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喜欢事情变得越来越好。根据近几年的民意调查，每一个美国人都希望他们的小孩在出生时能够获得更好的生活机会。他们希望有低价的全面医保、更长的预期寿命、更好的公共服务以及更少的犯罪。
　　
　　当美国人被告知这些愿望在奥地利、斯堪的那维亚半岛国家以及荷兰都已经实现，但是作为代价国民需要支付更高的税，而且国家会更频繁地干预社会的时候，一部分美国人会说：“那岂不是成了社会主义！我们不需要国家干预我们的私人事物。更重要的是，我们不想缴纳更多的税。”
　　
　　如此这般难以自我协调的想法在美国并不是新故事。一个世纪前，德国社会学家维尔纳.仲伯德问出了一个非常有名的问题：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对于这个问题，答案有很多。有人说，这仅仅是和美国的国土面积相关：因为美国国土辽阔，所以共识很难被达成。当然，除此之外，还有文化因素的影响，这其中美国人独有的对于中央政府的不信任就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点。
　　
　　事实上，社会民主和福利国家模式在文化同质化更明显的小国际实践得最好并不是一个偶然现象，在这些国家信任危机很少会上升到很尖锐的程度。在那里，一部分国民愿意为其国民的利益而牺牲自己的部分利益，原因是大家明白那些得到帮助的人若是处在给予帮助的人的位置上也会做出同样的选择，因为所有人都很相像，大家看待世界的眼光也很类似。
　　
　　相反的，在移民与少数人群在一国的人口组成中占到一定比例之后，我们通常会发现人们对于社会中他者的怀疑心会增强，同时，人们对于福利国家的某些制度安排的热情会减少。我们不得不承认如今的福利国家实践已经碰到了严重的现实挑战。虽然它们还没有走到生死存亡的关口，但是很明显的一点是，福利国家模式再也没有像以前那样对自己充满信心了。
　　
　　但是今晚我要关注的是下面这个问题：为什么在美国，在社会体系中的运行失灵以及平等缺失已经给我们带来如此多问题的时候，我们还是不容易产生一种不同以往的有关社会组织方式的想象？我们看上去似乎已经丧失了质疑当前状况的能力，更别说提出一个可行的改革方案。为什么我们没有能力想象另外一种组织社会的方式从而更好的服务于我们共同的利益？
　　
　　请原谅我使用学术术语，我必须得说我们的问题是“离散”的。事实是我们不知道如何来讨论我们面对的这些问题。要理解这个现状，我们需要重温一下历史。凯恩斯曾经有过如下观察：“对于观念史的研究是思想解放的第一步。”为了实现今晚的思想解放，我建议我们先花一点时间来讨论一下我们社会中一种特殊的偏见的历史。我说的这种偏见就是经济主义。所谓的经济主义是指经济问题在我们当代思考中所获得的普适地位，以及经济问题在任何公共讨论中占据的首要地位。
　　
　　在过去的三十年中，在大部分使用英语的国家（在欧洲大陆与其他一些地区这种现象相对来说没有那么突出），在我们思考是否该支持某一项提议的时候，我们问自己的问题不是这项提议是好还是不好，我们问自己的问题是，这项提议是否富有成效，这项提议是否高效；我们问自己这项提议是否有助于提高国内生产总值，是否能够加快增长。这样的思维方式——避免道德思考，转而单纯地思考利益与风险，即最简单意义上的经济思考——并不是人类的天性所在。这是人类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人为获得的思考方式。
　　
　　这种经济主义的思维方式在人类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在1905年，WilliamBeveridge（他在1942年的报告为英国走上福利国家模式奠定了基础）在牛津大学做了一个讲座，讲座中他问出了下面这个问题：为什么如今我们的政治哲学在公共辩论中已经被古典经济学模糊了双眼？WilliamBeveridge的问题在今天同样适用。但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是政治思考的缺失与古典经济学家的思考写作却是关系不大。在十八世纪，被亚当.斯密称为“道德忧虑”的东西在当时的经济学讨论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的确，在当时，我们可以将公共政策的考虑简化为经济层面的计算这种想法就已经引起了部分人的担忧。孔多塞，这位在商业资本主义领域最有洞察力的思想家在很早的时候就不无鄙夷地指出，在一个贪婪的国度，自由仅仅会作为经济安全运行的前提而存在。曾经那个革命的年代塑造出了一种存在于经济自由与自由之间的困惑。那么，如今，我们又是如何获得这种只从经济层面思考问题的思维习惯的呢？我们对于经济词汇的迷恋不是凭空出现的。
