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2月3日，教育部长阿恩·邓肯（Arne Duncan）再次宣布，与其他61个国家以及一些诸如上海、香港这类城市的参赛学生相比，美国学生在测试时表现不佳。邓肯主持发布了最近一届的国际学生水平评估结果，包括阅读，科学以及数学三项测试（称作国际学生评估项目，简称PISA），上海在全部三项测试中均排名世界首位。
　　
　　邓肯和其他的政策制定者对此次测试结果表示震惊和心痛，根据这次的成绩，美国学生顶多处于平均水平，没有任何一项拔尖。邓肯说，美国人民不得不面对这个残酷的事实，我们的学生表现“平庸”，而我们学校的教育水平也一直停滞不前。
　　
　　在2010年，也就是前一届PISA结果公布的时候，他就用过几乎相同的说辞。尽管布什政府颁布了“不让一个孩子掉队”（NCLB）的法律，要求在2014年之前，每一所学校里的每一个3到8年级的孩子的数学和阅读都达到熟练水平，尽管奥巴马政府斥资43.5亿美金启动了“力争上游”项目，但是自2000年以来，美国15岁的学生在这些国际测试中的分数基本上没有任何改观。“不让一个孩子掉队”和“力争上游”项目都认为长期的测试和成绩责任制，以及胡萝卜加大棒政策（对高分奖励，对低分惩罚），能激励学生和教师更加努力，并在测试中取得更好的成绩。但是很显然，这种策略并未见效。然而，在邓肯的公开讲话中，他不愿承认胡萝卜加大棒政策并不能带来更好的教育，甚至也不能提高成绩。相反，他还指责教师和学生家长，对孩子的期望过低。
　　
　　邓肯、总统奥巴马以及立法者们眼巴巴的看着上海的骄人战绩，纳闷为什么美国的学生就不能超过他们。他们心中充满了问号，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像中国人一样？为什么我们数学水平只能排名世界第29而上海却排名第一？为什么我们的成绩比爱沙尼亚、波兰、爱尔兰还有其他很多国家都要差？邓肯确信这些国际测试的成绩已经证明我们落在了其他国家的后面，并且这些成绩也预示着美国的经济灾难。邓肯不愿承认的是，十几年过去了，布什-奥巴马政府的测试及惩罚教师和学校的策略已经宣告失败。
　　
　　奥巴马政府的一项应对措施是支持推行“共同核心标准”，这项标准对从幼儿园开始直至高三的学生都要求甚高，以致于大部分孩子都没能通过与之相关的测试。以纽约州为例，将近70%的学生在阅读测评中未能达到“熟练”水平，其中残疾学生中未达标的比例为95%，以英语为第二语言的学生中未达标的比例为97%，而黑人和拉美裔学生中未达标的比例则超过80%。
　　
　　尽管法律禁止联邦政府影响或控制课程或教学活动，但是共同核心测试是由联邦政府出资的。毫无疑问，这项测试影响并控制着课程和教学活动。共同核心标准就是一场赌博，因为没有人知道这是否能提高成绩，或者是否能够提高教育质量。但是可以确信无疑的是这些标准的实施需要在技术上投入数百亿的资金，因为新的联邦测试将在线进行，这就意味着每个学区必须购置新的电脑，申请新的带宽，并且对员工进行新技术培训。不过毫不奇怪：考试行业[由英国培生（Pearson）集团主导]和技术行业都非常热爱这项新标准。然而，最近的民意调查显示，越来越多的学生家长和教师反对共同核心标准；该标准已经成为了一根政治避雷针，同时遭到了右翼分子和左翼分子的抨击，右翼认为联邦政府使用该标准削弱了本地控制，而左翼则反对标准化并认为这会导致（教师）专业自主权的丧失。
　　
　　政策制定者和立法者确信提高测试成绩的最佳途径就是进行标准化程度更高的考试并且提升难度。这种对测试的热衷源于1983年时的一个国家教育委员会发布的一份《国家风险报告》（A Nation At Risk）。
　　
　　罗纳德·里根总统本期望这个委员会能推荐“教育券”和“校内祷告”这两种形式，但是结果适得其反。报告建议增加课程强度，提高毕业要求，增加教师报酬，延长学生在校时间，以及设立诸如高中毕业这类的升学标准和测试。报告中危言耸听的言论造成了很大影响——三十多年来人们一直痴迷于这样的论调：美国的公立学校正在衰落，而拯救的方法便是提高考试成绩。
　　
