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认为英美的新闻媒体差别甚微，即便在英国保守如《每日电讯报》，在美国讲求良心如《纽约时报》，它们都主张自由世界、自由市场和自由言帘卷西风论。
　　
　　然而它们还是有一项显著差别。翻到艺术版，你就会发现内容和语调是如此天壤之别，以至于要揉揉眼睛，看看清楚这两张报纸是不是在讨论同一件事情。每一份英国大报都会有两、三版甚至更多的艺术评论，用或厚重（ponderous）、或挑衅（provocative）、或讥讽（piss-taking）的风格报道、反映及评论一桩艺术事件。
　　
　　而美国没有一份报纸敢于采用以上任何一种p打头的风格。美国的艺术报道是千篇一律的尊重、不八卦，态度永远是支持。如果科文特花园的老板提前退场，英国报纸几个礼拜都会滔滔不绝地调查、八卦、分析。而当大都会歌剧院的头头决定下台（或被迫下台），比如约瑟夫·沃尔普（JosephVolpe），他就会跟《纽约时报》约一次友好访谈，而后者绝不会追问他是因为到了年纪退休，还是因为9/11之后票房大跌。
　　
　　美国艺术报道的根本缺陷在于不愿挑战。波士顿交响乐团任命显然身体欠佳的詹姆斯·列文来达到“复兴”大业，而《波士顿环球报》的报道毫无质疑之意。而作为艺术场地的林肯中心，更是调查性新闻禁止涉足之地。评论家们可以批评费城的新音乐厅，或是纽约爱乐在马泽尔棒下的演奏，但有一种不明说的惯例，将对这些组织如何运作的调查排除在外。
　　
　　显而易见的大灾难见诸报章时极为小心翼翼。我称之为古典唱片业之死的现象，美国报纸称为“一场危机”，听上去好像能挽回似的。我跟美国同事聊天时，我们都同意文化衰落的事实。但对那些事实的诠释的差异，好比鲁宾斯坦的肖邦和里赫特的肖邦：一样的音符，不同的世界。
　　
　　这种分流的源头有两重。伦敦是一个报纸之城，有五份大日报，四份周日报，一份晚报，覆盖了所有艺术领域的大小事件。一位来自明尼苏达州的中提琴手说过：“没有多少城市像伦敦一样，一支管弦乐团进城演出，会听到有十个乐评家坐在观众席。这是伦敦的美妙之处。”
　　
　　曾几何时纽约亦是如此。彼时托斯卡尼尼坐镇大都会歌剧院，马勒坐镇纽约爱乐，七份大报都有值班评论员。如果格什温有新作在百老汇上演，与柯尔·波特分庭抗礼，那么全体员工都会熬夜工作抢头家评论。达蒙·鲁尼恩（DamonRunyon）故事里的永恒主题是一长排等通告的艺术家，也是《红男绿女》（GuysandDolls）的驱动力。
　　
　　但是曼哈顿的多样性渐渐消失在各种并购之中。一份又一份的日报被收购，然后湮没，直到1960年代，纽约像大部分美国城市一样，只留下一份报纸报道艺术。这种垄断局面给批评带来了极不健康的负担。如果这一份报纸成为报道某场新演出或是某机构命运的唯一声音，它便不得不披上责任的斗篷，而这与优秀的新闻报道是背道而驰的。一位评论家应有偶尔犯错的权利。限制这种权利，评论只会变得越来越安全而沉闷。大型企业的时代导致了美国艺术评论大祭司式的腔调。
　　
　　同样的时代，美国许多艺术机构亦因合并受苦。伦敦有五支国际性管弦乐团，三家全年候歌剧公司，两支芭蕾舞团，三家国际画廊，两家现代艺术馆——泰特和萨奇，一间国家剧院以及许多小公司。以上种类纽约每种只有一家，至多两家。一家英国报纸可以叫唤着要英国国家歌剧院关门，因为它知道肯定有别家报纸会有不同意见，哪怕只是为了取乐。《纽约时报》可不敢挑战任何一家艺术机构，因为没有其他观点的平台。如果城市歌剧院或大都会歌剧院因为《纽约时报》编辑部一时冲动发了负面报道而关门，那《时报》永远不会得到原谅。
　　
　　当美国艺术报道带着公民责任的镣铐时，我们英国媒体的竞争性培养了更为活泼且健全的评论。即便像英国国家歌剧院的《莱茵的黄金》那样的惨败也能得到一两篇赞许之词，使得辩论成为可能。很久以前《纽约时报》约我写篇比较伦敦和纽约艺术评论的文章，经过好几个礼拜的深思熟虑，那位编辑决定退稿，理由是“在我们自己的报纸上批评自己好像很怪”。怪吗？我不觉得。这不就是自由媒体的功能么。我写了多年专栏的《旗帜晚报》跟大部分英国报纸一样，定期发表攻击我们编辑路线或是跟我们的专栏作家叫板的文章。民瑞脑消金兽主不就该这样吗？但在文化被垄断的地方，也许不一定。
　　
　　我并不是说英国的专栏就一片美好，激烈的竞争时常会带来急躁的论断，永恒的危机感和狗仔式的抢新闻，牺牲了消化成熟的过程。然而竞争使变化成为可能。如果一家英国报纸增加或削减艺术版，其他报纸注意到这一现象，可能会跟进。在美国，没有竞争，就没有改变的动力。而在编辑们拥抱名流文化时，艺术版便愈发沉闷愚蠢。
　　
　　不论良心问题多么紧迫，《纽约时报》需要记住，艺术不光是吸引保险广告的磁石。艺术版反映了一份报纸对创造力的回应，对观念世界的敏感度，是否有反省，是否与读者同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