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夏天，我来到江苏常熟。
　　
　　站在串月桥边观望虞山和尚湖，看到的是一幅水墨山水画：湖水平展如镜，尽处是蜿蜒绵长的远山。山色渐远渐深，渐渐没入天际。元代画家黄公望就葬在虞山西麓，与山水相伴。
　　
　　彼时彼刻，黄公望的旷世名作《富春山居图》合璧大展正在台北故宫博物院隆重举行，其前半部分《剩山图》来自大陆，后半部分《无用师卷》来自台北故宫博物院。
　　
　　台北，炎热挡不住鱼贯而入的游客，问起最想看什么宝物—“当然是合璧的《富春山居图》”。这是台湾开放大陆民众来台观光以来，两岸民众第一次对最想看的台北故宫珍宝有如此坚定不移的共识。在一个长达16米、恒温恒湿的大通柜中，两幅分离了361年的画卷并案而列。“你想不到，我的家乡就在这幅画里。”80多岁的沃坤荣指着柜中的《富春山居图》，微笑着说。19岁离开浙江富阳新登的他，原本是富春江上的一名船夫。1949年，他来到台湾。可能是过于激动，沃坤荣一直握着双拳，连声说：“我真是非常、非常、非常高兴！”带着学生特地来参观的台湾艺术大学欧豪年教授边看边解说：“你可以注意，两幅画颜色不一样，《剩山图》比《无用师卷》颜色略深。《无用师卷》长期藏在深宫，而《剩山图》在民间流传，曝光率高于《无用师卷》，所以颜色会有差别。”
　　
　　与台北故宫的热闹相比，虞山脚下稍显冷清。
　　
　　微风携来细细的雨丝，轻轻地拍打面颊，传递些许凉意。到了夜晚，这里应该更凉吧。我的行程太紧张，无暇夜游这湖这山，只能遥想，假如月夜来访，一定要携酒相行。
　　
　　饮酒赏月，可算是中国人独有的行为艺术了。有的人是独自赏月，有的人是结伴而行。黄公望是一个人。《虞山画志》记载他“每月夜、携瓶酒、坐湖桥，独饮清吟”。我不知道600多年前，当黄公望一个人坐在串月桥上，望着月色中的虞山和尚湖，会是怎样的一种心境。黄公望的后半生，以云游四方为主，可以说是“行遍江南清丽地”。最终，他的旅途止步于故乡虞山。也许，这是无数个月夜，他和虞山一遍又一遍的约定吧。
　　
　　从虞山脚下出走，最后归葬虞山，这是黄公望86年的人生历程。
　　
　　作于富春江畔，焚裂为两段，分藏于两岸，最后在台北合璧展出，这是《富春山居图》664年的人间之旅。
　　
　　明末小朝廷偏安台湾，两岸一度分离；清末甲午海战中国失败，台湾被割让日本，两岸再度分离；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两岸三度分离。
　　
　　一幅《富春山居图》，多少家国情怀在其中。
　　
　　离别故乡
　　
　　改朝换代离别多，是规律，也是悲剧。
　　
　　1950年5月10日，福建省东山县铜钵村。
　　
　　败退的国军一次性地将3766名东山渔民掳往台湾，其中包括青年渔民林红知。当押送这批壮丁的兵舰行将开走之际，林红知5岁的儿子追到海边，冲着父亲喊：“阿爸，回来给我买双鞋。”
　　
　　38年后的1988年，林红知回来了，鞋也买回来了。
　　
　　2004年4月27日，我在东山县铜钵村“寡妇村展览馆”的橱窗里，见到了这双鞋的复制品。当时的我，满眼泪水，因为我的儿子，也刚好5岁。我无法想像也不敢想像，正是舔犊情深的时刻，突遭生生割离，有什么语言能形容那种锥心之痛呢？
　　
　　类似的悲剧，今天还在续演。
　　
　　2011年7月1日，台湾宣布开放，北京、上海、厦门的居民可以不参加旅行团，个人赴台旅游。这是一件好事，但对北京退休教师刘爱华来说，却是一次伤感之旅。
　　
　　60多年前，刘爱华的父亲刘文翰随国军撤往台湾，却无力带走老婆孩子。当时的刘爱华只有7岁，火车快要开动的时候，父亲握着她的手，轻轻地嘱咐她要乖乖听话，要帮母亲分担家务，要好好照顾弟弟妹妹。这一别就是半个多世纪，直到最近几年，通过辗转寻访，一家人终于取得了联系。刘文翰先后回大陆探视三次。最后一次，他感伤地对刘爱华说：“我生不能回故里，死也一定要葬在你妈身边！”老先生还事先选好北京天慈公墓的墓地，临走前交代女儿不要忘记。
　　
　　2003年和2006年，刘爱华的母亲和父亲先后在北京、台湾去世。因为大陆居民赴台必须以团体形式进行，刘爱华觉得不方便。此次台湾开放自由行，她便第一批报名。
　　
　　2011年6月30日，在台北南港军人公墓，刘爱华从台湾移民署官员手中接过父亲的骨灰坛。想起当年父亲轻轻的嘱托，她也轻轻地说：“爸爸，我们回家吧。”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诗经300首，有不少人认定这16个字是最美的词句。
　　
　　人生一世，有什么能比离别故乡、离别亲人更让人感伤的呢？
　　
　　黄公望的人生，也是从离别开始，从7岁开始。
　　
　　公元1275年，江苏常熟的7岁男童陆坚，来到浙江温州永嘉黄家，改名换姓为黄公望。
　　
　　《江南通志》记载，黄公望“少丧父，母依永嘉黄氏，遂因其姓”。也就是说，黄公望并不是一般所说的过继给了黄家，而是父亲死后，母亲携子嫁入黄家。黄公望的父亲是怎么死的，史书没有记载。他随母前往永嘉的1275年，正好是蒙古军队攻陷常熟。因此有人推测，黄的父亲死于战火，其母带子出逃。
　　