　　报告警告称：“我们社会的教育基础正在被不断增长的平庸化趋势侵蚀，这威胁着我们个人和国家的未来。”这份报告的文字充满着不祥的暗示：“如果一个不友好的国外势力试图对美国现存的平庸的教育成绩强加给美国，我们可能会视之为一种战争举动。”但事实不是这样，这完全是我们一手造成的。我们是如此的淡漠，“我们实际上一直都在轻率，单方面地进行教育‘裁军’。”“委员会控诉称，在70年代以来举行的19项不同的国际性学术测验中，美国学生从未取得第一或是第二的成绩，反而在7项测试中名列倒数第一。”
　　
　　委员会相信，这种学术上的“裁军”，从根本上削减着我们的工业实力。其他的国家正在超越我们。日本人在制造汽车方面比我们更高效，并且政府资助这些产业的发展和出口；韩国已经造出世界上最高效的炼钢厂；德国的机床正在替代美国的同类产品……自从《国家风险报告》发布迄今三十年来，美国学生在国际性测试上的成绩通常与平均水平持平，有时甚至低于平均水平。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学生在国际性测试中从未取得高分。在第一次这类测试，即1964年举行的数学测试中，美国高中生在12个国家中名列最后，八年级学生名列倒数第二。但是在接下来的50年中，美国在经济生产力、军力、技术创新或是民主制度等每一项上都胜过其它11个国家。这引起了疑问：“15岁学生在国际性测试上的成绩能否预测任何重要的事情？”或是“这些成绩能否反映我们的学生在那些与自己成绩或是毕业毫不相干的测验中缺乏努力做到最好的积极性？”
　　
　　尽管如此，《国家风险报告》中的军国主义论调还是使民众产生了危机感。各州组建研究小组、特别小组以及委员会来设计方案对抗这种威胁。各州都同意学生需要更多的测验，并且公立学校需要新的责任性措施来证明自己的价值。它们还采用新的升职/毕业测验以及更高的毕业要求。1989年，在弗吉尼亚州的夏洛茨维尔，总统乔治·H·W·布什召开全国州长峰会，设定了至2000年的全国性教育目标。各州州长及布什政府的执政者正式通过了六项全国性的目标。其中有：到2000年，美国学生的数学与科学水平将达到世界第一；到2000年，所有儿童将在入学之际都已做好准备。
　　
　　要想使这些目标开花结果，联邦政府的手段确实有限，因为教育在传统上是一个州或者地方的职能，并且教育资金中联邦部分的占比通常只有大约10%归联邦政府所有的只有一个名为“国家教育进展评估”（NAEP）的测试项目，用于监控地区教育进展；而在1992年，为了回应州长（主要为南部各州）的要求，NAEP不再仅仅以地区，还包括以州为单位进行测试成绩。举例说，任何人想要了解密西西比州的学生和缅因州或是俄勒冈州的学生相比如何，都可以在NAEP评分中找到这些信息。
　　
　　似乎，进行更多的测试成了所有教育问题的灵丹妙药。
　　
　　一些评论质疑此类狂热的测试评估项目，也很怀疑是否真的有危机存在。大卫·伯利纳（David Berliner）和布鲁斯·比德尔（Bruce Biddle）在《制造危机》（1995）中就反驳了政客和专家此类鼓吹危机的言论。杰拉尔德·布莱希（Gerald Bracey）撰写了大量专栏和书籍揭露“危机论”的错误观点。高中生的测试成绩与日本汽车业的兴起的联系在哪里？在原油生产国于20世纪70年代末形成卡特尔组织致使油价飞涨后，美国汽车生产商依然继续制造大排量汽车，因为此事责怪高中生的依据在哪里？任何一项工业转移的过错在于小学和初中的老师、学生，这样的论据依据又在哪里？难道外包给拉丁美洲和亚洲的低薪国家也是我们学生的错？要知道这些地区的测试分数还没我们的高呢。当美国经济增长时，试问有哪一位政客感谢过学校的付出和贡献？当然没有！
　　
　　然而这些反驳都无关紧要。对于测验分数，政府的需求已变得贪得无厌。从1988年的总统乔治·W·H·布什开始，每届总统都想以“教育总统”的称谓被民众铭记。布什的计划被称作“美国2000”，该计划旨在鼓励美国民众力求达到各州州长在夏洛茨维尔设定的的全国教育目标。由于受到当时民主党控制的国会阻挠，布什没能使这项提议通过任何立法申请，“美国2000”计划不久便被淡忘了。
　　
