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座城市
　　
　　在最初的印象里，贝尔格莱德是一座粗粝的城市。走在街上，随时遇到被炮火削去一角的老楼房、熏黑的墙体残垣，或者，不知过去哪场战争中击打的弹孔还任其留于外墙。比起我们更熟悉的西欧的精致华美，贝尔格莱德老城无意补饰的苍凉和真实，倒显出一种大气的美感。
　　作为曾经的南斯拉夫联邦首都和现在的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被记载为“历经40次战火而不毁灭的名城”。仅在“二战”期间，它就遭受了两次大轰炸：1941年，德国军队的攻击曾让这个城市所有的公共服务系统瘫痪，被摧毁的建筑包括国家图书馆和多数政府机构。1944年战争末尾，英美飞机对德国纳粹占领下的贝城又进行了长达半年的轰炸，“二战”结束后，这座城里的3万幢房屋有1.3万幢变成了废墟。1999年“北约空袭”，新城区的中国大使馆和南斯拉夫国宾馆被毁，位于旧城中心的国防部大楼和国家电视台大楼也被炸得残缺支离，至今仍保留着废墟原貌。
　　在贝尔格莱德那几天，我们和当地人一样，每天都从国防部的那片废楼前面走过。
　　我们住在莫斯科饭店。这是一座建于19世纪奥匈时期的老饭店，靠近城里最时尚的塔拉齐亚区（Terazija）。楼下莫斯科咖啡馆在这座城里就像巴黎圣日耳曼区的“花神”一样，是当地时髦文艺的象征地，尤其在20世纪上半叶，其间常客都是城里最有名的诗人、作家、剧作家、演员，或者来自其他国家的那些文化名人。作为佐证，有个真假莫辨的传闻：1923年，莫斯科咖啡馆因修缮而告停业两个星期，城中文化名流因此而受到一次严重煎熬。
　　真实的大饭店轶事，是关于196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南斯拉夫著名作家伊沃·安德里奇。安德里奇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做过南斯拉夫王国的最后一任驻德国大使，“二战”开始后被迫返回德军占领的南斯拉夫王国，独自隐居在贝尔格莱德写作，获诺奖的《德里纳河上的桥》就在这个时期完成。他的传记作者写道，安德里奇住普里兹伦大街，离莫斯科饭店不远。有十几年时间，只要他在贝尔格莱德，几乎每天中午都会从自己住处步行到莫斯科饭店的咖啡馆用餐，然后再沿对面一条古老的米哈伊亲王林荫道向西，风雨无阻地散步到尽头，那里有位于多瑙河和萨瓦河交汇处的卡尔麦戈丹要塞，是城中最古老的中世纪城堡，也是贝尔格莱德至今最美的公园。1961年10月26日中午，安德里奇像往常一样去散步，等他从古堡踱回到家中，楼道里已经挤满人，等着祝贺巴尔干半岛的首位诺奖得主。
　　作为一个克罗地亚族血统的波斯尼亚人，安德里奇没有表现出种族之见，他在一生的多数时日里都认为自己是一位南斯拉夫外交官和塞尔维亚作家，中年后也一直居住在塞尔维亚文化的中心贝尔格莱德，而不是波斯尼亚家乡。安德里奇被赞誉为“巴尔干半岛的荷马”，写作了史诗般的作品，他自己也亲历了在两次世界大战建立的两个南斯拉夫——南斯拉夫王国和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也称为第一和第二南斯拉夫，作为国家它们总共存在了70年：1918年，摆脱长达数百年的奥斯曼帝国继而奥匈帝国的统治后，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联合成立君主立宪制王国，1929年正式名为南斯拉夫王国。联盟因第二次世界大战而解体，在1945年又重新开始，铁托领导建立了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成员包括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马其顿和黑山。在安德里奇1975年去世时，他的国家尚且完好，直到15年后，联邦在种族仇恨和战争中崩离。他仿佛就是美国历史学者约翰·R.兰普在著作中写到的那种人：“也许最悲哀的是那些骨灰仍闪耀着的人。因为他们是南斯拉夫人，并且他们曾一次或两次拥有一个国家。”
