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历史演进隐含着总体向上的自由线索，体现在社会层面上，社会的自组织与自治能力，呈现出越来越发达的趋势，到了宋代，如社仓等民间结社更是出现前所未有的繁荣。1168年，朱熹在福建的五夫里设立社仓。初衷是认为士绅应当担起造福乡里之责，建立民间的自我救济体系，这样，乡人在遇到凶岁饥荒时也不必全然依赖于有司。
　　
　　朱熹制订了一套完备的社仓结保制度。按照朱子的设计，社仓大体上是这么运作的：由地方政府先垫付一定数额的大米作为贷本，“富家情愿出米作本者，亦从其便”。社仓每年在青黄不接的五月份放贷，每石米收取息米二斗，借米者则在收成后的冬季纳还本息。
　　
　　在朱子的规划中，社仓由地方士绅组织并管理；人户是否参加结保也采取自愿原则，“如人户不愿请贷，亦不得妄有抑勒（强制、摊派）”。不过“入保”有资格审查：“产钱六百文以上及自有营运，衣食不阙，不得请贷”，即有财力的人家不能申请社仓的救济。有的社仓还规定，“细民无田者不得预也”，将放贷对象限定为有还贷能力之人，社仓作为民间的互助性自组织，这么规定也是合理的。
　　
　　1181年，朱熹上奏朝廷，建议在全国推行社仓之法。宋孝宗下诏推广，四五十年下来，朱子社仓已“落落布天下”。然而随着权力介入日深，这一NGO组织也慢慢变质，最后成了“领以县官，主以案吏”的官办机构，并且跟青苗法一样暴露出“害民”的弊病。时人俞文豹描述了南宋晚期社仓“蠧于官吏”的情形：一方面官府强制征收仓米，另一方面又将仓米挪作他用，即使遇到荒年，也“未尝给散”。
　　
　　宋代社仓原本就是由士绅发起于民间、并且在士绅主持下运作良好的社会自组织，又何必要官府插上一脚？朱熹的再传弟子王柏说得好，“朱子社仓的放贷还贷，由地方的士绅耆老‘公共措置’，州县官不须干预抑勒。这项原则，应为社仓推行者‘所当共守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