　　
　　相反，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深深受着之前一场大辩论的影响，而对于这场辩论，我们中的很多人却并不了解。如果我们问自己，谁对当代英语国家的经济思考产生了最大的影响，那么出现在我们脑子里的将会是五个出生在他国的思想家：冯.米塞斯，弗莱迪里希.哈耶克,约瑟夫.熊彼特,卡尔.波普尔和彼得.德鲁克。这五人当中，前两位是芝加哥学派自由市场宏观经济学的开山鼻祖。熊彼特则是因为他对于资本主义的创造性与破坏性力量的热情描述而出名。波普尔出名是因为他对开放社会的捍卫，以及他有关极权社会的理论解释。至于德鲁克，他有关管理学的写作在二战后的繁荣阶段对商业理论与实践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这五人中，三位出生在维也纳，米塞斯出生在奥地利的伦贝格，也就是今天乌克兰的里沃夫，而熊彼特则是出生在离当时的帝国首都几十英里远的摩拉维亚。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发生在奥地利的大灾难给这五位思想家都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一战带来的大灾难之后，维也纳进行了短时间的社会主义试验，但在之后的1934年，政权又落到了发动政变的反动势力手中。再过四年之后，维也纳受到了纳粹侵略，并最终落入了德国人之手。
　　
　　五位思想家都因为时势的动荡才被迫走上了流亡之路，这在哈耶克身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因此，他们都将自己写作与教学的重心放在了他们时代最重要的问题上，即为什么自由社会最终会倒塌并且转而走上了法西斯主义的道路（至少在奥地利，情况是这样）？他们给出的回答如下：马克思主义左派在1918年之后在奥地利进行的国家计划，集体所有制经济非但就其自身来说是基于一种幻想，而且直接将现实引向了反面，即纳粹极权主义。因此，欧洲的悲剧是因为左派的失败才被招引来的。左派的失败体现在他们既没有实现自己的既定目标，也没有能保护好自己的自由遗产。这五位都通过自己的不同方式得到了以下这个共同的结论：保卫自由主义、保卫开放社会、保卫个人自由的最好方法是确保政府组织远离经济生活。在他们看来，如果国家被挡在一定距离之外，如果政客们（不论他们的出发点怎样）被剥夺进行计划、操作、指导其他公民的权力，那么不论是极端的左派还是极端的右派都不会有发挥影响力的空间。
　　
　　同样的问题，即如何理解发生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历史，以及如何理解世界大战的重复出现，也被摆在了凯恩斯面前。这位伟大的英国经济学家与熊彼特一样，出生在1883年。凯恩斯成长在一个稳定、自信、繁荣而且强大的英国。之后，因为他在英国财政部的职位，以及亲身参加凡尔赛谈判的经历，凯恩斯亲眼目睹了自己成长时的那个世界的崩溃，随着这个世界一起崩溃的是他所属的那种文化与阶级之前所拥抱的那种给人带来安慰的确定性。因此，凯恩斯也会问自己那个哈耶克和其他几位奥地利思想家问自己的问题。但是，凯恩斯给出的答案却与他们的很不一样。
　　
　　凯恩斯承认，维多利亚欧洲的分崩离析是他们那个时代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但是，他对经济理论带来的最大贡献在于他对“不确定性”概念的坚持。与自信的古典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不同，凯恩斯强调人类行为的不可预测性。在他看来，如果我们能够从大萧条、法西斯主义以及战争中吸取教训，那么这个教训势必是：上升到了安全缺失以及共同恐惧层面的不确定性才是曾经给自由带来威胁且将来还有可能给自由带来威胁的腐蚀性因素。因此，凯恩斯寻求各种方式来增强社会安全，这其中就包括反周期性的经济干预，虽然这并不是唯一方式。哈耶克给出的建议刚好相反。在他出版于1944年的经典《通往奴役的道路》一书中，哈耶克如此写道：“粗略的描写无法勾勒出当前英国的政治写作和当初在德国破坏了西方文明并且为纳粹成功创造了思想基础的作品之间的相似点。”换句话说，哈耶克用明白的语言预测了如果工党在英国掌权，英国将走上法西斯道路。后来的事实是，工党的确在英国赢得了政权。但是，工党执政后执行了很多与凯恩斯思想直接有关的政策。在未来的三十年中，联合王国和许多其他西方国家一样，是在凯恩斯思想的指导下进行政治治理。
　　