　　我乘坐的长途大巴从常熟到达浙江富阳，用了近5个小时。车外一直在下雨，半睡半醒之际恍惚感觉不远处的田野中，一位中年妇女，一手拎着包裹，一手牵着孩子，正仓皇前行。
　　
　　在地图上丈量江苏常熟和浙江永嘉的直线距离是396公里，约800里路，看似不长但实际上，道路的蜿蜒曲折、上山下坡、过江过湖、来回奔波，这对母子当年走过的路，保守推算也要1500里。
　　
　　古代交通落后，百里之外已是一个陌生的世界，何况千里之外。因此，浙江永嘉的黄家不可能派人前来迎娶这对母子，也不可能有人介绍他们一路前去投奔。极有可能的情况是，这对母子一路流浪或者一路乞讨，辗转到了永嘉，听说有一个姓黄的人家没有后代，极其盼望有一个儿子。于是，母亲带着儿子，在某一个早晨来到黄家，表示愿意嫁入黄家，孩子可以改名换姓。对于黄家而言，这是天降麒麟。黄家老翁一句“黄公望子久矣”被史书记载，也成了一位伟大画家的名和字—黄公望，字子久。
　　
　　从常熟出发，一路往南，最便捷的路线也要经过昆山、苏州、嘉兴、海宁、杭州、富阳、诸暨、义乌、缙云、青田，然后到达永嘉；这中间的水包括太湖、钱塘江、富春江；这中间的山有括苍山、雁荡山。我不知道这对母子在什么样的季节、用什么样的方式，一路南行，越过这些山山水水。他们不可能骑马，也不可能都坐船，他们很可能是一路步行；他们不可能住店，他们很可能在荒山破庙留宿，他们也有可能在大户人家的屋檐下相拥而卧；他们不可能锦衣玉食，他们一定是衣衫褴褛、食不果腹。这段路程，放在600年前，放在一个7岁男童和他的母亲身上，至少要3个月吧。这段路程，太艰难了！
　　
　　所以，当黄家出现了这么一个机会，即便黄家老翁已经九旬高龄，母亲也顾不得了，为了孩子的前程，她做出了自己的决定。
　　
　　我不知道7岁的黄公望，心智发展到了何种程度。当一个5岁的男童冲到海边，大喊着让父亲买一双鞋回来；当一个7岁的女童被父亲拉着手叮咛托付照顾弟弟妹妹；想来7岁的黄公望，跟着母亲长途奔波，一路颠沛到达浙江永嘉，他的内心不会是简单如一张白纸的。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
　　
　　7岁的黄公望，将故乡埋在内心深处，开始了他崭新的人生旅程。
　　
　　爱上富春
　　
　　隐居泉林、寄情山水，是中国文人的又一种重要的生存方式和行为艺术。
　　
　　但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很多隐居者并未因隐遁而默默无闻，反而因隐遁而声名显赫。
　　
　　东晋谢安，出身名门望族，和王羲之是好朋友。他在浙江绍兴会稽东山隐居，名声在外。有人推举他做官，他上任一个多月，就回东山了。到了四十多岁的时候，他重新出来做官。于是，中国成语多了一条—“东山再起”。
　　
　　唐朝卢藏用，隐居在长安附近的终南山，名声也很大。卢藏用比谢安聪明，选的地方好。那个时侯长安没有高楼，在城里面一抬头就能看见终南山。朝廷有了空缺，官员一抬头，看到终南山，自然就想起卢先生。于是，卢就很顺利地入朝为官了。于是，中国成语又多了一条—“终南捷径”。
　　
　　这些人，他们的精神世界里，有寄情山水的成分，更多的则是惦记庙堂之间那点事儿。黄公望则不一样。
　　
　　早年的黄公望，也曾经是一个热心仕途的人。元朝初年，没有科举制度，汉人想做官，要先从一般的办事员—吏开始，做吏到一定时间，才有机会做官。1291年，24岁的黄公望在杭州得到一个吏的差事，在浙江廉访使徐琰手下做一名文书到40岁左右，黄公望辗转投身到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张闾门下，依旧是一名书吏。
　　
　　虽然仕途并不顺利，但黄公望在杭州近20年的经历，对《富春山居图》的创作具有重要意义。他结识了一大批官员、文人、书画家、道教高人，形成了属于自己的社交圈子；同时也开始接触绘画，这是他晚年隐居杭州、流连富春江畔最深层次的原因。
　　
　　黄公望的上司张闾是个贪官，1315年，张闾案发被逮捕入狱，黄公望因为是张的书吏，受到牵连，一并入狱。这一年，黄公望47岁。这是继7岁家国破败、流浪南迁之后，黄公望遭受的第二次沉重打击。
　　
　　更具悲剧性的是，就在这一年，元朝恢复了开科取士，黄公望的朋友杨载参加考试中了进士，做官去了。身在狱中的黄公望与这个机会擦肩而过。
　　
　　跌入人生谷底的黄公望在狱中给杨载写了一首诗。这首诗我没查到，但找到了杨载回赠的诗，题为《次韵黄子久狱中见赠》。杨载在诗中安慰黄公望：“世故无涯方扰扰，人生如梦竟昏昏。何时再会吴江上，共泛扁舟醉瓦盆。”
　　
　　朋友的劝慰，作用不大。黄公望坐了4年牢，出狱后，对仕途再无幻想。
　　
　　1329年，黄公望加入道教全真教，从中寻找心理的慰藉。他相信一切命中注定，也愿意测算别人的命运如何，于是他云游各地，做了一个卜算先生。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开始拿起画笔，认真作画，喜欢上了富春江畔的山山水水。他临摹古代山水杰作，更多地是取法自然，搜尽奇峰打草稿。在自己所作的“写山水诀中”，他说：“皮袋中，置描笔在内。或于好景处见树有怪异，便当模写记之，分外有发生之意。”富春山水就这样在他的笔下，渐渐活了起来。
　　
