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了东瀛一年一度“樱飞草长”的时节。所谓“年年岁岁花相似”，说的当不是今年———今年的樱花开得有些寂寞。说寂寞，是因为赏花客锐减的缘故。由于地震和海啸夺走了数以万计的生命，日本列岛沉浸在前所未有的深度悲伤、压抑的氛围中，扶桑国成了服丧国。
　　
　　往年的这个时节，赏花胜地游人如织。入夜，射灯打在樱树上，火树银花不夜天，人们在夜樱下推杯换盏，纵情歌欢。樱花盛开的这十天半个月，是清酒和啤酒、威士忌销售的黄金档期。然而，今年不复如是。
　　
　　在东京市内的代代木公园、目黑川等名所，游客稀落，且孩子明显多于成人。因计划停电的缘故，几乎看不见夜樱，星空倒显得格外浩渺、粲然。偶尔有三五成群的白领在树下席地而坐，刚摆开家务事想喝上两盅，视线便被旁边立着的一块告示牌吸引：“请自觉，这种时候请勿在花下聚饮。”
　　
　　不仅赏花，音乐会、舞台剧及这个季节特有的祭神行事，如三社祭、神田祭等娱乐活动悉数叫停。如此肃杀的氛围，并非出于任何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行政命令和指导，而是基于国民的“自肃”意识。一些学者发现，虽然完全无人动议或刻意推动，作为一种制度化了的文化形态，已被今天的日本人一丝不乱地继承了下来，诚可谓“文化日本”。
　　
　　日本自古以来有服丧的文化，且礼数周详，颇不乏繁文缛节。明治时期经过改革，程序上有所简化。明治以前的丧服为白色，明治天皇大丧以后，按欧美的习惯改成黑色。
　　
　　照民俗学者神崎宣武的说法，所谓“丧”者，分两层：“忌”与“服”。“忌”者，系亡者的家族、亲属所为之行事，人死后的七七四十九天为中阴，中阴期间为“忌中”。这期间，杜绝所有娱乐，不参加任何社会活动，在家守忌。所谓“服”，指四十九天的“忌中”过后，仍继续守忌者，多限于亡者的近亲，是谓“服丧”。
　　
　　至于丧期的长短，明治时代的《太政官令》有明文规约：父母之丧，“忌”为五十日，“服”以百日为常，最长以一年为限；义父母、祖父母之丧，以“忌”为“丧”，凡三十日；妻、嫡子之丧，为二十日。依此，此番国民在消费活动上的自肃当属“忌中”。
　　
　　一般来说，中阴一过便出丧。照此计算，从3月11日起的第四十九天，应为4月29日。在此之前，国内消费应该不会有大起色。而以首相菅直人为首的全体阁僚脱下蓝色防灾服，重新换上西装是在4月1日，从3月1日起算，刚好是第二十一天，为与妻、嫡子之丧同格，应视为最低限度的服丧。
　　
　　服丧文化的定型和渗透，说明今天的日本社会在敬畏生命的文明指标上已经过关，在自然灾难过后，缅怀逝者、慎终追远已近乎国民的集体无意识。日本不仅有类似中国“亡者为大”的文化，且更加彻底、极端化：照神道教的说法，人死便成神（Kami）。庆长三年（1598年），丰臣秀吉病死。死后，后人在京都东山的阿弥陀峰建造陵墓，同时在山麓的方广寺一带构筑社殿，称“新八幡”，与作为源氏的氏神即武神的“八幡神”并列，以期庇护丰臣秀赖等子孙。
　　
　　然而，有文化则有文化矣，可过度的自肃损害经济，不利于社会繁荣是毋庸讳言的事实。对此，《读卖新闻》日前发表社论指出：“自肃过度的话，不仅会失去生活场域的润泽，且国家的活力将尽失。若想唤回国家整体元气的话，关键是要把生活节奏调整到通常的状态……”
　　
　　应该说，读卖的声音代表了主流社会的某种焦虑。自肃的蔓延，导致消费低迷，使原本就挣扎于通缩的经济更加萎顿。进而，企业活动的停滞和消费的萎缩，直接导致法人税和消费税这两大骨干税种大幅缩水，从而直接反作用于复兴支援计划，使政府的复兴预算编制雪上加霜，被认为是舍本逐末，甚至本末倒置。
　　
　　德国哲学家阿多诺尝言：奥斯威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基于类似的耻感，2011年春天，樱花在列岛默默地绽放，默默地枯萎、凋落。夜樱之美艳丝毫不逊往年，同样凄美得令人窒息，但分明有某种东西妨碍了赏樱，使审美成为生命中无法承受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