　　正如我们所知，从那时候开始，那批奥地利思想家们开始了他们的反攻。这是如何发生，以及发生的地点，是另外一个问题，不在我们今天考虑的范围之内。但是不论如何，那场由出生在十九世纪末期的思想家进行的思想辩论就像是逐渐远离我们的行星，但是他们放出的光芒却仍旧笼罩着我们，我们就是在那场辩论的回声中生活着。虽然我们现在被鼓励用经济词汇来思考问题这一事实并不是那场辩论的直接产物，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对于那场辩论的了解，那么现在的我们就像是在使用一门其实自己都不怎么明白的语言。
　　
　　福利国家模式获得了很多令人瞩目的成功，为其自己赢得了声誉。在某些国家，它以社会民主主义的形式出现，且是植根于雄心勃勃的社会主义立法之上。在另外一些国家，比方说英国，它表现在一系列援助社会弱势群体并且试图降低社会贫富差异的政策上。新凯恩斯主义政府在战后的共同主题和成就在于他们成功地控制了社会不公。无论你用收入还是资产来分析欧洲大陆国家和英美各个时段在贫富差距上的数据，你会发现在1945年之后那一段时间，各个国家的贫富差距都有了显著的缩小。
　　
　　一些其他的优势伴随着社会平等一起到来。在那段时间内，对于重返极端政治（一种以绝望、嫉妒以及不安为特点的政治）的忧虑减少了。西方工业化国家普遍进入了一个比较平静的繁荣期。这或许是一个泡沫，但却肯定是一个宽慰人心的泡沫，在这个泡沫中，大部分人过上了之前无法想象的生活，而且大部分人都有十足的理由来对未来充满信心。
　　
　　福利国家以及所有欧洲的社会民主和基督教民主的内在矛盾在于，他们自己取得的成功会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腐蚀它们起初的追求。经历过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那场灾难的那一代人在维持税收政策、公共服务以及许多在他们看来是防止重返过去那种惊恐年代的保障的公共条款上，表现出了最大的决心。但是他们之后的人，甚至连瑞典都不例外，都逐渐忘记了他们最初如此渴望安全与稳定的原因。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将中产阶级导向自由机制的是社会民主理念（我这里所指的“中产阶级”是欧洲意义上的中产阶级）。在大多数情况下，中产阶级享受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中的贫困者享受到的一样多：免费的教育，免费或者是低廉的医疗服务，公共养老金等等。因此，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欧洲的中产阶级发现他们可支配的收入已经变得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多，这其中的原因在于许多的生活必需支出已经通过缴税提前支付了。这么一来，这个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恐惧与不安全感最为强烈的阶层紧密地融入了战后的民主共识之中。
　　
　　然而，到了七十年代，这样的考虑越来越被人忽视了。从撒切尔、里根的税收和就业政策改革开始，再到后来的金融领域的政策松绑，社会平等的缺失再次在西方国家成为了社会问题。在经历了二十世纪十年代到六十年代这期间内社会不平等逐渐减少之后，在过去的三十多年中，反应西方国家社会平等缺失的指数已经开始逐年变高。
　　
　　在如今的美国，反应社会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跟中国差不多。我们需要意识到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因此在中国贫富之间的差距将不可避免的出现，但是在美国出现这样类似的情况，这不得不让我们认识到我们现在离我们之前的社会理想是多么遥远。
　　
　　让我们来看看1996年的《个人责任与工作机会法案》（这个法案的名字就起得很符合乔治.奥威尔的风格），这是克林顿执政时期立法活动试图清除美国的福利机制的最明显表现。这项法案的具体条例会使我们想到两个世纪前在英格兰通过的另一项法案——1834年的《新贫困法》。《新贫困法》的具体规定对我们来讲并不陌生，原因是狄更斯在《雾都孤儿》里面对之多有提及。当NoahClaypole在1838年冷笑着称奥列佛是“济贫院”的时候，他语气中所传达的意思跟我们现在某些人用鄙夷的语气说“福利皇后”时所传达的意思十分相似。
　　
　　《新贫困法》这份法律类似于一种暴行，因为它逼迫穷困者和失业者或者接受极为低廉的工资，或者让他们忍受“济贫院”带来的羞辱。在十九世纪，种种形式的公共援助（当时的观念仍旧将公共援助视为一种慈善活动）都会制定一个标准化的援助水平，目的是要将社会援助稳定在一个很低的水平，从而让它不比其他任何替代性选择更有吸引力。那个社会救助体系利用了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根据那种理论，失业在一个有效的市场下根本不会发生，因为如果工资降到很低，但是工人除了接受低廉的工资进行工作之外又没有其他选择，那么势必人人都会拥有一份工作。