　　他也在富春筑屋安家。在自己画的《秋山招隐图》中，他写下这样的题记：“予向构一堂于其间，每春秋时焚香煮茗，游焉息焉。当晨岚夕照，月户两窗，或登眺，或凭栏，不知身世在尘寰矣。”
　　
　　在富春，黄公望感觉自己脱离了红尘。
　　
　　知己同怀
　　
　　中国的文人雅士玩潇洒，玩到登峰造极、玩得惊世脱俗、玩成千古佳话，细数起来，王羲之父子可谓典范。
　　
　　公元353年，东晋永和九年，王羲之等42位当时最有名望的画家、书法家、诗人、作家、豪门望族聚集在浙江绍兴会稽山下的兰亭，饮酒作诗，“畅叙幽情”，是为兰亭雅集。诗稿收集上来之后，王羲之乘酒兴，在蚕茧纸上用鼠须笔写下一篇序言，是为“兰亭序”。这篇书法作品被称为“天下第一帖”，为经典中的经典，其影响笼罩了之后的整个书法史。兰亭成了极品、孤品、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代名词，以至于当明朝的大画家董其昌得到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爱不释手，实在想不出更好的赞美之辞，索性将此画称作“画中兰亭”。这个评价也得到了历史认可。
　　
　　和父亲相比，王羲之的第五个儿子王徽之（字子猷）的做派，不遑多让。
　　
　　《世说新语·任诞》中这样记载：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大意是，居住在绍兴山阴的王徽之一天晚上一觉醒来，屋外大雪，于是喝酒吟诗，兴致勃发，忽然想起老朋友戴安道正在剡溪边上隐居，何不找他一块共赏雪景。说走就走，王徽之的船就奔着剡溪去了。这段路程比较远，经过一夜才到。结果到了戴安道隐居地，王徽之又掉头回去了。人家问怎么回事，他说：“我本来是乘着兴致前往，兴致已尽，自然返回，为何一定要见老戴呢？”
　　
　　这个故事，叫做雪夜访戴，或者叫剡溪访戴。王徽之往访的对象戴奎（字安道）既是隐士，又是山水画家，是中国山水画理论体系的重要奠基者。
　　
　　王徽之潇洒走一回发生1000年后，黄公望根据这个故事画了一幅《雪夜访戴图》。直到1970年，这幅图仍“混迹”在云南博物馆的“次等文物”中，不为外人所知。著名文物鉴定家徐邦达认出这是黄公望的真迹，该画遂成为国家一级文物，成为云南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此次台北举办的《富春山居图》合璧大展，台湾方面向大陆借展12件文物，其中就有这幅《雪夜访戴图》。
　　
　　无论是兰亭雅集，还是雪夜访戴，抑或俞伯牙摔琴谢知音，体现的都是中国文人之间那种无法用言语表达的知己情怀。“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鲁迅语）。因为这种知己情怀，王羲之写下文、字俱佳的兰亭序，王徽之虽然过门不入、故作潇洒，但在他的朋友中，还有比老戴更亲密更值得他雪夜乘舟造访的吗？
　　
　　《富春山居图》之所以成为千古名作，最重要的原因，乃是这幅画作背后，也体现了一股浓浓的知己情怀。
　　
　　黄公望晚年以卜算、卖画为生，但《富春山居图》是非卖品，是他为朋友无用师所作。画家一般是画作完成后再题款盖章，《富春山居图》却是例外。至正七年(公元1347年)黄公望开始作此画，至正十年(公元1350年)仍未完成，此时黄公望已经81岁。由于画作精美绝伦，受赠者无用师开始担心这幅画被人巧取豪夺。为了使无用师放心，也使其他人绝了念想，黄公望“先识卷末，庶使知其成就之难也”，他先把题款落下，题款中明确此画是给无用师的，然后接着画。
　　
　　《富春山居图》最后何时完成，有一个说法。清代画家王原祁在《麓台题画稿》中说是经营七年而成。据此，《富春山居图》于1353年完成。1354年，黄公望离开了人世；也就是说，《富春山居图》是黄公望的晚年绝唱。垂暮之年的他用7年时间作画相赠，这是怎样的友情！黄公望自号大痴，他虽羡慕王羲之父子的潇洒，并亲手画出《雪夜访戴图》，但他做不到王徽之那样的洒脱，从《富春山居图》的题款分析，他经常和无用师在一起；他也做不到王羲之写兰亭序时的一挥而就，他花了7年才完成一幅画作。从这方面讲，他真是“痴”，甚至痴到有点迂腐。
　　
　　还有一个细节。山间小亭，水面小舟，几乎是传统山水画的必备元素。小舟，一般都是一只。黄公望打破了常规，在画面的中后段，竟有两只小舟、载着两个人并行于水平如镜的江面上。“相忘于江湖”体现了中国文人豁达的胸怀，黄公望偏不，他安排两叶扁舟在一起。舟上之人，是他和无用师吗？
　　
　　因为对知己的呕心沥血，因为对知己的至情至性，《富春山居图》才得以不朽。这是最主要的原因。宽一尺、长三尺的纸，黄公望用了8张，画成一幅24尺的长卷。我猜想，658年前，当这幅画作最终完成，黄公望和无用师应该有一个只有两人在场的、私密的交接仪式。
　　
　　24尺的长卷在无用师面前徐徐展开渐次出现：浑厚的峰峦，华滋的草木，如镜的江水，参差的小屋掩映在山间树林，有一人在江中垂钓，有一人在亭中观鹅，又有一人在江中垂钓；随后画面突然开阔，江水一望无际，江中有沙洲，沙洲旁的江水中两叶扁舟并排而行；而后一座险峻的山峰突然出现，有人在山畔拄杖过桥，山后，江水又一次开阔，渐行渐远，没入天际??
