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如果我要死亡
　　
　　布洛克的《八百万种死法》中提及很多莫名的死法：在垃圾堆里拣台旧电视被炸弹炸死；在家里把衣服挂进衣柜会被流弹打死；警察在地铁里阻止乘客吸烟会被枪杀……读这本悬疑小说时，我总会想到发生在我们国家的一系列死亡事件。所谓多难兴邦，但我宁愿我们的国家平平安安，正正常常。宁愿我们这些普通人喝得了奶还不会有肾结石，住得到房还不会半夜从二楼掉到一楼，坐得了火车还不会遇到撞车……
　　
　　这些非正常死亡，看上去多么不可思议：躲猫猫死、洗澡死、床上摔下死、睡觉死、噩梦死、睡姿不对死、发狂死、抠粉刺死、激动死、喝水死、摔跤死、上厕所死、洗脸死……鞋带上吊死、撞墙死、坠楼死、问话死……在这些个体死亡事件中，我们看到了比《八百万种死法》更精彩的故事，也许更令人垂头丧气凄然泪下。如果我要死亡，我希望选择一种平和的可以被理解的方式，让我的亲人能接受，能坦然面对他们自己的人生。
　　
　　套用一句话是“这个国度有十三亿人口，所以有十三亿种死法。”虽然这话语明显不对。譬如汶川、青海、云南地震中死去的人们，他们无法抵抗天灾，但都因地震而死。譬如河南平顶山矿难、重庆暴雨、云南大雨中死去的人们，他们同样无法选择生与死，但被选择了死亡数字——35人。如果我要死亡，我希望我的亲人知道，我希望能在墓碑上刻上我的名字，供思念我的人寄托哀思。
　　
　　每天我们都会见到报纸上报道不同的人不同的死亡，他们或者主动或者被动的离开人世，这都是令人悲痛的事情。这些离世的人们，他们还没来得及获得应有的尊重，公平的待遇，还没来得及享受幸福的生活，美好的人生，就匆匆与这个世界告别。有很多，甚至连挥手的机会都没有。如果我要死亡，我希望能在最后摆一个优雅的姿势，对着天空，面露微笑，和这个世界做最后一次告别，而我的亲人都在身边微笑。
　　
　　我们的离奇死亡，从来不会带来皈依和反思，只会令更多的人在有生之年去攫取，去损害他人利益。因为：这一秒，无法预测下一秒会发生什么。既然随时都可能死亡，那自暴自弃更成为了一种通病。自暴自弃没什么，但一面自暴自弃，一面紫气东来，就有些过分了。既然是想死之人，又何必要祸国殃民呢？如果我要死亡，我就想在某个山里找个地方，看书，写字，把我所知道的，我所领悟的都留给这个世界。
　　
　　《八百万种死法》写的是对命案的追踪，故事的主人公马修不停追踪凶手，实际上，他是在寻找让自己活下去的理由。每个人都有活着的理由，尽管我们对这个世界抱怨大于赞美，忧伤多于快乐。但我们还是想苟活在这个世界上。即便如马修，他没有生活目标，冷眼看着城市里如蚂蚁生活的人们。他能看到蝼蚁尚且偷生，也能看到无形的死亡随时在周围出现。他会一点点累积线索，去追寻真相。如果活着，还是不要随便期盼死亡。
　　
　　但如果我非要死亡不可，我还是希望能有体面的死亡。穿着我最体面的衣服，看着我最爱看的书，双眼一闭，手一挥毫无痛苦。但你知道吗？在这个世界，体面的死亡多么不容易。我们的墓地需要去购买，等了50年后还要续费。想着这些，我极不情愿躺进棺材里。五十年后，我的墓碑会被一个陌生人砸掉，我的骨灰坛会被人拿去做泡菜，而放在棺材里的那本书，会随风化成灰烬。这一切是多么悲哀。
　　
　　二、如果我不能体面的死亡
　　
　　活着，是一件美好的事情。我们应该好好活着，过好每一天，让每个小时每分钟都有意义。有意义的生活，不是创造财富，而是让自己成为一个有价值的人。有价值，并不是硬要卖身去做什么，也不是在路上做穿越状显摆，更不是开着玛莎拉蒂摆阔……有价值，是让自己对做过的事情不会后悔，不会失望，而会觉得这事情做得让自己满意，对得起天地良心，也对得起亲戚朋友。
　　