　　之后是具有同样野心抱负的比尔·克林顿。他坚信布什在教育方面的国家目标，并在原有的6项目标上增加了两项（一是教师培训，二是家长参与）。1994年国会通过了克林顿的立项“目标2000”。通过给各州拨款，“目标2000”允许各州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设计自己的标准和评估项目。接下来是乔治·W·布什（小布什）和他的教育项目“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此项目在2002年年初立法。这是联邦对教育政策的一次大胆干预。此举指引美国各州每年对3年级至8年级的每一个学生的阅读和算术能力进行评估，并要求孩子们到2014年都能熟练掌握这两项基础课程。
　　
　　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任何国家都不曾有这样的先例。任何没有在此目标中获得稳定进展的学校，都有面临倒闭，被州政府接管，或者移交给私立管制变为特许学校的风险。在“不让一个孩子掉队”计划的实施阶段中，美国公立学校都痴迷于获得测验高分。如果不能提高评估分数，学校就将面对倒闭，教职工人员也会失业。事实上，由于测试分数低，在此期间，已有成百亦或上千所公立学校倒闭。
　　
　　2008年贝拉克·奥巴马上任，教育工作者们都期望他能撤销“不让一个孩子掉队”项目，转而帮助他们应对成本增长，预算缩减，贫困度增长和不会英语的学生的问题。但是奥巴马政府对测试分数的态度与前任总统们的态度是一致的。2009年，奥巴马和他的教育部长邓肯公布了奥巴马政府自己的教育计划：“力争上游”。这个专项名词预示了这届政府想要美国拥有世界第一的测试分数。
　　
　　“力争上游”给美国各州提供了一个赢得价值43.5亿美元的联邦资金的机会，只要他们同意开设更多由私人管理的特许学校，通过强势干预来“改革”他们表现不佳的学校（比如，解雇老员工，雇佣新员工），采取严苛的标准（即“共同核心标准”），以证明学生们都是“准大学生或准职业人士”，并根据学生的测试成绩来考核教师的表现。奥巴马政府也偏好设立“绩效工资”：如果学生考得越高，教师的薪水也会拿得越多。“力争上游教改计划”并不是一项新倡议，它重申了两党的共识：学校和教师的命运最终由标准化测验的成绩决定。
　　
　　奥巴马和邓肯以最新的国际测试分数作为依据，证明美国需要更多测试，更严格的教育。践行于《国家风险报告》，奥巴马政府又一次把这些测试的得分当做经济萧条的预兆，而不是用来证明测验次数越多，测验成绩不一定会越高。显然，在乔治·W·布什的计划“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执行期12年后的今天，每年对每一个小孩进行测验这样的做法并没有产生更好的教育，也没有提升我们在被过度高估的国际测试中的排名。
　　
　　赵勇的书《东方大恶龙令谁胆战？为什么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好（也是最差）的教育系统？》在这个关键时刻出现了。巴拉克·奥巴马、阿恩·邓肯、国会议员、各州州长以及立法者们都应该拜读一下。赵在中国出生并接受教育，现在是俄勒冈大学的首席讲座教授。他告诉我们，说中国有最好的教育体制是因为它可以造就高分，但是，他同样指出，中国有世界上最差的教育系统是因为那些考试分数是以牺牲原创力，发散思维和独特个性为代价的。
　　
　　赵勇认为中央政府实行的标准化考试是独裁主义的胜利。他的书及时警告我们不应该寻求方法效仿上海，获取测试高分，因为那样的高分是几千年前儒学死记硬背的传统学习方法的映射。的确，由15岁学生参与的PISA考试中分数名列前茅的国家全是来自亚洲国家或城市：上海、香港、中国台北、新加坡、韩国、中国澳门和日本。
　　
　　赵解释说，中国崇尚这种中央集权的考试制度至少2000年了，它被认为是入仕升官的必经之路。科举制度在中国延续了1300年，直到1905年，这项制度才被清代皇帝废除。科举考试主要通过记忆学习儒家经典学识，以及撰写时事政论维持中华文明。它分为乡试，省试，殿试三个等级，每级考试都只有极少数的幸运儿或者才华横溢的人通过。考试分数决定了一个人在社会上的等级。科举制度是社会阶层流动的一种方式，但是对于统治精英而言，科举制筛选出了最有能力监管国家的人。
　　