　　
　　那一刻，两位老人，应该如痴如醉吧。
　　
　　三千宠爱
　　
　　“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因为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这两句诗，“三千宠爱”成了帝王待遇的代名词。《富春山居图》面世近300年的时候，享受了帝王级的待遇。给她这个待遇的，是生活在明末清初时代的江苏宜兴人吴问卿。
　　
　　为了《富春山居图》，吴问卿在自己的庄园里专门兴建了一座“富春轩”。他的好友邹之麟在该图的跋中这样描写：“名花绕屋，名酒盈樽，名书名画，名玉名铜，环而拱一《富春图》。尝闻天上有富贵神仙，岂胜是耶！”
　　
　　谈到吴对《富春山居图》的痴迷，邹之麟说，“问卿何缘，乃与之周旋数十载。置之枕藉，以卧以起；陈之座右，以食以饮；倦为之奕，闷为之欢，醉为之醒。”也就是说，数十年间，吴问卿吃、喝、睡都要和《富春山居图》在一起，疲倦的时候，看看该图立刻神采奕奕；愁闷的时候，看看该图立刻欢欣；即使喝醉了，看到该图也酒醒大半。末了，邹之麟感叹吴问卿对该图的喜爱—“直性命徇之矣！”
　　
　　因为《富春山居图》，吴问卿的庄园变成人间仙境、世外桃源。
　　
　　1645年，风云突变。这一年，清军攻破扬州，烧杀抢掠整10天，屠杀80万市民；这一年，清军三进三出嘉定城，屠杀数万人；这一年，苟延残喘的明朝遗老在南京建立南明王朝，弘光皇帝酗酒淫乐，咏出了“万事不如杯在手，人生几见月当头”的颓废对联。吴问卿所在的宜兴，正在这3个城市的中间。西有扬州十日，东有嘉定三屠，南有弘光荒淫。遍地尸体、老少哀嚎，昔日富庶的江南转眼变成人间地狱，宜兴岂能幸免。
　　
　　邹之麟的跋中，只有16个字：“国变时，问卿一无所问，独徒跣而携此卷。”即，国难的时候，吴问卿什么都不管，只光着脚携带了《富春山居图》。
　　
　　为什么光着脚？当然是逃难去了。从明朝万历43年（1615年）的举人，到清军铁蹄下的逃难者，吴问卿的人生落差是如此之大！1645年，给了他致命的一击和疼痛的记忆。
　　
　　1650年冬，吴问卿走到生命的尽头。对《富春山居图》的爱、对清朝统治者的恨、对明朝统治者的怨，交织了他的后半生。在最后时刻，吴问卿命家人将《富春山居图》投入火盆殉葬。
　　
　　跟我一起走吧！让我们离开这个这个充满仇恨、杀戮、肮脏恐怖的人间地狱，让我们一起去寻找一个干干净净的世界？
　　
　　火舌淹没《富春山居图》的时候，吴问卿撒手西归。千钧一发之际，其侄将该图从火盆中一把抢出。遗憾的是，该图已被烧成两截。
　　
　　这幅图从此有了3个名字，除了《富春山居图》，它的前半段长51.4厘米，被称作《剩山图》，后半段636.9厘米，被称作《无用师卷》。从1650年开始，前后两段《富春山居图》开始了各自不同的人间旅程。
　　
　　火烧事件发生95年后，1745年，一幅号称《富春山居图》的画作进入清宫内府。乾隆皇帝认定此图是真迹，宝爱之余，在图上题词50余处，题得满满当当，甚至画中山石的空白处，也有题写。直到再无地方可写了，乾隆在卷首连续两次写下同样的词语：“以后展玩亦不复题识矣！”这幅图，被称作《子明卷》。
　　
　　2011年7月，我终于得到《子明卷》的图片，第一个感觉就是：这个皇帝太过分了！50多处题词，满纸涂鸦，将《子明卷》糟蹋得面目全非。古今中外，恐怕再也没有哪个人能像乾隆这样，如此肆意地践踏艺术杰作了！
　　
　　万幸的是，乾隆居然洒向富春都是爱，竟然爱错了对象。
　　
　　一年之后的1746年，真迹《无用师卷》摆在了乾隆面前。
　　
　　现在的我们不太好猜测，当乾隆看到《无用师卷》的时候，心中是什么滋味。通行的说法，是乾隆继续认为《子明卷》是真迹，并命大臣梁诗正在《无用师卷》上题词，说明后来者是假的。梁诗正确实遵照乾隆的旨意题词，认定《无用师卷》是假的。也有一种说法，说乾隆一见《无用师卷》，就知道自己看走了眼，但皇帝是不能错的，只好将错就错。
　　
　　我认同后一种说法。因为，即使乾隆鉴赏能力有限，《富春山居图》被火烧过，这段历史他清楚。《无用师卷》明显的火烧和修补痕迹，他能视而不见吗？
　　
　　这是《富春山居图》后半段《无用师卷》的大幸，因为晚到了一年，因为皇帝不认错，这幅作品只留下了梁诗正一个人的题识，基本上算是保全了原貌，且梁诗正的书法颇为隽秀，比乾隆强多了。
　　
　　在《无用师卷》入藏北京清宫192年后，《剩山图》也在上海露面了。
　　