　　
　　在接下来的150年中，改革者们致力于改变这样的有损人格的做法。就在这个过程中，《新贫困法》以及许多与其类似的法律被一种新的看法代替了，这种新的看法将公共支助看成是建立在个人权利的基础之上。根据这样的新思维，每一个没有工作的公民都被认为是有权利获得公共救助；同时，他们不必再因为他们失业的现实而遭到惩罚，而且他们作为社会的一员也不再因为失业就承受社会的侮辱。这种改变中很重要的一项内容是，在二十世纪中期的福利国家模式下，人们逐渐产生了一种新的倾向，即赋予了公民地位某种经济参与的功能。
　　
　　如今的美国失业率正逐渐升高，而在这样情形下的失业者并不被看成是社会的合格一员。即使为了获得某些必须的福利支持，失业者也必须首先找到一份工作，不论这份工作的工资多么低，工作内容多么的低下。只有在接受了一份工作之后，失业者才有资格接受来自社会其他成员的支助。
　　
　　为什么在我们当中没有人批评这样的改革，更何况这样的改革是在一个所谓的民主党总统任下通过的？为什么我们对于那些受害人所遭受的侮辱这么冷漠？在面对这样一种倒退回早起工业资本主义时代的做法时，我们非但没有质疑它，反而是共同默认了它。我们这样的表现无疑和比我们早一代的美国人的所作所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然而，正如托尔斯泰提醒我们的，没有什么环境是人类适应不了的，特别是在人们看到身边的每个人都接受了这样的环境时。“这种羡慕，甚至是崇拜有钱人与有权势者，鄙视或者忽视底层人民的做法是引起道德堕落的重要也是普遍原因。”这段话不是我说的。这段话是亚当.斯密所写，他预见到了对于一个商业社会来说，最大的危险是人们会倾向于羡慕财富而鄙视贫穷，尊重成功而嘲笑失败。这样的现实如今正发生在我们身上。
　　
　　这个问题的最明显表现，即私有化，却被许多人当成只是一个技术问题。在过去的三十年中，一种对于私有化的崇拜已经令许多西方政府着迷（很多非西方国家也是如此）。为什么？最简单的答案是，在我们这个财政赤字越来越大的年代，私有化看上去能够帮助政府省钱。如果国家运营着一项效率不高的公共项目，或者是一项成本昂贵的公共服务，比方说供水，汽车制造厂，或者是铁路，那么政府自然就会想到将它转移给私人购买者。
　　
　　出售公共资产如事先所想那样为国家赚到钱;同时，这些被出售的服务或者运营获得了更高的效率，原因是它们背后有了私人利益的驱动。这样想来，每个人都获益了：服务质量被提高了，国家摆脱了不适当的或者是之前管理得很糟糕的职责，投资者获得了利益，此外，公共资产也从出售中获得了一次性收入。
　　
　　理论上是如此。但是现实却与理论的预计不一样。在过去的几十年内，公共职责被转移到私人领域之后，我们并没有发现什么公共利益的提高。首先，私有化并没有带来高效。许多政府认为适合被转移给私人运营的领域都是在常年亏损的基础上运营，比方说铁路公司，煤矿，邮政服务，还有能源设施。这些行业在运营上所需要的成本往往高于它们能够获得的收入。
　　
　　单从这个因素来看，这些行业对于私人购买者来说就没有很大的吸引力，除非私有者购买者能够以很大的折扣价格获得这些资产。但是如果政府以很低的价格出售这些行业，那么公共利益势必遭受了损失。据计算，在撒切尔时代的英国，因为政府故意以较低的价格出售公共资产带来的结果是140亿英镑的资产从纳税人手中转移到了后来的持股人和其他投资者手上。在这个数字之上，我们还须加上30英镑，因为这些钱被支付给了银行，以让它们来完成这些私有化交易手续。因此，政府向私人领域支付了170亿英镑（约合300亿美金）才完成了这个私有化过程，否则的话，这些公共资产将找不到私有购买者。这是很大数目的一笔钱，大概是哈佛大学每年获得的捐款数，或者是巴拉圭或者是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一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因此，这样的私有化交易怎么样都算不上是对公共资源的高效使用。
　　
　　第二，这样的私有化交易还涉及道德层面的问题。私有投资者愿意购买这些低效率的公共产品的唯一原因在于投资这些项目能够减少风险。比方说，在伦敦地下交通的出售交易中，购买者在交易前就得到了政府的保证，不论什么情况出现，他们都不需自己面对严重的亏损。这样一来，古典经济学有关私有化的理论就被颠覆了，根据那种理论，是利益的驱动才实现了高效。这里问的关键是，这些处在特权地位的私有投资者在运营这些项目时会变得如同政府一样低效，原因在于，这样的操作将利益塞入了私人投资者手中，却将风险放在了国家身上。
　　