　　有一道数学题：“B地到F地距离为2331公里，甲车先开，时速150公里，15分钟乙车后开，时速170公里，请问多少分钟后，乙车追上甲车？乙车先开，15分钟后到Y站，请问甲车什么时候开，才能避免乙车撞上？甲车时速20公里先开15分钟，乙车时速170公里，请问多少分钟后乙车撞上甲车？”我从小就没有弄明白，数学题总是适合数学家、工程师们去解决，在我心中世界最伟大的职业便是他们，能从一堆数字中找到社会发展规律。
　　
　　这几天，一直在关注温州“7·23”动车事故。总想起小时候做的数学题，那时候的题，总是问两车的距离和时间，让我有种长大后想立志当火车司机的冲动。但我终究不是一个数学天才物理奇才，个子矮还当不了服务人才，没有过硬的关系连买张火车票都只好跟在一大群黄牛党后面排队像根木材。我无法为我国高速发展的铁路事业作出自己的一份贡献，连高铁都只坐过一次，那次只感觉到快，无比的快，快得就像这个国家。
　　
　　我的脚步总是慢于这样高速运转的时代，经济快步增长，我的钱包总是迅速瘪下去。记得刚出道时，花五块钱能在网吧包夜一晚，看完《死神来了》看《死亡诗社》。《死神来了》讲述各种死亡的离奇方式，仿佛死神无处不在，只要它盯着你，怎么都逃不掉，喝水都能死掉。《死亡诗社》原著自然精彩过电影，在平静的人生里，能有这么一位老师带领我们，聆听死亡的声音，感受生命的美妙，去用全新的视角看这个世界，该是多么荣幸！
　　
　　《死亡诗社》，是我想推荐给铁道部的官员看的书，他们应该能从这本书里感受到生命的短暂，人生的渺小，强大的社会机器对个性的摧残；他们也应该能读到如何做一个有梦想、有激情、有担当的人；他们还应该能看到个体的死亡对集体的影响。这个世界，总是有着陈旧的需要被新鲜的替代，再懦弱的人在走投无路时总是变得无比坚强，人们的顺从是有底线的，当忍无可忍时伴随而来的是反抗。
　　
　　“我步入丛林，因为我希望生活得有意义，我希望活得深刻，汲取生命中所有的精华，把非生命的一切都击溃，以免让我在生命终结时，发现自己从来没有活过。”这大概就是对我所说的好好活着的诠释。惠特曼的这句诗成为整个《死亡诗社》的基调，“死亡诗人致力于吸取生命的精华”，而我们这些普通人呢？何尝不是需要去汲取生命的精华，得到灵魂的净化？但是，连病都生不起的我们，谈得上去谈论精神层面的东西吗？
　　
　　既然耗不起时间去谈论精神，那也耗不起时间去谈论如何体面的死亡。当自由、激情甚至同情心怜悯心都被扼杀时，我们真的没有能力去幻想自己将来如何体面的死亡。尽管死亡就是一瞬间，甚至不为人知孤孤单单。就如温州高铁动车事故中，那些至今仍被标明无名氏的“成年”人们，他们在世间活过，却没有名字留下；而那些还在失踪的人们，他们甚至连身首异处的尸首都无处可寻。这些死亡，称不上体面。
　　
　　但我们的死亡，现在大多数都是在这种不体面中开始的。以不体面的挣扎开始，以不体面的埋葬结束。假如我不能体面的死亡，我想我也无能为力。一切都不是在我控制的范围内，我的生命有一只无形的手捏着，而我只能按照中指的指向去奔波。是的，那竖起的中指，就是我的生活方向，我们偶尔偏离，面临的便是死亡。但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还没来得及交代遗言，便离开了我深爱的深切希望改变的世界。
　　
　　三、我最害怕的死亡方式
　　
　　我爱生我养我的国家，小时候我为这个国家而自豪。面对国旗我会心潮澎湃，聆听《义勇军进行曲》我会潸然泪下。我很满足闻着屠夫家猪肉香味吃酱油拌饭的滋味，我很满足骑着自行车行走在乡间鹅卵石小道上的感觉。听着爷爷说着农村合作社的故事，听着奶奶说着小时候被抱养的往事，我深感这个时代的进步。至少，上君保佑了每个人能吃饱饭，也保佑了像我这样的农村娃儿能读到初中毕业，认识一箩筐的字。
　　