　　1938年，上海著名画家吴湖帆卧病在家一月有余，上海“汲古阁”古董店老板曹友卿前来拜访，随身带了一张刚购买到的破旧的山水画请他鉴赏。吴湖帆一见此画，怦然心动，因为10年前他在故宫见过《无用师卷》，家中还有照片朝夕鉴赏。他仔细研究该画的画风、笔意、火烧痕迹，如同见到10年前的老友，禁不住脱口而出：“乱世出奇迹，真没想到300年后又能见到大痴道人的‘火中之宝’。”曹友卿也是行家，吴湖帆此言一出，他当即明白此画的来历。
　　
　　到了这个时候，钱已经无法解决问题了，曹友卿知道吴湖帆酷爱此画，他对吴湖帆丰富的藏品也很清楚。几番交涉之后，吴湖帆用一尊名贵的商周古铜器换来了这个残卷。吴湖帆的病，竟然奇迹般地好了。
　　
　　吴湖帆不仅是名画家，还精于装帧，凡进入梅景书屋（吴湖帆斋号）的字画，经他精心装裱、题签题跋，无不焕然一新、重现光彩。此次合璧大展的《剩山图》就是吴湖帆夫妇装帧。图上有14枚印章，其中13枚是吴湖帆夫妇的。右上角的一枚释文为“大痴富春山图一角人家”，这是吴湖帆得到《剩山图》后，为自己的书斋增添的新名字。吴湖帆夫妇对《剩山图》的珍爱，可见一斑。
　　
　　隔海相望
　　
　　刘备三顾茅庐，终于得见诸葛孔明纵论天下大事，史称隆中对。
　　
　　1700多年后的1945年，在延安也有一场著名的对话，党史研究者称为“窑洞对”。对话的一方是毛泽东，另一方是以国民政府参政员身份到访的黄炎培。黄炎培说，“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是个规律。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有，“人亡政息”的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人能跳出这个周期率。对此，毛泽东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窑洞对”这段谈话，使黄炎培对共产党信心大增。因此，当1949年陈毅的大军剑指上海，战事日渐迫近的时刻，黄炎培来到上海，和他的姨表兄弟吴湖帆做了一次长谈。现在我们知道，那一次长谈，决定了《富春山居图》的前半段《剩山图》的去留问题。当时，张大千已经到了香港，他给吴湖帆来信，告诉他香港的情况和海外的艺术品行情，不少朋友也劝吴湖帆外出一游，再作打算。黄炎培在吴湖帆那里盘桓了数日，向吴湖帆详细介绍了共产党的建国主张和对文化人的政策，吴湖帆终于下定决心—留下来。同时留下来的，还有《剩山图》。
　　
　　转眼62年过去，这对姨表兄弟的后代依旧传承着先辈的事业。黄炎培的孙子黄孟复现担任全国工商联主席；吴湖帆的孙子吴元京目前任上海书画名家后裔联谊会理事、上海海派书画院画师。
　　
　　2011年5月，我在上海采访到了吴元京，也见到了吴湖帆所临《富春山居图》全本。据吴元京介绍，解放后，著名书法家沙孟海在浙江博物馆供职。当他得知《剩山图》在吴湖帆手上后，内心颇为不安，怕一旦再遭遇天灾人祸，以个人的能力极难保存下来，只有国家收藏才是万全之策。于是，他多次来往沪杭之间与吴湖帆商洽，又请出钱镜塘、谢稚柳等名家从中周旋。吴湖帆被沙孟海的诚心感动，终于同意割爱。1956年，《剩山图》落户浙江博物馆，成为该馆镇馆之宝。
　　
　　在将《剩山图》送交浙江博物馆之前，吴湖帆根据《富春山居图》后半部分的影印本，和自己收藏的前半部分《剩山图》，加上相关史料的记载，绘制了全幅的《富春山居图》，他还将原作中被烧掉的部分绘制了出来。吴湖帆绘制完这幅临黄公望《富春山居图》是1954年，时年61岁，正是他的艺术造诣炉火纯青之际。采访结束的时候，吴元京给我看了吴湖帆绘《富春山居图》。这幅图高31厘米、长712厘米，吴元京小心翼翼地打开，让笔者观赏一段（每段约50厘米），卷上，再打开另一段。笔者的第一感觉，这是黄公望原作的完美重现，画面之苍茫灵秀，意境之淡泊简远，让人震撼不已。
　　
　　《剩山图》留在了大陆，《无用师卷》却去了台湾。
　　
　　1933年，日寇大军压境，华北不保。为了避免落入日本人之手，故宫文物大举南迁，经上海、南京、重庆等地，漂泊15年，终于在1948年到达台湾。《无用师卷》也在其中。
　　
　　两岸的中国人从此隔海相望。
　　
　　隔海相望的，还有前后两段的《富春山居图》。
　　
　　叶落归根
　　
　　富春千般好，叶落须归根。
　　
　　黄公望有两个儿子，一个在杭州，靠近富春；一个在常熟，那是自己的故乡。富春是隐居地，终究是客；常熟则是故土，也是山水清明之地，让他流连难忘。另外，黄公望晚年在苏州创立道教三教堂，设帐授徒，常熟紧邻苏州，其晚年足迹应大多在此地。以上大概是他最终归葬虞山的主要原因。
　　
