急忙向他问明情况，知道他确是司机，是因为躲一辆从路口上来的拖拉机，才撞倒正在等车的女孩子们的。我说那得先救人哪，可司机告诉我现场是不许破坏的，要救人只能拦过路车。我便不知好歹的去拦车，结果一辆车也拦不下。我一时脑怒起来，就发动所有看热闹的说：“这几个姑娘因交通事故受伤，我们不能见死不救，大家听我的话都到公路上去站成一排，给四位姑娘拦车。”大家听了我的话立即去做。
　　
　　这里是北京至哈尔滨的102国道，车非常多，大家刚站好就拦了很多车。最前面的一辆是普桑，我忙和司机说明情况，可司机告诉我：他还有很急的事要办，叫我再去看看别的车。我说医院就在前边5公里路边，你给我捎上一个伤员和肇事司机就行，可不管怎么说他就是不答应。这下我可真急了，心想如果所有司机都这么说，这车岂不是白拦了。想到这儿就又十分客气对司机说：“你看到那个空场没有，我用手指了一下路口下边的空场，司机点点头，我接着说：“请把车开到那个空场去，我不让你走，你就永远也别走，你不是急么？”我这么一说司机急了，问道：“你凭什么？”我说：“凭一个人的最起码的良心和同情心。你不是没有么，就到下边去清醒清醒，等你人的本性复苏后再走。”他见我说话强硬，便把话拿了回来，同意拉伤员。第一辆车装上伤员，别的车根本就没费口舌。伤员就都顺利上车，由肇事司机跟着向医院方向驶去。从那以后跟我没有关系的交通事故我从来不看。因为我知道我这爱管闲事的毛病长此以往会给我若祸的。
　　
　　可事情往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真是树欲静而风不止。那是在2000年春天的一个上午，时间大概是8点，在我工厂对面的，一个开电气焊修理部的张师傅，骑自行车到我厂里，非常着急的问我：“你们这儿今天缺工人吗？”我问怎么了，他就说在公路上，我厂门口东侧，有一辆被轧扁的自行车。显然是车祸，而受害者却在离自行车100多米远的，一条下道的道沟里。左脸已被拖得没肉了，躺在那里奄奄一息。我急忙问：“肇事车在吗？”他说没有。一听这话，我也着了急，因为如果真是我厂工人，我是有责任的。便急忙招呼各班班长清点人数，果然缺了一人并且没有请假。我急忙开车，拉上帮忙辩认的工人向事发地点驰去。当辩认者认清不是我厂工人后，我悬着的心才算落地。
　　
　　可他虽然不是我厂工人却已到了垂死境地，极需要好心人的帮助。我心不忍，便向所有在场的乡亲们拱手说：“各位乡亲，请大家跟我一起发发慈悲，把他送到医院去吧！”听我说了这话，那位张师傅急忙来到我的面前说：“不是说不是你们厂的吗？”我说：“是啊！”“既然不是你们厂里的，你管这闲事干吗？”他显出很生气的样子。我说：“现在他伤成这样急需救治，再一晚他可能就没命了！”“这关你什么事？”张师傅着急的说：“是我把你从厂里拉来的，你的安全现在由我负责，你好心，办好事，办完好事人家赖上你咋办，你就不想想后果。”我说：“有这么多人给我做证我怕什么。”“没人给你做证，我们吃饱了撑的去给你作证。”这时的张师傅已从着急开始生起气来：“老方，听哥一句劝，赶紧回去，你要真想救他就给有关部门打个电话，花点电话费你也就心安了，是死是活就看他的造化吧。”
　　
　　我极不情愿的上了车，到厂后急忙给有关部门打了电话。后来警察到我这里来调查，再后来便是听说那人还是死了。
　　
　　这些事到现在每每萦绕在我的脑际，触动着我的道德底线。这是怎么了，我们有着几千年文明史，有着儒家、道家思想的礼仪之邦，面对着可贵的生命竟都不愿伸出援手，他们那最起码的同情心哪去了。后来想想还是冯巩的小品道破了天机。那就是，如果老大爷真就醒不来咋办，就算是醒来了还仍装糊涂咋办。虽然是带着讽刺意味的小品，但结尾不还是让冯巩这个见义勇为的英雄白搭了5000元钱么？
　　
　　我们也想大声疾呼，可做为生活在社会底层的百姓，我们说话又有几分轻重。社会在讲精神文明，而宣传精神文明的人背后又在做些什么，现代人的口头蝉是，商品经济社会，大家都要向钱看，有的人被车碰了一下，虽然已经站起来，但好象又突然想到什么，再躺下，这回可是任谁拉都不起来了。开车撞了人看看人没死再轧一遍。这在当今社会早就不是什么新鲜嗑了，所以看了电影《极限救援》才对我有如此强烈的震撼。我想编剧和导演一定是在社会公德遭到蹂躏的今天，不得不站起来大声呼喊。呼唤那久违了的全民族的道德意识，在这方面我又想起国歌中的一句话：“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说到这里，我好象把话题说得太沉重了，有点太杞人忧天了。不，绝不是，如果我们的上层建筑对我所讲的上述情况，不能给予充分认识的话，那么社会的精神文明，就会被拜金主义思想所取代，带给社会的也一定是灭顶之灾。
　　
　　还好，现在我们的党和政府已意识到这方面的问题，每一年的感动中国就是我们这个社会最阳光的一面。而百家讲坛则是我们道德教育的大课堂，在千万个感动中国的英雄们的带动下，我们的精神文明一定会得到长足的进步。而百家讲坛也一定能把道德思想的鲜花撒向祖国的四野八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