　　长大了我依然为这个国家而自豪，我们有即刻模仿随意定做的山寨手机，有从潲水、污水中提取的地沟油潲水油，有含着苏丹红的咸鸭蛋，有喝了就可以见到美丽护士的牛奶，有三年就能修成的高速行驶的动车，有一年可以翻修一次的主干道，有刚地震就快建成的地铁，有付了首付还了20年贷款70年后被收回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垮掉坏掉烂掉的房子……衣食住行，都有可定制化的生活，一切都是我们自个在当家做主，除了钞票。
　　
　　钞票只是一张张纸，就像书一样。它不如快乐来得快。我们会去看超女快男花儿朵朵，我们会去哼红歌跳忠字舞，我们约会吧请你非诚勿扰。即使温州发生动车追尾数百名乘客生死不明，我们还是歌照唱舞照跳勋照授。这总让我想到《娱乐至死》：“在这里,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
　　
　　尼尔·波兹曼的《娱乐至死》，提出了一种恐慌，娱乐成为了严肃话题的一部分。从这次温州动车追尾事故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娱乐倾向，不少博主采用笑话的方式来表现情绪：“譬如想要一个人死，让他去坐动车；想要一个人失踪，让他去坐动车；想要一个人死了还没人知道，让他去坐动车。”就好像这样的隐喻不敢明示，等待着被揭示。但这样的笑话在面对死亡面前，多少显得不尊重。
　　
　　尼尔·波兹曼说，我们的传统的理性的以阅读为基础的文化即将演变成一种以娱乐业为核心的基于电子媒介的“不良”文化。当然，在这个娱乐的年代微博的时代，这样说未免有些武断，但仔细想想，又不无道理。我们正在借助微博，利用隐喻，力图形成自己的舆论领袖地位。娱乐和戏弄在消解严肃和破坏正常的话语体系。但娱乐并没有能力改变我们的价值观，因为简单的娱乐和近似黑暗的娱乐并不能形成理论。
　　
　　《娱乐至死》，阐述的实际上，是在娱乐环境上，我们已经失去了基本的判断力，转发大于原创，围观大于思考，我们在如同黑暗森林中摸索，焦虑、抑郁、失眠等多种症状成为了并发症。在一次次的恶性循环中，再罪恶的事件也变成了一种消解，因为我们每天都需要新的刺激，原有的罪恶已经成为麻木。就像在这次温州动车追尾事件中，我们的关注点不断改变，从关注救人到关注高铁到关注下课到关注掩埋到关注赔偿，可惜没人关注受伤者。
　　
　　娱乐能至死吗？在我认为，现在至少能致死。譬如前段时间的戴套强奸不算强奸，那便是娱乐直接导致的；又譬如所谓假扮中国红十字商会副总的郭美美，受人关注的便是她本人爱娱乐导致的……而真正娱乐致死的是李昌奎将曾经的女友王家飞掐晕后强奸杀害，且倒提摔死王家飞3岁的弟弟王家红；“药家鑫”“李刚的儿子”这些又何尝不是娱乐致死呢？我们陷入了一个狂欢的时代，分不清是非也不知道对错，见到事件发生最多鼓鼓掌。
　　
　　我最害怕的便是娱乐至死，这样的死亡方式太不光明磊落也太糊里糊涂。年轻时，我想为崇高的理想而选择光荣的死；年长时，我想为崇高的理想而选择卑贱的活。这不是我说的，是《麦田守望者》里的话语。死亡，我们不能控制，不能引导，不能反复，只有一次。对这样的一次机会，我希望不是不由自主，希望能够控制。虽然不知何时死，但我希望能好好活着，无能也要有力量的活着。这样，至少有人会在我死去的时候说，这个人死了；而不会说，这条狗死了。
　　
　　四、给自己的一堂死亡课
　　
　　活着，是一种体系，社会体系，诸多元素组合在一起，成为了一个基本的人。人直立行走，有着自己的语言，会使用工具，而且还习惯群体生活。单独的人离群索居，很少见。他所使用的物品，很大一部分都来自于社会。即使是鲁宾逊这样的人，他也有来自外来世界的劳动工具才得以成活。但是活着这样的体系，远不如死亡体系来得庞大。尘归尘、土归土，人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但还是有些肉体之外的能存留在世间。