　　赵写道“科举制度是继火药、指南针、造纸和活字印刷之后的中国的第五大发明”。因为科举被视为精英教育，所以像日本，朝鲜，越南等其他东亚国家也采用这种制度。它“塑造了东亚最基础最持久的教育价值观”。赵认为，中国没有发展成为一个现代科技国家，科举制度应负全责。
　　
　　比如说，中国人使用他们的指南针主要是帮助寻找风水好的建筑用地和墓地，而不是像西方那样用做海洋导航和全球扩张。火药的使用停滞在能制造绚丽烟花的级别，而非成为能赋予西方军事力量那样的现代武器。
　　
　　中国比英国至少早400年就具有了工业革命的所有基础条件，但是科举制度把学者、天才和思想家同近代科学的学习和探究相分开了。赵持有的观点是：这种考试制度，是被设计用来奖励那些顺从命令且且思想保守的人的；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它极力推崇儒家的正统地位和圣谕。这是一种高效的中央集权式社会形态。每一个人都期望在这种高度竞争的考试中一举成名，但是成功者寥寥无几。在科举方面的成功巩固了正统思想，而不是创新和质疑能力。正如赵所写，虽然皇帝不断更替，中国社会依然裹足不前：没有发生过文艺复兴、知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
　　
　　赵认为：中国的经济在过去三十年中的显著增长并不在于它的教育体系—这个体系谍严重依赖于考试和对知识的死记硬背，而在于它向外国资本开放市场的意愿、在于引入西方工业、在于输送学生前往西方高等教育机构学习。中国经济的非计划成分越多，中国的经济就越繁荣。他坚持认为：为了保持经济增长，中国需要技术创新，而只有放弃这种基于考试，并由高考——至关重要的大学入学考试所控制的教育体制，才能实现这种技术创新。然而这种基于考试的教育体系有助于上海、香港和东亚国家在国际测试中取得好的成绩。
　　
　　中国有这样一个问题，却很少被提及：欺骗和欺诈。当政府奖励那些新产品的专利成果时，专利的数量开始激增，但是大多数的专利都毫无价值。如果高中学生的设想获得了专利，那么在大学入学考试中将得到额外加分。赵指出，有一个学校的一个9年级班级收到了超过20项专利；这个学校在三年中总共注册了超过500项专利。甚至中学学生都已经收集到了国家专利。
　　
　　赵写到：这些专利中的大部分都是“垃圾专利”或者是“小聪明”式的例证。当政府需要通过发表的科学论文来评定职称时，科学论文的数量也戏剧性的激增了起来，但是这些论文中的绝大部分是具有欺诈性质的。赵说道：在中国致力于写“科学”论文并卖给那些因缺乏研究能力而写不出论文的学生和专业人士们，成为了上亿美元的产业。
　　
　　赵说道：由于它们的创作环境中普遍存在着欺诈现象，中国的专利和研究出版物的质量“糟糕透了”。任何批评专制文化引起欺骗和欺诈的都“被认为是非中国的以及反华的”，并且很有可能招致“政治和法律纠纷”。
　　
　　赵引用北京大学郑也夫教授（他是2013年出版的《吾国教育病理》这本畅销书的作者）的话道：
　　
　　经过12年的中国式教育，没有任何人有机会获得诺贝尔奖，即使他（她）的大学生涯在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牛津大学或者剑桥大学度过……1949年以来，在中国大陆所有受过教育的十亿人中，没有一个诺贝尔奖得主……这个事实强有力的证明了教育在摧毁中国社会的创造性中体现的能力。
　　
　　上述内容写在PISA（国际学生评估项目）的管理官员盛赞上海在这个考试中取得了显著地高分之后。赵说道：中国的学生，甚至是在偏远地区，都擅长于在考试中取得高分。中国的学生经常性的在任何基于测试成绩的竞赛中获得胜利。而他们缺乏的是创造性、原创性以及质疑权威的能力。对中国考试分数持支持态度的人从未指出过为什么这个“最好”的教育体系，同样为什么这个又是最糟糕的教育体系。这种体系在“消除个体差异、压制内在动机和强制思想三个方面上是相当的有效。它就像是。
　　
　　一个通过精心设计且不断完善的机器，有效且高效地传输一个关于预定内容和规定的技能培养的窄带信号……因为这个是流向社会的唯一途径，人们急切的跟随在它之后。
　　