　　到常熟实地走一趟，我突然觉得600多年前的黄公望，给自己选择了虞山西麓这个地方似乎有先见之明。虞山东西走向，当地人称虞山十八里，东部靠近市中心，西部直到今天仍未被开发。我乘坐的出租车沿着虞山南路由东往西行，我一边感叹虞山的浑厚，一边感叹现代人对虞山的利用。沿途不时出现山庄、别墅，均以强势姿态由山脚向山里蔓延，企业、单位还有江苏省民兵侦察兵训练基地等招牌不时映入眼帘。过了虞山南路中段，开发的迹象渐次消失，村庄破败，保持着原有的风貌。
　　
　　黄公望是卜算之人，他大概预测到了常熟的发展，由东往西，气势不可阻挡，但过程缓慢，所以他选择虞山西麓，远离尘嚣。果然，600多年后，常熟的发展依然没到达这里。我一路上看到的山庄、别墅，应该是30年之内的产物，速度很快，也没有到达这里。而黄公望墓则在1983年被宣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如今《富春山居图》合璧展出，这里更加引人注目。也就是说，即使若干年后常熟的发展没过虞山，再有实力的开发商大概也不敢到这里动土，打扰他的清净了。
　　
　　现在的黄公望墓地，依然是清静的。整整一个上午，只有我和出租司机在此徘徊。墓地外的黄公望纪念馆铁锁把关，重扣木门久不开。司机扒开一条门缝往里探望，说里面挂着画；又说，门缝再大一点，你的镜头就可以伸进去了。
　　
　　石牌坊紧挨道路，上书“元高士黄大痴先生墓道”。墓道约60米长，树木葱茏，有幽深感。墓占地面积不大，看起来十分简陋。正面的墓墙开了一条缝，墓顶浅浅，乱石杂草相间。墓碑有两块，并立着砌在围墙里，在墓的后面。因风雨侵蚀，有的字已不好辨认。墓的四周是一圈树，树不高，繁茂的枝叶纷纷向中间拢合，几乎完全罩住墓地。抬头看，只有脸盆大小的一片天。我第一次见到这种景象，枝叶搭肩携手连在一起，罩着自己的主人。这是黄公望的华盖。
　　
　　逡巡良久，还是走了。
　　
　　打探着找来，然后悄然离开。司机似乎也受到感染，一路少语。车过虞山南路中段，尘世扑面而来。回头望去，那片绿色的华盖，早已不见踪影。
　　
　　一念十年
　　
　　2001年6月20日，台湾军方试射爱国者导弹。这是该导弹第一次在美国本土以外试射。彼时，陈水扁执政刚一年，两岸关系发展多有曲折。
　　
　　也就是在这一年这一月，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刘长乐先生来到富春江边的一个高尔夫球场打球。经球场主介绍他得知，这个球场的第九洞相传就是黄公望画《富春山居图》的地方。
　　
　　一个念头油然而生，能不能让分藏两岸的《富春山居图》合璧展出？
　　
　　尽管彼岸是陈水扁执政，尽管爱国者导弹的尾迹划破青天，当刘长乐奋臂一挥，洁白的高尔夫球精灵般飞向那个传说中“黄大痴”画画的地方，这个念头从此再无改变。
　　
　　这一次的坚持，持续了整整十年。
　　
　　2011年6月12日上午，在钓鱼台国宾馆15号楼的会客厅里，一身便装的刘长乐接受了我的采访。
　　
　　一直以来，刘长乐给外界的印象是从容不迫、娓娓而谈。这一次也一样，但我从他的语气、神态、表情仔细观察，仍能感觉得到，经过10年努力终于促成《富春山居图》合璧大展，他的心情是愉悦的。
　　
　　我问，办成合璧展这件事情到底有多难。刘长乐回答，有来自于政治方面的压力，有来自于法律方面的压力，当然也包括文化的不同，两地文化人的心态也不一样。怎么样把这些东西都化解，难度是比较大的。
　　
　　刘长乐推动合璧展的10年，跨越了民进党、国民党两个执政时期。在民进党执政时期，刘长乐先后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几任院长、副院长接触，商讨合璧展事宜，他们有的态度谨慎，但不否认这是两岸文化交流的好事，有的则“很热情也很亲切，但就是不接话茬”。
　　
　　对于一些无中生有的干扰，刘长乐基本上采取不予理睬的态度。管碧玲是民进党籍“立法委员”，她在台“立法院”发难，称刘长乐当过兵，凤凰卫视有大陆军方背景。对于这个说法，刘长乐和凤凰卫视的律师陈长文沟通过，大家一致认为不值一驳。因为台湾所有的男人都要当兵，按照这个逻辑，台湾的公司，一半以上都有军方背景。台湾的媒体也没有跟着管碧玲的调子起舞。有人开玩笑说，黄公望在《富春山居图》里面下了咒，很多人一旦接触，就中咒了、着魔了、走火入魔了，“刘某人就属于着魔的一个人”。
　　
　　2011年6月9日下午，我在北京对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周功鑫女士进行了电话采访。周功鑫也盛赞刘长乐做出的努力。她说，2008年她第二次回到台北故宫工作，当年8、9月的时候，刘长乐到访。在与刘闲聊的时候，刘就提出《剩山图》和《无用师卷》合璧展。周功鑫当时的回答是，当然可以。周说，为了合璧展，刘长乐先后到台湾29趟，从这方面讲，刘也是大痴了。
