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奸杀19岁少女王家飞，又将其3岁的弟弟活活摔死而被云南高院二审判处死缓的李昌奎案，终于进入了再审程序（7月17日）。按照中国现行法律再审程序启动的条件，案件的再审一般意味着“案件确有错误”，而在李昌奎案中，这种错误显然主要指引起外界极大争议的死缓的判决结果，而这些争议，看起来却也有着相当的意味。]

 

    因感情纠纷，云南巧家县青年李昌奎强奸杀死了同村女青年王家飞和其3岁的弟弟，这样的“罪大恶极”似乎应获极刑，但云南省高级法院二审时，意外地将死刑立即执行改判为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2011年7月份，“免死”判决上网后，舆论炸了锅。被害人王家飞一家联合二百多名村民签名上访，要求改判被告人李昌奎死刑。“就是倾家荡产也要告，要判他死刑。”王家飞的七八名亲属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

 

    更有网友认为，此案远比药家鑫案残忍，云南高院如此判决是“悍然向中国法律挑衅”。云南省高院回应媒体称：“不杀”是意在“引领、改造冤冤相报、杀人偿命的传统观念，不杀头不是放纵”。

 

    舆论和司法机关的行为出现了激烈对立。

 

    连杀人者家属都没想到会判死缓

 

    李昌奎和王家飞的家乡云南省巧家县鹦哥村放牛坪社，位于金沙江边的大山深处。从巧家县城到村里需走2小时的山路，再坐3小时的公交车。

 

    两家相隔只有十分钟路程，关系曾经很亲密。王家飞的母亲陈礼金与李昌奎的母亲陈礼村是堂姐妹；李昌奎的父亲李顺祥又是王家飞的哥哥王家崇的干爹。　

 

    两家关系交恶始于李昌奎与王家飞的感情纠纷。

 

    2007年，李昌奎与王家飞在昆明打工时谈起了恋爱。但李昌奎向王家提亲遭了拒绝，两家从此心存芥蒂。

 

    2009年5月16日。李家与王家因村里的劳务费问题发生纠纷，两家决定在电厂沟附近“解决事情”。当天家里只剩下妹妹王家飞和弟弟王家红。李家也是全家出动。

 

    谁也没有想到此时，在外省打工的李昌奎会回来。当天下午1点半，李昌奎姐姐李昌芬看到弟弟经过电厂沟，鼻子和嘴上有血，追上去问。李昌奎回答：“整倒了两个”。王家人速回，看到大门、地上大门全是血，19岁的女儿王家飞和3岁的儿子王家红已经死亡。

 

    后据公安机关侦破，李昌奎回家途中经过王家，遇到王家飞发生抓打，遂将王掐晕并强奸，王醒后他用锄头将王家飞打昏，再将3岁的王家红提起猛撞门框，又找来绳子将两人的脖子勒在一处后逃离。经法医鉴定，王家飞、王家红的死亡原因为颅脑损伤伴机械性窒息死亡。

 

    案情的侦查、起诉、一审判决都出奇的简单。“肯定是死刑。”巧家县公安局破案后认为。

 

    “当时以为，这种事，一定是死刑。”李昌奎的大哥李昌贵回忆。所以，一家人连请律师的念头都没，而且也没钱请。李昌奎的一审、二审辩护律师都是由司法行政机关指定律师进行法律援助。

 

    一审辩护律师唐兴勇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的辩护意见是，李昌奎并非怀恨在心。李在法庭上称，是王家飞打电话叫他回家解决两家的纠纷，以及对两个人的感情做个了断。李遇到王后，提出结婚的事，王不同意，发生争执后他一时激愤，才强奸杀人。

 

    但昭通市法院并未采纳辩护意见，于2010年7月以强奸罪、杀人罪判决李昌奎死刑立即执行，并赔偿王家经济损失3万元。

 

    2011年3月，云南省高院作出终审判决，判决书上，不再有“报复杀人”的字样，而是认定李昌奎有自首情节、积极赔偿受害人家属部分损失，于是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

 

    “坚决不服。”王家十几位亲属在南方周末记者面前，几乎异口同声。王家飞的二伯王廷金称，对一审判决，他们勉强接受。他们曾提出30万元的刑事附带民事赔偿，当初人判了死刑，赔不起也就算了。他们认为二审判决过于荒唐：一是李昌奎是在公安机关发出通缉令，部署抓捕行动后，走投无路时才投案，属于“被动自首”；二是“人死后，李家人的态度令人寒心，连5万元的安葬费都是在乡、村两级领导出面后，勉强才赔”。

 

    王家飞和王家红的尸骨就埋在李家房后。两年了，坟砖上还没长出多少野草。王家人每次下山，都会经过这里。

 

    “李昌奎应该享受死刑这个最高待遇”

 

    王家人决定“反抗”这个判决。2011年6月中旬，王廷礼、陈礼金夫妇俩到云南省检察院和省高院上访至今。

 

