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匆匆人生路，花开又花落。追忆着那朝花时代难以忘却的友谊，与现在心灵上一种无法解脱的哀痛，回味一生，感慨万端！文章语言朴实，抒情流畅！

　　朝花，带着露珠，迎着清晨的阳光，在微风里抖擞着。也许她的花瓣还没放足，她的枝叶还有些娇嫩，可是在她的一花一叶中，都充满着青春的活力，预示着她的盛开期快要到了。
　　
　　花开也有花落时。匆匆人生路，犹如花开花落，非常短暂。留下的只有对往事的记忆和回顾。
　　
　　（一）
　　
　　1954年秋，我刚升入高中时，同学们选我负责班级的墙报，我给墙报起了个名字，叫做“朝花”。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朝花老在我的脑海中伴随着我。
　　
　　我们江南女子中学的同学是一群花季少女，墙报用了朝花作为刊名，引来了同学们的喜爱，很多同学热烈投稿，一个星期就要更新一次。“朝花”里的篇篇小文章，就像那乡间田头盛开的一朵朵一簇簇，五颜六色的小朝花，天真、美丽、无暇！
　　
　　在朝花中，兰的稿件是最优秀的最出众的。第二个学期，班上的墙报朝花，就由兰来负责了，兰接替了我的班级工作。
　　
　　女子中学里，高中班多了些新同学，我是本校初中升上来的。兰，是新来的，她的家在江北，平时周末也不能回家，我常常在周末回家时，带着兰到我家，我妈妈专为她做点好吃的。我和兰，是高中三年的同窗好友。
　　
　　（二）
　　
　　兰的文学水平非常高，我们相互喜欢对方的优点，她也很佩服我的数理化成绩。
　　
　　我们每看完一部电影，她就会对我说，“你很像剧中的XX”；或者对我说：“你可以演剧中的XX”。她一本正经的说话，常常惹的我笑痛肚皮。兰的脑海中，早就想着当电影的编导。
　　
　　在高中考虑升学志愿时，兰肯定是报考文科的，我也肯定是要报考理工科的。我知道，我们将来不会走在一条路上。但是，兰极力地劝我，考文科，考文科。
　　
　　我给兰说，其实我也很喜欢文科。但我想，在我年轻时，还是想干理工科方面的事，我想像居里夫人那样，做个中国的女科学家。等到我年老力衰时，或者走投无路时，我再自学文学，以便朝花夕拾。用文字来记载一生中所做过的事，用文字来表述一生中所感悟的道理。
　　
　　以后，兰考上了文科，毕业后在上海电影制片厂从事编导工作；而我考上了理工科，毕业后分配到山东的小城市工作。
　　
　　自从兰当了上影厂的编导，我凡看电影时，总特别注意电影中编剧和导演的名字。不久，就看到了一部电影中的副导演，是兰的名字，以后她又当正导演，后来又得了最佳导演的提名奖……兰的电影事业成功了，兰成了有名的导演，我真为她高兴；而我在小城市里工作了几十年，苦苦挣扎，艰苦度日，默默无闻。相比之下，我有点自卑，但仍然自尊和自信。
　　
　　（三）
　　
　　1987年，我去上海看病，在上海工作的我大学的同班女同学，安排我住在他们单位华东电管局的招待所中。我住妥后，就给兰打电话，想让她来看看我。不一会，我从窗外看见兰来了，兰的眼也直望着二楼的窗，我们二人同时喊出了：“我看见你了！”这五个字的声音。
　　
　　我们见面后紧紧相抱在一起。她告诉我，她正在突击一部电视剧的分镜头工作，为避免外人干扰，住在上影厂的招待所中，她一人住一个标准间，房间内空一个床位，让我住到她那里去。这样，我们又像中学时代一样，在同一个房间里，住了好几天。
　　
　　每天晚上，她要熬到深更半夜，或者通宵达旦，把那个剧情故事，分成一个个镜头。我说，我来帮你干掉点，她说，不行不行，你干不了。其实，我看并没有什么难度。
　　
　　以后，兰又带我到她家中，她的老公是上影厂的编剧，那年刚去北京领了金鸡奖回来，儿子在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读大学。