　　第三点或许是我们反对私有化的最重要原因。我们承认很多政府想要转移给私人投资者的商品和服务在政府手上被运营得很糟糕，管理不力，投资不足这些问题的确存在。但是，像邮政服务、铁路交通、退休公寓以及其他许多私有化交易的目标行业，尽管之前被运营得很糟糕，但是即使是在私有化之后，这些服务仍将是公共责任的内容所在。即使是在它们被出售之后，政府仍旧无法完全将它们放入变动不定的市场之手。这些行业从本质上来讲就是需要有人对之进行监管的行业。
　　
　　这些半私有半公有的公共责任将我们带回到了一个老故事中。在今天的美国，如果你的缴税清单被审计，那么尽管是政府决定对你进行调查，但是很有可能对你的调查是由一个私人公司执行的。后者跟政府签订了合同，它代表着政府的名义行动，这就像是私人公司和华盛顿方面签订了合同，为了获得利益，这些公司为政府在伊拉克与许多其他地方提供安全、交通以及技术领域的支持。与此类似的是，英国政府今天与私人公司签订了合同，将为老年人提供住所的责任转移给了私人公司，而在之前，这项责任是由政府承担并且履行的。
　　
　　简单地说，政府将自己的职责转移给了私人公司，因为这些公司声称它们能够更低价且更好地完成这些职责。在十八世纪，这样的做法被称作“收税代理人”。早期的现代政府缺少收税的方法，因此经常通过拍卖来邀请私人来帮助政府收税。出价最高的人将会获得帮助政府收税的权利，而且他可以随意向民众收税，只要他最后能够支付给政府在拍卖中承诺的数量，而剩下的那部分则由他个人所有。因此，政府事实上能够得到的税收和预计的相比打了折扣，但却拿到了现钱。在法国，王室被推翻之后，大家普遍认为用这样奇怪的方式来征税其实并不高效。首先，它降低了政府信誉，使得政府在人民心中变成了一个贪婪的私人收益人形象。第二，这样的方式征税相比一个有效的行政征税体系，给国家带来的真正税收收入少了不少，这其中的原因就是不少钱落入了那些代政府收税的个人手里。第三，这样的方式收税会引起纳税人的不满。
　　
　　在如今的美国，我们的政府的确声誉有所下降，而且政府掌握的公共资源也很不足。但很奇怪的是，我们并没有很多不满的纳税人，或者说，我们的纳税人不满更多时候是因为一些不恰当的原因。但是尽管如此，我们如今给自己带来的困难和以前那些政府给自己带来的问题仍然很相像。
　　
　　十八世纪和今天一样，政府如果将自己的职责和能力转移给私人，政府的公信力就会出现下降。这么做的结果是出现了分离的社区。社会的不同群体开始认为自己在功能上是相对于集体与公务员群体独立的存在。如果我们长期只和私人机构打交道，那么时间一长，我们与那些在我们看来对于自己没有什么作用的公共机构的关系就被稀释了。私人机构是否比公共机构做得更好，或者成本更低，这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因为不论私人机构的表现怎样，我们对于国家的忠诚都降低了，我们与身边其他的公民需要共有而且在过去的确是共有的很多至关重要的东西被丢失了。
　　
　　这样的过程在它在当代最重要的实践者那儿得到了很好的诠释。玛格丽塔.撒切尔曾经声称：并没有什么叫做社会的东西，有的只是作为个体的男人与女人以及家庭。但是如果没有社会，有的只是个人和作为守夜人的国家（站在远处观望那些它自己插不上手的事情的国家），那么还有什么东西能将我们联系在一起呢？我们如今习惯了私人运营的邮政服务，习惯了在战争中为国家提供资源的私人公司以及许多其他私人服务。如今，我们已经将现代国家在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辛辛苦苦才抓到自己手里的许多职责都私人化了。
　　
　　这样一来，什么能充当公民与国家之间的缓冲地带呢？答案当然不是社会，因为现在社会已经需要在被挖空了的公共领域苦苦挣扎。但是，国家不会甘愿退出舞台，即使我们夺走了它的所有服务，国家还是会伴随着我们，仍然将以一种控制与压制的力量存在。因此，国家与个人之间不将有中间性的机制与情感存在，这就意味着不再有相互的服务与义务将不同的公民联系起来从而维持公共空间的存在。剩下的只有个人与公司，而他们想做的只是用各种办法来绑架国家，从而为自己的利益服务。这样的结果，在当今与在现代国家刚刚形成的时候一样，都不是什么吸引人的状况。事实上，我们明白，成立国家的愿望来源于我们的一种认识，即纯粹作为个人综合体的集体在没有共同的目标与公共机制的情况下很难维持其生存。对于早期工业资本主义的自由派批判者而言，这种认为私人利益可以与公共利益直接作用的想法是十分荒谬的。用斯图亚特.密尔的话来说，“一个社会仅仅由有关经济利益的关系与想法联合而成，这种想法从本质上来讲就是令人厌恶的。”
　　
　　那么，我们需要做的是什么呢？我们需要从国家出发，国家应该是作为公共利益、公共目标、公共之善而存在。如果我们不能重新认识国家，那么我们势必走不远。国家具体需要做些什么呢？最低的要求是，国家不能重复做那些没必要的事情。正如凯恩斯所写，政府不应该做个人已经在做的事情，无论它做得比个人更好或者更坏；国家需要做的是没有个人在做的事情。
