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4月，马丁.路德.金遇刺后，美国各地爆发了城市骚乱，芝加哥是一个“放在火上烤着的火药桶”。诗人金斯伯格作为一个杂志的特约记者跑到芝加哥去采访，他破衣烂衫，留一大胡子，准备进入民主党举办代表大会的环形剧场时，门口的两个警卫发生了如下对话：一个问另一个：“他有证件吗？”另一个回答：“见鬼，他连鞋子都没有！”金斯伯格没穿鞋其实是一个错误的决定——随后几天的街头骚乱中，他的脚被街上的碎石和碎瓶子扎伤了，喉咙黏膜也被瓦斯毒气灼伤。
　　
　　也跑去采访的另一个特约记者，作家诺曼.梅勒对当时的状况有如下记录：“云集在芝加哥的年轻人分为两个集团，也许可以简单地将它们称为社会主义者和存在主义者。到1968年夏天，这两个集团互相渗透，以至于他们的分歧已经不那么重要了。运动开始偏重于冲突政治，即试图将革命戏剧化，化成一场戏剧。”
　　
　　诗人金斯伯格出现在1968年的街头，他既是去记录这场“戏剧”的，他本人也增添了街头运动的戏剧化。那是反叛的，带有浓烈嬉皮色彩的革命，虽然上街的都是中产阶级的孩子们，但他们反对的恰恰是自己的父亲——中产阶级们信奉的价值观：理性，勤奋，追逐利益最大化，当然从另一方面理解，这些价值观也可以描述为：刻板，贪婪，冷漠。
　　
　　并没有任何记录证明作家塞林格是否在当时也上街支持年轻人，就算他去了，大概也是偷偷摸摸的。但是他的作品《麦田里的守望者》使他本人缺席的存在，因为霍尔顿“第一次把以前一直隐藏得很好的代沟公开化了，使上代人忐忑不安地看到下一代的道德状况”，霍尔顿的“他妈的”，他的愤世嫉俗，满不在乎，既使他成为一个有魅力的人，也迅速获得了街头行动中年轻人的精神认同——“你哪天真该去男校看看，哪天去吧。里面净是些装腔作势的家伙，你整天读书，为的是多学一点东西，好变得聪明些，以便将来可以买他妈的卡迪拉克??”骂得多好啊，他们反对的就是这个。
　　
　　如果要找出现在1968年街头的诗人的对应人，可以追溯到1848年的波德莱尔，他记录了1848年巴黎2月革命的街垒战：“我不仅乐于做格牺牲者，做个吊死鬼我也挺称心——要从两个方面来感受革命！我们所有人的血液里都有共和精神，就像我们所有人骨头里都有梅毒一样，我们都有一种民主的传染病和一种梅毒的传染病。”当然，后世将他的描述评价为无用的，语无伦次的，对革命本身并无益处的华美口号。
　　
　　假使将时间坐标调转方向，寻找1968年以后也出现在街头的诗人，那么，可能从一开始你就没想到是这帮人：说唱歌手！Talib Kweli，Kanye West，Russell Simmons，美国的说唱歌手分批分次前往人群聚集的公园支持“占领华尔街”，他们暂时还没有写下什么作品，但他们已经在自己的twitter上声援了：“没有那座城市像纽约这样，人们通过他们的手去掌握自己的命运。这是我所见证过最为美国的方式。当我看到占领华尔街运动时，我仅仅需要尝试着去配合自己的思想，使得一切变得更有意义，如果我知道这一切的结果却不努力，那么我会感到羞愧。”（Talib Kweli）
　　
　　今年有太多的年轻人在街上滞留，有一些因为社交网络集合起来，另一些为了抗议增加学费，还有一些也说不清为什么，或者根本就是“消费主义革命”，与他们想比，“占领华尔街”格外具有古典色彩。它与1968年聚集在芝加哥，或者巴黎的青年有着太多的共同点：诉求都是反对中产阶级的贪婪，刻板与冷漠，表现形式也富有嬉皮色彩和戏剧感。革命的规划也许是严肃的，但是革命的表现形式你永远都无法预料将会多么具有舞台效应，先是谈琴，之后有性爱与大麻，现在就等着这个“没有诗人的时代”里的诗人——说唱歌手们创作出点什么了。不论哪个派别，只要是老辈人，断然没有想到有这个，因为越是不严肃的形式，越让那些权威的严肃的力量无计可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