　　
　　阿瓦拉山上的中国当代艺术展
　　
　　贝尔格莱德有三家重要的国立博物馆：塞尔维亚国家博物馆、塞尔维亚当代美术馆、南斯拉夫历史博物馆。前两家在10年前相继启动修缮工程，因资金筹集困难，时修时停，至今未能完工，无法向公众开放。目前处在正常运营状态的唯有历史博物馆，它也是此次“北京—贝尔格莱德：中国当代艺术新景象”的展览场地。
　　作为中国文化部委托北京画廊协会举办的东欧交流项目，这个展览已在索菲亚、布加勒斯特和布拉格巡展过，贝尔格莱德将是最后一站。北京画廊协会主席、策展人程昕东说，展览带去了40位中国艺术家的60件作品，“这不是发生在中国本土的当代艺术的全部，但这是第一个在东欧地区如此大规模的中国当代艺术群展”。除了张晓刚、王广义、方力均、岳敏君、叶永青、展望、王功新、钟飙等知名艺术家作品，展览也将李晖、高禹等年轻一代艺术家带给东欧观众和当代艺术界。这些作品在中国国内大都多次展出和出版，但在贝尔格莱德仍然吸引了很多观众，从电视到报纸都有大篇幅报道，塞尔维亚文化信息部长伊万·塔索瓦茨和中国驻塞尔维亚大使张万学一起观看了展览。曾经相近的历史语境，或许让贝尔格莱德人对中国当代艺术的语言和视角都有某种体验。
　　历史博物馆位于郊外阿瓦拉山。说是山，其实是一处低矮丘地，茂密的树林将它环绕其中。现在已入深秋，落叶铺陈，景色尤其丰富厚重。不远处是贝尔格莱德的传统富人居住区德津耶（Dedinjie），很多国家都将使馆选建在此地。博物馆原是铁托的工作场所，后来改建为博物馆，用来陈列铁托收到的各种纪念物品，前几年又更名为历史博物馆。中国当代艺术展开幕期间，铁托遗孀约婉卡·布罗兹去世，10月26日的隆重国葬便在阿瓦拉山上的“花房”举行，塞尔维亚政府将她和1980年去世的铁托合葬。在现场，我们虽是旁观者，也目睹了国家剧变后带给个人的深重困扰和复杂心情。除了官方人员，很多普通民众也自发前来参加告别仪式，包括从马其顿、克罗地亚赶到的耄耋老者，他们曾是铁托反法西斯游击队的战士，胸前挂满昔日勋章。按照铁托家人的意愿，葬礼音乐选用了《啊，朋友再见》的旋律，这首民歌曾被改编用在南斯拉夫著名反法西斯影片《桥》当中。据当地媒体报道，约婉卡十几岁加入游击队，1952年成为第一夫人，在各种外交场合曾经也是风华绝代。铁托死后，因为和晚年铁托发生的感情矛盾，她被掌权者冷落30年，据报道晚年住在一所没有供暖的房子里，境遇落寞。现在她被以国葬相待，对历史有所了解的人难免理解为政治和时局所需。当伤感的旋律在现场反复奏响，人们向约婉卡告别，也在向铁托时代的最后印记告别。
　　
　　塞尔维亚的艺术困境
　　
　　为中国当代艺术举办展览的南斯拉夫历史博物馆，前身之一是革命博物馆，在上世纪70年代它的馆长名叫丹妮卡，而她正是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Marina Abramovic）的母亲。
　　谈论南斯拉夫当代艺术，当然首先就是阿布拉莫维奇。她被西方艺术界视为这个时代最伟大的行为艺术家，“无量之物”和“休止的能量”至今仍是难以超越的代表作，看过的人，很难忘记那把指向心口、引而不发的情人之箭。1988年，她还和当时的男友、德国艺术家乌雷在北京做过一次著名的行为作品——“情人·长城”：两人分别从长城两端出发，行走1550英里后，在长城中间相会，然后从此分手。