　　中国被西方的赞扬所困扰。赵写到：中国教育领域的领导者愿意打破这种基于考试的限制了创造力的正统教育，但是他们不敢放弃让西方人羡慕的在众多考试中取得高分的教育方式。
　　
　　中国惯用等级和排名，而教育体系同时输出两种制度。作为成功的唯一途径，学生们根据他们的表现排名，并且能赢得这场竞赛的人寥寥无几。在顶尖学院和大学中为达到最高级别的竞争异常激烈。不足为奇，有钱的家长利用作弊和贿赂手段为其子女提供接受教育的优势，如，增加课时、聘请最优秀的老师、在一流的学校接受教育。中国的教育者抱怨道，残酷的竞争使得孩子不快乐也不健康，这并不公平也不合理。
　　
　　赵描述了学生们为取得高分而花费的时长。学生参加学习的许多课程是为考试做准备，而非为学习。学校的存在就是为了考试作准备。
　　
　　老师猜测考试题型，有些公司卖各种考试题型的答案和无线作弊设备，而学生挖空心思找到作弊的最佳方法。在2013年，一群湖北省的学生因为实施他们家长为减轻高考压力而买来的作弊方案而被禁止高考，这引发了一场骚乱。
　　
　　英国报纸《每日电讯》报道，2000愤怒的人砸车高呼，“我们要公平。如果不许我们作弊就没有公平可言。”在高中最后一年，许多学校除了准备考试什么也不做；“没有教授新内容…在中国，很大一部分儿童出版物是模拟考试试卷。”
　　
　　赵讲述的最令人震惊的故事是安徽省一个被称为亚洲最大备考基地的乡镇。这是毛坦厂中学或毛中，一所备考的住宿学校所在地。在2013年这所学校有超过11000名学生参加高考，82%的学生分数达到四年制本科的标准。学费大概是6000美元，相当于上海居民的年收入。家长除了付一年的学费外，还得付一年的生活费。学生从全国各地来到这所学校准备考试。这里的工作量是中国一般学校的三倍。学生们早上6:30上课，晚上10:30放学，还有家庭作业要做。这所学校“俨然成为中国的传奇。国家网络电视台，中央电视台，曾经在2013年6月5日拍摄送别超过1万名学生，乘坐客车，由警车开路参加高考的景象。”
　　
　　中国主要的教育者们曾试图削弱考试的重要性，但迄今为止均以失败告终。赵称考试为“杀不死的女巫”。不论他们多么频繁地发布指示减少作业和学业压力，学校和家长施加的压力仍然存在。赵写书提醒美国人不要放弃关于创造力和创新的传统价值观，不要被中国的高分所诱惑，不要因授权标准和考试而堕落。美国人误以为“中国的苦难就是成功的秘诀”。他写道，中国是“一个专制教育的完美化身”。它绝不是美国的榜样。
　　
　　由于目前传统常规工作趋于外包和自动化，人才市场对具有国际竞争力、创意、创新、创业人才需求越来越大---急需岗位的创造者，而非聪明的就业者。为了培养新型人才，需要一个能加强个体优势、顺应孩子激情和培养社会情感提升的教育模式。不需要一个旨在使孩子符合外部规定标准的专制化教育模式。
　　
　　如果西方国家担心日后的教育模式会被中国超越话，那么，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避免走入中国模式”。
　　
　　美国已陷入套牢中国的考试困局当中。目前，避免诱入，为时不晚。美国家长和教育者对在教育教学期间安排大量的时间投入于备考和考试大动肝火。赵勇提出明智的建议。我们应该在牺牲掉使我们国家成为创新、创造、原创和发明的家园的文化价值之前，不再痴迷于标准化考试。
　　
　　赵相信：能够塑造教育政策的两大变化是全球化和科技。学生必须理解他们生存的世界并掌握科学技术。拒绝义务化、标准化和权威化考试。提倡给精心备课的老师以自主权并注重学生个性化发展。他提倡：美国应对各学校均等资助。在更大范围内重新定义超出考试分数的教学目标，消除不同种族间学生的接受教育机遇的差异。
　　
　　他反对目前要求统一和中央控制课程的教育体制模式改革。他愿景是：学校是学生著书、制作录像和创作艺术的地方，是鼓励学生探险和实验的地方。他认为根据学生个体发展规划教学方法，不是施加压力刺激学习兴趣，而是通过自发动力。他梦想的学校是最高价值观的创造力的地方，是鼓励学生成为“自信、好奇和创造力”的人的地方，正如他在最近的一本《World Class Learners》书中写道。直到我们挣脱无标准化考试模式，理想才会触手可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