　　
　　虽然许多环节都在“着魔”一样地推动，也渐有进展，但似乎冥冥之中，这件好事在等待一只神奇之手，等待一次关键的推动。
　　
　　2010年3月，这只神奇之手出现了。每一年的两会，最后一天的总理记者会都是万众瞩目的焦点。没有人想到，2010年3月14日的总理记者会，《富春山居图》成了焦点中的焦点。在回答台湾记者提问时，温家宝总理说，“元朝有一位画家叫黄公望，他画了一幅著名的《富春山居图》，84岁完成，完成之后不久就去世了。几百年来，这幅画辗转流失，但现在我知道，一半放在杭州博物馆，一半放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我希望两幅画什么时候能合成一幅画。画是如此，人何以堪。”
　　
　　温总理手臂轻轻一点，成为合璧展最大的推动力。
　　
　　2011年6月2日，合璧展终于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开幕。
　　
　　从2001年6月萌生念头，到2011年6月大功告成，对刘长乐来说，真可谓“十年修得合璧展”，太不容易了。
　　
　　期待重逢
　　
　　2011年7月31日，合璧展第一阶段结束，《剩山图》回到浙江，《无用师卷》回到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库房。大幕落下了，《剩山图》和《无用师卷》再一次隔海相望。在很多大陆人看来，此次合璧展只是第一步。接下来，让《无用师卷》回到大陆，回到它出生的地方，才更有意义，才更圆满。
　　
　　刘长乐说，现在的两岸文物展览交流，实际上是单向的，只有大陆的文物去台湾，台湾的文物过不来，大家比较期盼的就是能不能出现真正的双向。刘长乐分析说，目前看主要有三个障碍：第一，关于司法免扣押，这是最大的障碍；第二，台北故宫的一些文物有一个展出年限的限制，比方说多少年之内不能出来；第三，台北故宫有70件国宝是不能出境的，其中包括《富春山居图》。在刘长乐看来，上述三个问题，后面两个都可以通融，只有第一个司法免扣押问题，解决起来要费些周折。
　　
　　周功鑫院长在接受我的采访时，也谈到了司法免扣押问题。在谈到未来《无用师卷》有没有可能到大陆展览，周功鑫说，到大陆展出有一个前提，任何的文物要出去展览，对方需要出具一个具有法律效力的司法免扣押法令，这本身是艺术交流的一个通行的做法。有了这个法令，文物在展出的时候就可以不接受任何的司法主张。
　　
　　我问，那就是说到目前为止，大陆还不太好出示这种司法免扣押的文书。周回答，这方面，大陆需要去努力。
　　
　　这方面的努力，刘长乐已经在做了。刘长乐认为，司法免扣押的问题，大陆应该通过立法的方式来解决。立法又出现一个难题，就是大陆的立法，怎么能够既解决了问题，又不给外界造成两岸成了两个国家这个印象。刘长乐出的主意，就是制定一个涵盖范围宽泛的司法免扣押法令，不针对具体的地区或具体的国家。这个问题解决了，《无用师卷》就有可能到大陆展出。刘长乐是全国政协委员，北京故宫博物院长郑欣淼也是全国政协委员，他们就这个问题进行过沟通。刘表示，适当的时候，比如明年全国两会，他会联合其他委员提案。
　　
　　我问，完成这个立法，6年的时间够吗？刘长乐回答，6年肯定够。我之所以问6年够不够，是因为周功鑫院长告诉我，根据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规定，《无用师卷》下次展览要6年以后。周说，台北故宫有70件书法和绘画藏品，因为年代久远，需要特别维护，是限制展出的，基本上每5年轮展一次，每次40天。《无用师卷》当然属于这70件顶级藏品之一，但这次有一点不一样。这一次，《无用师卷》展出的时间是两个月，比通常展出的40天多了三分之一的时间，以此计算，将来可能要6年之后才能再次展出。
　　
　　如果大陆的相关法令能在6年内制定完成且生效，我们真的有可能在大陆看到第二次的合璧展，这是多么令人期望的事情！
　　
　　“谁家亭子傍溪湾，高树扶疏出石间。落叶尽随溪雨去，只留秋色满空山。”600多年前的富春江在黄公望的诗作中是如此之美，现在的富春江呢？
　　
　　我该去走走了。
　　
　　真山真水
　　
　　傍晚时分在富春江边漫步，感觉到的是一种闲适。这里是浙江富阳市的鹳山公园，紧邻富春江。
　　