　　南斯拉夫联邦在1991年开始崩溃时，阿布拉莫维奇已经离开这个国家15年，但在内心深处实际上无法和生长之地贝尔格莱德分离：从1946到1975年，她在这座城市出生、上学并成为艺术家。她父母都是铁托游击队的战时英雄，战后在政府中身居要职：父亲曾为铁托近卫队队长，后遭贬谪，母亲则一直是握有权力的高级文化官员，她父母在“二战”中相遇的故事则是战争电影创作的题材。在关于阿布拉莫维奇的一本传记里，作者说南斯拉夫到处有她母亲的雕像。我们在贝城看到了很多女性雕像，可惜不知道哪座才是。
　　1976年离开贝尔格莱德后，阿布拉莫维奇长期生活在阿姆斯特丹，后来是纽约。但在1997年，已经在国际上成名的阿布拉莫维奇仍然答应代表南斯拉夫馆出席威尼斯双年展——那时南斯拉夫作为国家已然四分，仅剩下塞尔维亚和蒙特尼哥罗，但展馆保留了昔日之名。这也许就和他们的音乐一样，有一种流行风格专门被命名为“南斯拉夫怀旧”（Yugonostalgia）。那届双年展开幕前，阿布拉莫维奇和蒙特尼哥罗文化部却在作品观念上发生了重大分歧，艺术家要真实表达她对巴尔干冲突的感受，官方希望展示国家的诗意和优雅艺术，在国内媒体上对艺术家有所指责。阿布拉莫维奇于是宣布切断自己和南斯拉夫馆的一切联系，改在意大利国家馆临时提供给她的地下室里完成了行为作品《巴尔干巴洛克》，并且，她获得了那届金狮奖。
　　在所有战后东欧共产党执政的国家中，南斯拉夫是唯一和苏联决裂的政权。由于铁托主导的对外不结盟运动和国内自由主义框架，南斯拉夫和西方国家的交往曾非常频繁，并从中获得政治和经济红利：拥有开放的边界和更高的消费水准。早在20世纪60年代，贝尔格莱德在文化艺术领域已表现得更多受到美国和西欧的影响，“唐老鸭”是那个时代南斯拉夫孩子熟悉的卡通形象，也经常被印在贝尔格莱德最有影响力的《政治报》上。到80年代初，南斯拉夫每千人拥有175台电视机，这个比例接近当时奥地利的水平。
　　这里的艺术环境也不封闭。1958年，阿布拉莫维奇12岁，就跟她主管一个官方艺术基金的母亲丹妮卡去了威尼斯双年展，在那里她第一次看到西方前卫艺术，如罗伯特·劳申伯格、安迪·沃霍尔等人的作品。虽然她母亲在贝尔格莱德支持的是学院派现实主义，并将这类作品带到威尼斯参展，但他们对西方艺术潮流并非不了解，青年艺术家中也不乏自发组合的先锋艺术团体，比如60年代中期，在斯洛文尼亚名城卢布尔雅那附近出现的一个名为OHO的小组，他们相信平凡物品的力量，主张艺术应该“通过接受客体的存在方式来接近客体的真实性”。OHO是南斯拉夫最早做行为表演的艺术团体，对阿布拉莫维奇产生过很大影响。她和几个美院同学私下也发起“六人小组”，对马列维奇的结构主义、杜尚的现成品理论感兴趣，也对正在西欧成名的约瑟夫·博伊斯、伊夫·克莱因等人物十分向往。1968年贝尔格莱德发生学生示威大游行后，作为铁托应诺的礼物，贝城秘密警察的社交俱乐部在1971年被改为青年学生文化中心，成为前卫文学和艺术行动的开放沙龙，“六人小组”在那里实验了他们的装置艺术、声音艺术和现场表演，阿布拉莫维奇最初引起关注的行为作品也在那里完成，她在现场被同伴用包装带从头到脚包裹为一个木乃伊，而观众观看了全部过程。她也可以给伦敦、纽约的重要画廊和当代艺术机构写信，寻求参加各种国际展览的途径。1972年，在学生文化中心举办的艺术节甚至请来了正当红的约瑟夫·博伊斯作为客座艺术家，他坐在观众中间，观看了阿布拉莫维奇的行为表演。