　　
　　生者影响逝者，逝者影响生者，这不光是从温州动车事故中能看出来。观诸世间所有的葬礼，都有着这样的影响存在。而在温州动车事故中，逝者给我们以悲伤，以警醒，以反思，以唾弃……一个社会的死亡体系如何影响活着的人的，最明显的影响因素自然是人们对死亡的处理方式。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葬礼呢？查尔斯·科尔在《死亡课——关于死亡、临终和丧亲之痛》一书中这样说：“‘死亡体系’所发挥的作用，在当今社会，通常是致力于阻止死亡事件的发生，并尽量对人们掩饰死亡残酷的一面。”
　　
　　是的，掩饰。就像温州动车事故中的车头合着逝去人们的遗体遗物一同被掩埋一样，人们看不到需要看到的真相，无法去理解死亡的途径，从而无法与死亡事件进行沟通，避免更大的时间发生。这是我们社会的独特“死亡体系”，包括将逝者直接火化，凭借火化证领取赔偿金，它让死亡变成了一种交易，也让死亡变成了毫无意义。死亡应该是能带来哀伤、痛苦的，死亡同样是应能带来新生的。倘若明年一周年祭日时，那泥土上长出一朵朵白花，是刺得眼睛痛和心碎的。但这样的“死亡体系”正在对我们进行无形的剥夺。
　　
　　是的，剥夺。温州动车事故中铁道部的举动剥夺了生者的正常怀念、哀悼权利，也剥夺了正在经历痛苦的生者亲者痛苦的权利。“重点的是，人们是在毫无察觉中就剥夺了他人的这个权利。或者干脆将剥夺人权的行为掩藏起来。”人们的痛苦，得不到承认，即使得到支持，但是在所有证据被毁灭的情况下，他们痛苦的权利已经被剥夺。因此，铁道部用同样近似残忍的方式，剥夺了生者其他应有的待遇，任由他们呼喊着还有人没救、还有尸体没有发现、还有遗物没有挖掘……生者失去了哀悼的权利，我们无法期盼生活方式因此而改变。
　　
　　而逝者呢？逝去的人们因为那些不顾人情的所谓指示、指令没有正常的葬礼，生者和逝者都无法完成回归。生者的孤立无援，他们改变不了死亡的事实，也无法去回应死亡这个事实。铁道部的种种举动，让生者感觉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每个人都可能沉浸在悲痛中无法回归正常的生活。《死亡课》一书中说：“我们有时候会回想起生活中得一些令人痛惜的‘失去’，但是有时候，我们是在失去了那些人或者物之后才真正明白他们的价值。”但要明白那些“价值”，是需要通过葬礼，通过瞻睹遗容遗物来完成的。
　　
　　我们无法哀悼，便无法抵抗悲痛的情绪，于是一个社会的新的“死亡体系”正在生成，它会对以后的死亡产生影响，最明显的是在温州“7·23”动车事故中，舆论的声讨和民众的谴责，如《死亡课》所说，“一个社会和它的死亡体系是如何影响死亡的，最明显的影响因素就是语言的表达”。舆论的声音是在寻找新生活的意义，并试图对逝者和死亡进行新的意义整合与重构。因为我们需要一种支柱，才能让生者度过痛苦期，顺利进入缅怀期。重新定义对逝者的感情，生者需要脱离生命的盲点，因为爱在分离。
　　
　　因为爱的分离，所以生命是有限的。“既然总是要死，那生、爱有何意义？”活着的意义在于珍惜，在于寻找不朽的途径。所以我们通过文字、绘画、音乐来记录对短暂一生的感悟，“生命因爱而精彩”，但可惜的是，铁道部这次的种种举措，就仿佛钢铁般冰冷，缺少了爱，他们的生命还有意义吗？当你老了，回忆起这次动车追尾，你会不会对自己产生绝望和厌恶呢？在我们没有给死者也没有给生者应有的尊重和权利时，将来谁会给我们应有的尊重和权利呢？要知道，人都会走向死亡。
　　
　　用《死亡课》中的一句话作结尾：“有些人相信，只要他们有足够耐心，那么他们总有一天会明白所发生的一切的意义。还有一些人总是不停地重复着一个终极问题：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