　　下了一天的阵雨，地面是湿的，走起路来要小步、慢走。在北京，晚饭后健步，为的是锻炼身体，要么大步流星，要么撒腿狂奔，否则就觉得辜负了光阴。但富春江边的傍晚，没有人大步流星。有交谈声从附近传来，又渐渐消失，三三两两的行人从身边走过，走得不急不慢。我听不懂当地话，但听语气是在话家常。本以为会碰到一些抱着画夹写生的男生女生，却没有。倒是我这个举着单反相机东拍西拍的人，显得有点另类。
　　
　　何处响起一阵乒乒乓乓的锅、铲撞击声，饭菜的香味贴着水面跟了过来。向前走几步，发现江畔的树木丛中，竟然有一栋二层小楼。当时感觉这应该是一个水文站。一层已经淹水，女主人站在没过脚面的水里炒菜，然后端着菜，脚下噼里啪啦地上楼。女主人下来的时候，我在一旁拾级而上，看到二楼亭子里摆着一张桌子、七八只椅子，奇怪的是亭子里无人，两盘菜冒着热气，再往外看就是富春江的水面。
　　
　　盯着那张桌子发了几秒钟呆，然后转身，继续漫无目的地走，就来到了春江第一楼，情绪也有点兴奋了，因为看到了沙孟海的字，看到了吴均的文。楼道不宽，回转身要使劲仰头才可看见沙老题写的“春江第一楼”，字体浑厚，让人心中油然生出敬意。回身向江面看去，果然是一片山水佳景，乃现实中的《富春山居图》。转下楼，墙上刻着整篇的吴均《与朱元思书》。一字一句认真观看一番，不是为了欣赏书法，而是做记者编辑养成的习惯，看有没有错漏字。吴均的这篇文章，是我在大学里最爱诵读的古文之一，对富春江的向往从那个时候开始，连绵不绝到今天，竟有20多年。
　　
　　我想，黄公望对富春江的喜爱，大概也受此文影响。该文在文学史上影响甚大，其隐居山林、远离世间争斗的文意，也颇契合黄公望晚年的心愿。
　　
　　遥想当年，朱元思打开吴均的来信，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这么一段，“风烟俱净，天山共色，从流飘荡，任意东西。自富阳至桐庐，一百许里，奇山异水，天下独绝。”朱元思大概会想：“好你个吴均，馋我！”
　　
　　被馋的不仅仅是千年前的吴均，还有我。此次富阳之行，最渴望的就是乘船畅游富春江。即使不能像吴均那样一叶小舟任意漂流，和一干众人坐条大船轻摇慢荡，也不错。
　　
　　唯一遗憾的是下雨，天气预报说要连下一个星期。
　　
　　第二天，依然下雨，还不小。我先来到富阳旅游集散中心，打探坐船的事。中心的小姑娘说普通话，但也过了好几分钟才搞明白，眼前唯一一个咨询者是想坐船游览富春江。
　　
　　没有船。她肯定地说。为什么？我问。你是散客。坐船的都是组团的，一个团包一条船。那你们组团的时候，加我一个呗。我们这儿不组团，团都是在杭州组。那有没有从富阳到桐庐的客船？没有。
　　
　　我晕！
　　
　　大概是看到我的沮丧，另一个小姑娘告诉我，从郁达夫公园到新沙岛有渡轮。我看过地图，也看到了渡轮的航线，大概一百米长。我要坐的是一百许里的船，不是100米的。算了！坐不了船，租辆车跑个百八十里总可以吧。
　　
　　出门随手打一辆出租车，司机先用当地话又用普通话问，去哪里？我答：黄公望。黄公望是一个村子的名字，就是他晚年隐居的地方。司机显然知道这个地方，开着车钻过一个地下隧道，往城外开去。一路上攀谈，司机多少知道一些《富春山居图》的事情，说因为这件事，江边的别墅都已经千万了。我说，假如有一天《无用师卷》到浙江展出，富阳的房价还要上一个台阶。司机说，那是。
　　
　　到了黄公望村，雨小了一点，村口岗亭里的人很奇怪地看着出租车，说，在修路呢。车往里开，一直开到山谷跟前，再也无路可去。我下车，左手擎伞，右手端相机，四顾张望。山一层又一层，颜色浓淡不一，白色的云雾在山间萦绕。司机关闭发动机，清脆的雨声击打在伞上，衬托得这个山谷格外清静。
　　
　　当时只有两个感觉：第一，《富春山居图》上那些层峦叠嶂的山，就是这里的山；第二，这个山谷里面，住着神仙。
　　
　　流连了一会儿，往回返。
　　
　　我说，附近有个高尔夫球场。司机说，知道。我说，去看看。高尔夫球场非常近，司机要进去，我说，不去，往山里面开，开到那个村后面，一直开到没有路。
　　
　　于是车子一直往里开，绕过高尔夫球场，穿过一个规模颇大的村庄，一直开到村后，车子无法前行。
　　
　　面前是一片竹林，竹竿修长，竿和叶都翠绿翠绿的，一条林间土路，左右摇动着伸向山的深处。史书记载，黄公望晚年鹤发童颜，面色如同小孩一样。也许，当年的黄公望就拄杖行走在这条竹林小路中，宽大的道袍，修长的白发，红色的面容，深邃的眼神，在山中飘然来去，村民一见，可不要把他当成神仙么？
　　
　　最后一次按下快门，咔嚓，富春山被定格。
　　
　　我一定会回来。
　　
　　那一百里许的水路，还没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