　　
　　从过去一个世纪的苦涩经验中，我们明白了，有很多事情国家不能做。二十世纪进步国家的叙述方式基于一个不牢靠的谎言，即“我们”——改革者，社会主义者，或者是激进派——有历史的支持：用晚期BernardWilliams的话来说就是，我们的项目“接受了宇宙的鼓掌”。如今，我们已经没有这样鼓舞人心的故事可以讲述。如今，我们刚从过于的那个世纪中幸存下来。在过去的那个世纪中，许多教条带着令人惊讶的自信告诫我们国家需要做的事，并且强硬地提醒每一个个体，国家知道什么才是真正对他们有益的。我们不能回到那样的时代。所以说，如果我们今天要重新思考国家，那么我们最好从国家的局限性开始我们的思考。
　　
　　因为同样的原因，重新拾起社会民主主义在二十世纪初的修辞也将是徒劳的。在那些年月，民主主义左派以更不愿妥协的马克思主义革命派以及它的共产主义继任者的的替代者形象出现，因此，在社会民主主义的内部有着一种奇怪的精神分裂现象。当他们充满信心地向更美好的未来迈进的时候，他们仍然不停地将一部分目光投向自己的左边肩膀。他们似乎是在说，我们不是极权主义者；我们追求自由，而不是压制；我们是信奉社会正义、受监管的市场等理念的民主主义者。鉴于社会民主主义的首要目标是令选民相信他们是在自由政体内部出现的一种虽然激进却值得人们尊重的政治选择，那么他们所采取的防御性姿态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放在今天，社会民主主义者的语调已经难以为我们所理解。像默克尔这样的基督教民主主义者能够在德国战胜社会民主党，赢得大选，这样的事发生绝对不是偶然（两者提出的政策在本质上十分类似）。
　　
　　社会民主主义，虽然有各种形式，却是当代欧洲政治的主旋律。在当代欧洲，很少有政客，特别是在那些有影响力的政客中，会真正反对社会民主主义关于国家责任的核心理念，尽管不同的政客对同一理念的理解在程度上会有所差别。因此，社会民主主义者在今天的欧洲给不出什么特别的政策。比方说在法国，社会民主主义者在国有化这个问题上缺乏严肃考虑的习惯无法将他们与戴高乐主义者右派清楚地区别开来。如今，社会民主主义者需要重新思考他们的目的。
　　
　　问题并不是在于社会民主政策上，而是在于他们语言重点的选择上。因为来自左派的极权主义威胁已经消失，如今如果还是将言语的重点放在“民主”上，那么一切就稍嫌多余了。但是，在现在的局势下，社会民主主义中的“社会”仍然富有时代内涵。或许我们可以说“社会”在现在的内涵比在几十年前更多，而在那时，我们知道，公共机构的作用可以说是各方毫无争议共同承认的东西。
　　
　　那么，在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理念中，“社会”所蕴含的内涵又是什么呢？
　　
　　你可以设想一个火车站。这不是像纽约的宾夕法尼亚站这样的火车站，在那儿煤矿顶上立着的是破败的上个世纪六十年代风格的购物中心。我说的是像英国伦敦的滑铁卢站，或者是法国巴黎的Garedel’Est，或者是孟买的维多利亚终点站，或者是柏林的壮观的火车总站这样的火车站。这些车站就像是现代生活中的大教堂。在这些大教堂内，私人经营的机构在自己的位置上表现得非常好。讲到最后，我们发现我们没有理由要求由国家来经营这些车站里的报亭或者咖啡吧。任何仍旧记得昔日英国火车站咖啡吧里那些由塑料纸包着的三明治的人都明白在这个领域，私人竞争需要被鼓励。
　　
　　但是，你却不能鼓励人们通过竞争的方式来经营火车。铁路运输，就像农业和邮政一样，既是经济活动，又是必要的公共服务。你不能为了让铁路系统更高效就在同一条铁轨上放两辆火车，然后再比较哪一辆跑得更快。
　　
　　铁路行业天生就是一个垄断性行业。但是，英国人事实上却将上面提到的那种竞争带到了公交服务行业。公共交通行业的内在矛盾是，你将活做得越好，你反而可能越低效。
　　
　　设想一条公交线路，如果跑在这条线路上的只有为能够负担较高的票价的顾客而开设的快车，而且这辆快车避开了一些偏远的乡村，因为在那儿会上车的只是一些偶尔才坐车的救济金申领者，那么这条线路自然能够为它的经营者带来更多的收益。但是，国家或者市政府必须提供另一条无利可图且十分低效的线路。如果没有这样的一条线路，那么短期内获得的经济效益将被社区遭受的长期损失所抵消。
　　
　　可以预见的是，在公交行业内进行上面提到的那样的竞争（伦敦或许除外，因为在伦敦让公交车绕路的需求足够强劲）会给公共机构造成更大的成本，尽管这样的做法会因公交票价的快速上涨而给公交运营商带来更多的利润。
　　