　　
　　兰把她的书房展示给我，让我选几本喜欢的书带着，我看了那些书的封面和大概内容，一本喜欢的也找不到。原来，隔行如隔山，那些深奥文学书中的中文字，我都弄不懂什么意思，何来喜欢呢？而她把那些书，视为最宝贵的东西。
　　
　　在兰的家中，常常遇到有人找她商谈工作。来的人中，很多是名影片中的名演员，还有电影插曲的词曲作家。平时，当我看完一部电影后，常常为那影片中的主要演员敬佩不已，也很喜欢电影中的插曲，在兰的家中，见到这些名人，感到很荣幸。
　　
　　（四）
　　
　　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在北京认识了一位老革命叔叔。
　　
　　他的妻子在解放前，打入到国民党台湾政府内部，1950年被叛徒告密，暴露了共产党员的身份，而被国民党杀害了。烈士牺牲后，因为台湾政府内部还有我们共产党方面的人，国家不能承认这位烈士。烈士的在中国的亲属，忍受着反革命家属的待遇40年之久，到1990年，我们国家才正式承认她为烈士。
　　
　　这位烈士，是我父母年轻时参加革命时的战友。1939年，这位烈士生孩子时，组织安排我母亲和我姨妈护理她，当时我母亲身怀临近出生的我。1990年，我姨妈应邀去参加了烈士牺牲40周年追悼会，那时我的母亲早已去世，参加会议的老人，问我姨妈：“你姐姐那时肚子里的孩子现在在那里？”，在1993年，我去北京出差时，姨妈就把我领到那位老革命叔叔家中。
　　
　　我从他们那里知道，我的父母，那时都是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都有一定的职务，也有正规的编制。只是解放前，地下工作者都要用国民党时期的合法身份伪装。解放后，父母和组织失去了联系，等到这位烈士的身份被公开后，我父母的组织关系也公开了，但是我的母亲已经去世，父亲年老力衰。我的父母在解放后遭到的不白之冤，他们生前没有看到水落石出。老叔叔告诉我，他们组织的上级领导潘汉年，解放后长期被关在共产党的监狱里，直到去世。
　　
　　北京的老革命叔叔对我说，党中央同意出资为烈士拍一部电视剧，老叔叔正在通宵达旦地整理有关材料，但还没有编剧和导演来承接这个工作。
　　
　　1994年，我从老叔叔那里拿到部分有关烈士方面的材料，寄到上影厂我的高中同学兰那里，我想她会非常认真的帮助老叔叔完成这个任务的。我非常高兴的告诉兰，听说是中央出钱拍摄，资金是有来路的。
　　
　　几天后，兰看了我寄去的有关烈士的英雄材料后，给我回了电话。她说，拍部电视剧，是要很多钱的，中央出资的资金是不够的，还要有地方单位的资助。她说，写个女英雄，很难得到外界的资助，不如写个妓女挣钱多。她没有接受这个电视剧的编导工作。
　　
　　我听了愣了。我不知道这个世界，什么是正道。
　　
　　不久，比我大2个月出生的烈士的儿子，得了胃癌；接着，老叔叔去世了。我能够找到的知情人，我的姨妈，那时开始“老年痴呆”，在2006年也去世了。有关烈士的电视剧，我再没有办法听到什么消息。
　　
　　（五）
　　
　　又是15年过去了，退休后的路，也走过了15年。我和兰之间，再没有联系过。我不知道，她以前的电话号码还好不好用，我没有勇气再给兰拨电话。我过去的电话号码至今没变，我等待着她能来电，但她再没给过我电话。
　　
　　兰，我亲爱的同窗好友，你知道我在想你吗？
　　
　　有过多少往事，仿佛就在昨天；有过多少朋友，仿佛就在眼前！
　　
　　现在，我年老了，但力还不衰，也没有到走投无路的时候。人生七十，要干的事还很多，抽不出时间学习文学。但为了朝花时代难以忘却的爱好，每天深夜时分，少睡点觉，来到“好心情”网站，学点文学和写作。过去的事，不会再来，只能“朝花夕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