　　总之，处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南斯拉夫，当代艺术环境的开放向度是同时期中国艺术家难以想象的，大约在20多年后，他们才获得相似的机会。这也让我们对眼前所见的贝尔格莱德现下的当代艺术和艺术市场的相对滞后感到困惑。欧盟在90年代的经济制裁、近年消费的衰退，是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吗？
　　我们参观了正在进入尾声的2013年“十月沙龙”，这是贝尔格莱德已经保持半个多世纪的官方沙龙展，每年一度。阿布拉莫维奇在离开她的国家之前，也每年向沙龙送展过自己的作品，都是一些学院风格的绘画，和她在学生文化中心的作品判若两人。今年“十月沙龙”的艺术展场位于市中心一栋临街的三层楼房，门票20第纳尔，约合人民币四五元。参展作品已经不局限于学院派的绘画和雕塑，也包括装置和录像艺术。展览的名字很吸引人——“无人比你更属此地”，但整体看后，却没有令人印象深刻的作品。阿布拉莫维奇曾经身处其中的那种激进和先锋性，似乎已经消失。
　　阿布拉莫维奇当年入读的贝尔格莱德美术学院，仍在原来的位置，离古老的卡拉麦戈丹要塞不远。我们将去拜访的艺术家什切帕诺维奇（Vladislav Scepanovic）就在这所学院担任油画系主任，同时也是国家当代美术馆的馆长。他的画室在一栋老式住宅楼顶层，一室一厅，被成堆的作品和几件老家具塞得满满当当。什切帕诺维奇绘画具象波普，当他把作品一件件展示出来，在中国艺术家看来，图式如此熟悉，比如：百事可乐招贴前的圣母子，以罐头汤商标为背景的耶稣受难图景，代表专制意象的萨达姆、卡斯特罗和米洛舍维奇像，在米老鼠和可卡因招贴前微笑的“幸福人家”系列……什切帕诺维奇生于70年代初，对于他和他这一代塞尔维亚艺术家，是否还存在一个西方艺术体系的观照呢？他的答案是：当然存在，西方艺术通过媒体大量进入，不断对这里的艺术家发生着影响。但是按照他的说法，在贝尔格莱德美术学院，艺术教育依然倾向于保守的现实主义，“没有几个人绘画波普，我也是唯一在课堂上为学生讲授波普绘画的老师”。他目前的作品售价在2000～5000美元，他的同事、另一位出生于70年代的艺术家，告知我们他的雕塑作品售价是5000～1万美元。3年前，偶尔有塞尔维亚本土收藏家来访，另外有位日本人经常购买他的作品，什切帕诺维奇说，自己是全国柔道冠军，和那位日本藏家是在柔道场上认识的。
　　但现在，随着塞尔维亚富人大批移民，他已经有将近3年没有出售过什么作品了。
　　什切帕诺维奇主管的国立当代美术馆，眼下境遇更加困扰他。我们去参观了这座美术馆，位于多瑙河岸，旁边就是森林公园，视野相当漂亮开阔。当代馆修建于1965年，正是南斯拉夫的黄金时期。这座具有工业设计风格的现代建筑当年由塞尔维亚两位本土建筑师建造，5000平方米展览空间采用五层贯通的形式，参观动线非常自由，对自然光线的采用也几近完美。面向河岸的一面为落地玻璃幕墙，通过百叶窗来调整光线强弱，观众也可随时变化视角。当代美术馆建成后，南斯拉夫当代艺术三年展就开始在这里举行，1970年，前卫艺术团体OHO就在这座馆里表演过他们的行为作品；1975年，阿布拉莫维奇也在当代馆沙龙上展出了她裸体表演《节奏》系列行为的照片。当代馆的前卫气质在那个时期似乎无可置疑。
　　大约10年前，在南斯拉夫已经解体为六个共和国之后，塞尔维亚政府决定对这座美术馆进行整修。但是直到今天，我们看到的仍是一座闭门等待后续资金的空馆，再也没有向公众打开过。馆长什切帕诺维奇无奈又委屈，他上任4年，除了在历史博物馆里拥有一间办公室，从来没有在自己的美术馆里策划过一次艺术展，并且，这种等待也不知道会终止在哪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