　　铁路和公交车一样，首先是一种社会服务。任何人都能经营赚钱的火车业务，如果他们要做的只是把快车从伦敦发到爱丁堡，从巴黎发到马赛，从波斯顿发到华盛顿。那么，那些需要发往偏远地区的火车又该由谁来管呢？谁来为那些只是偶尔坐车的人提供铁路交通服务呢？没有一个个人会有足够的钱来支付一条这样只为了像他这样偶尔乘坐的人所修建的铁路。只有集体，也就是说国家或者地方政府，才能做这件事。做这件事所需要的补贴在某些经济学家看来永远都是低效的。当然，如果将这些铁轨撤走，然后让每个人都使用私家车所需要的成本会低很多。
　　
　　1996年是英国将铁路系统私有化之前的最后一年。在这一年，英国铁路部门对外夸耀说自己对铁路系统的补贴是在欧洲最低的。在那一年，法国计划的铁路投资是每个国民21英镑，意大利是33英镑，而在英国，这个数据是9英镑。数据的差距现在直接反映在了这些国家铁路系统所提供的服务的质量上了。这同样解释了为什么英国的铁路系统需要花这么大的成本才能完成私有化交易，以及为什么英国铁路系统的基础设施这么差。
　　
　　这里的投资对比印证了我的观点。法国人和意大利人长期以来都将自己的铁路系统看成是一种社会服务。将一辆火车开向一个偏远的地区，尽管成本会很高，但是这样却保存了偏远地区的社区。其次，这样的铁路为公路交通提供了替代物，因此它也有助于环境保护。因此，这样的火车站，以及它提供的服务，象征着社会的某一种共同愿望。
　　
　　我在上面提到了，将火车开到偏远地区虽然在经济上来看是低效的，但是却在社会层面上是十分有意义的。这当然会引起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即社会民主主义者提出的项目建议如果在他们自己眼里都是比其他选择成本高很多，那么他们最后肯定走不到很远。这样一来，我们会开始在嘴上承认社会服务是一种美德，但是又抱怨社会服务的成本太高，最后的结果就是什么事都没做。我们需要重新思考的是我们用来评估成本的东西：社会成本和经济成本需要被同时放置进我们的思考之中。
　　
　　让我来给出一个例子。如果我们对贫困者伸出援助之手，而且将这样的救助停留在慈善的层面，那么这样做的成本必定是低于为贫困者提供基于个体权利的稳定的全面的社会服务所需的成本。前者中提到的慈善是一种与信念相关的活动，慈善活动开展者是个人，而且这种支助依赖于施助人的个人收入，施助活动往往是与衣食住行相关。但是，在这样的做法中，对于处在接受帮助一端的人来说，整个做法却是非常有损尊严。英国政府针对上世纪三十年代大萧条的受害者所采用的“经济状况调查”仍旧为很多年纪大的人所记得。他们在记忆这调查时，往往是带着厌恶甚至是愤怒。
　　
　　相反，如果我们是基于自己的权利而接受支助，那么这其中就丝毫没有有损尊严的事情。如果你有权获得失业保险，养老金，残疾抚恤金，市政公寓，已经许多其他公共服务，而且你不需要经历对你的调查，不需证明你不是故意将自己沉到底层来获得这样的援助，那么你在接受这些社会救助的时候丝毫不会感到尴尬。
　　
　　不错，这样的权利却是十分昂贵的。
　　
　　但是，如果我们将耻辱自身也看成是一种成本，一种社会成本，那么一切又会是怎样呢？如果我们量化人们在接受生活必需品上的支助时所经历的心理伤害，那么一切又会是怎样？换句话说，我们如果在我们有关产量、效率与财富的计算中增加令人感到羞辱的施舍或者是以权利为基础的支助，结果又会是怎样？这样计算，我们或许会得出结论说提供全面社会服务，公共医疗保险，或者是补贴公共交通其实是一种以低成本实现我们共同目标的方法。
　　
　　这样的提议很容易引起争议：我们怎样量化人格损失？剥夺公民享受城市资源的机会所带来的损失又该怎么计算？我们愿意为一个良好的社会状况支付多少钱？一切问题答案都不清楚。但是，除非我们现在开始提出这样的问题，否则我们怎么可能得到答案呢？
　　
　　当我们说“良好的社会”的时候，我们到底是在说什么？从规范性的角度来说，回答这个问题时我们首先会给出一个道德描述，从而将我们共同的选择置于其中。这样的道德陈述会给我们如今千篇一律的经济化陈述提供一种替代物。但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定义我们的共同目标却不是一个简单的任务。
　　
　　在过去，社会民主主义者将自己注意力放在了对错问题上，这主要是因为当时的社会民主主义者继承了之前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伦理思考，而后者又是深受基督教文化中反对极端财富与反对物质崇拜的思想的影响。但是这样的有关对错的思考经常被意识形态上的考虑盖过。资本主义是否会走向终结？如果是，那么一项特定的政策是会加快资本主义的终结还是推迟它的终结？如果资本主义不是必定走向终结，那么政策制定就需要从另一个角度进行思考。在这两种情况下，问题都是就整个体系的前景而提出，而不是与政策自身的内在动机的好坏相关。这样的问题再也不像从前那样一直盘踞在我们脑中了。因此，我们如今更直接地面对着我们所作的选择的道德后果。
　　
　　在我们如今的金融资本主义中，或者用十八世纪的说法，在我们的“商业社会”里，真正令我们感到可怕的是什么？在我们现在体系里，我们缺失的是什么东西？我们对之又该怎么办？什么是我们觉得不公平的？当我们看到有钱人在毫无节制的游说的同时，其他人的利益在不断被牺牲，这其中是什么违背了我们对于繁荣的理解？我们失去了什么？
　　
　　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需要对当前市场或者国家的不足给出一个道德批判。我们需要理解为什么如今的状况违背了我们对于正义或者是公平的理解。用简单的话说，我们需要回到目标的国度。从这一点来说，社会民主主义不会提供很大的帮助，因为它对资本主义危机给出的答案只是在社会问题上套上启蒙时代的那一套道德语言。
　　
　　我们现在的问题在本质上是不一样的。我相信，我们正在进入新的一个充满不安全感的时代。凯恩斯出版于1919年的《和平的经济后果》一书中为我们分析了上一个这样的年代。而上一次这样的年代之前是长达几十年的繁荣与进步，以及人们生活的急剧国际化（虽然没有“全球化”这个名字，但其实质却完全符合“全球化”的定义）。正如凯恩斯所说，当时商业经济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展开，贸易与交流正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速度在加速进行。在1914年以前，人们普遍认为和平的经济交流会战胜狭隘的民族国家利益。没有人预料到这一切会突然地结束。但是，事实上这样的结束却发生了。同样，我们也是经历了一个稳定又充满对于无限的经济发展的幻想的时代。在未来可预见的一段时间内，我们也将经历一种经济上的不安全和文化上的不确定。我们将会比二战后任何时候都缺少关于公共目标、环境保护以及个人安全的信心。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孩子们将会生活在怎样的一个世界。现在是时候停止我们的幻想了，我们不该再认为他们会活在与我们现在的世界相类似的一个世界。
　　
　　我们必须重新走上我们的父辈们在应对类似的挑战与危机时所走过的道路。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美国的罗斯福新政以及大社会方案都是对于那个年代的不安全以及不平等状况的清晰回应。现在，大多数西方人都没有亲身经历过周遭世界的崩溃。我们很难相信我们身边的自由机制以及民主共识会全部倒塌。但是，当初引发凯恩斯与哈耶克辩论以及后来的凯恩斯主义社会民主共识的正是这样的大崩溃。我们是在那样的民主共识和相互妥协中长大的，但是那最初的目标诉求却被成功逐渐模糊了。
　　
　　如果社会民主主义还有未来，那么它必定以一种基于忧虑的社会民主主义形式出现。我们需要做的不是重拾过去那种对于进步的乐观语言，而是要使我们自己重新熟悉过去的历史。在如今，激进的反对派需要做的是让他的听众们了解到过去的二十世纪的成就，从而使人们认识到我们如今毫无顾忌地打破这些成就将会带来的结果。十分坦率地说，左派们需要保留他们身上的某些东西。现在，是右派们继承了以前野心勃勃的现代主义者那种以普世计划的名义进行破坏和创新的遗产。社会民主主义者，虽然在风格与目标上都十分低调，却需要在此刻对过去的成就有一种更坚决的态度。社会服务型国家的出现，长达一个世纪的公共机构建设，这些公共机构提供的商品与服务对于我们的共同身份和共同目标的促进作用，以及作为个人权利的公共福利以及作为义务的社会援助，这些都是十分重要的成就。这些成就并不完美这个事实不应该让我们不安。即使我们没能从二十世纪学到很多东西，我们至少需要从中学到，答案越完美，那么它的结果往往越恐怖。在现在这样一个难以令人满意的环境下追求不完美的进步，这或许是我们真正应该希望的的东西。一些人在过去的三十年中已经有步骤地打破了上面提到的那一系列社会进步。这是真正应该让我感到愤怒的事。这些破坏至少需要引起我们谨慎的担忧：为什么我们这么急于破坏由我们的前辈辛辛苦苦筑起的防洪坝？我们是否确认洪水永远不会再来？
　　
　　这种基于忧虑的社会民主主义是值得我们为之奋斗的东西。如果我们放弃了上一个世纪的努力，那么我们既背叛了我们的先人，也背叛了我们的后代。如果我们说社会民主主义那样的东西是我们未来的完美图景所在，这样的说法虽然十分令人欣喜，却是误导人的。即使在过去，社会民主主义代表的也不是一种完美的社会前景。但是就我们现在所拥有的选择而言，社会民主主义却是我们最好的选择。用奥威尔在《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一书中的话来说：“这其中有许多东西我不理解，而且不喜欢，但是我很快就意识到，它是值得人们为之奋斗的东西。”我相信，这句话也反映了我们能够从有关二十世纪社会民主主义的记忆中获取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