    王家崇则在各大网站发帖呼吁网友关注；王廷金则发动亲属，村民共计二百多人签名抗议死缓判决。

 

    王家姊妹7个，大多在县上、镇上工作，王廷礼排行老三。提起这件事，个个悲愤难忍。

 

    “他们没有听取受害人这方的意见，根本不尊重民情，无形中剥夺了一部分人的权利。”王家飞的五伯王廷清认为。作为一名医生，他自认为是有法治观念的，懂得最高法院的“慎杀少杀”理念，但“不能用在这种人身上，只要中国还有死刑，李昌奎就应该享受死刑这个最高待遇”。

 

    7月10日，南方周末记者在鹦哥村山里采访。沿途，几乎家家户户都听说了此事，无一例外都向记者提出疑惑：“杀了两个人咋个都不判死刑喔？”

 

    网上更是民意汹汹，“法院糊弄公正”，“云南高院在喷口水，随意变更死刑判决，无耻！”　

 

    一位网友甚至模仿药家鑫的口气给云南省高院写讽刺信：“如果有来生，我一定选择云南这块珍惜生命的土地！”

 

    即使是法律界，反对的呼声也是一浪高于一浪。北京一位资深刑事法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最高法院确实主张对婚姻家庭纠纷引发的杀人案慎杀、少杀，但要看情况。这起案件有两条人命，比一般杀人情节重，就算是自首也不行，“如果我参与判案，我主张杀”。

 

    实际上，近年来，各地高院都有一些针对一些婚姻家庭纠纷引发的命案，作出过死缓判决。比如子杀母、夫杀妻、弟弟杀哥哥等等，但和本案的情况不一样。上述死缓案件案中，被告人通常只涉及一条人命案。

 

    江西赣州检察院检察官杨涛撰文称：“如果这么严重的杀害了两条生命的罪犯不判处死刑，那么，法院许多死刑判决都可以改判，特别是药家鑫更是要在黄泉路上申冤了。”

 

    甚至有人怀疑云南省高院在此案中徇私舞弊。不过，连受害者家属王家崇也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李昌奎家没这个本事去搞关系，所以我们更感到蹊跷。”

 

    云南省高院新闻中心一位负责人向南方周末记者感叹：“你去他们家看过了，土房子都快倒了，把全部家当卖了都凑不够1万块钱。徇私舞弊，怎么可能？”

 

    “改造冤冤相报的 传统”

 

    2011年7月6日，云南省高院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副院长赵建生与副院长兼新闻发言人田成有详细介绍了为何作出“免死判决”。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引领、改造冤冤相报、杀人偿命的传统观念，不杀头不是放纵”。

 

    该院举出两种杀人案的事例。一种是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故意杀人，社会危害性大。另一种是由于民间矛盾、婚姻家庭或邻里纠纷引发的故意杀人，针对特定对象，社会危害性相对小。李昌奎案就属于后一种。“法律不是苛刻到1＋1＝2，否则就成了概念法学了。”田成有说。

 

    赵建生称，同样是死刑，社会危害不同，就要区别对待。最高法院要求，对因民间矛盾、婚姻家庭矛盾或邻里纠纷引发的案件，适用死刑要十分慎重。这是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贯彻。

 

    一个人如果有悔罪之心，能自首、如实交代，就可以得到宽容。“整个社会应该更理性、宽容一些。”田成有说。

 

    然而，新闻发布会的“澄清”和“释疑”并未收到太大效果，舆论的叫骂声甚至使云南省高院不敢再接受媒体采访。

 

    南方周末记者追问，杀人案中判决被告人死缓，是否应该考察被告人品行，以确定他将来释放回来后不具有社会危害性？本案中，法院有没有劝说李昌奎真诚悔罪，积极赔偿？下判时是否考虑到这件事可能引发受害人一方上访？

 

    “这些问题我都想回答你，但现在不得不谨慎了。”云南省高院副院长田成有说。

 

    事实上，云南省高院在李昌奎“免死”判决中，几乎是孤军奋战。

 

    7月7日，云南省高院两位法官来到巧家县法院，与王家三十多位家属座谈，4个多小时的谈话，“法官不好表态”。王家飞五伯王廷清回忆。第二天，法官给王廷礼打电话称，法院可以启动司法救助，请受害人一方谅解犯人。王廷礼一口回绝。

 

    而李家的表现，也颇令人尴尬。李家兄弟姐妹4个，李昌奎最小，文化程度大多在小学和初中水平，李昌奎父母则是文盲。“没得钱，没法赔偿”、“中院判了之后，（赔偿这件事）想都没想过了”。李昌贵称。直到记者来采访，他才真诚地说了一句：“即使他枪毙了，我们也应该向人家道歉的。”

 

    “我们也在做被告人家属的工作，希望他们拿出钱来赔偿受害人家属。”田成有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改判，还是不改？云南省高院进退两难。“无论怎样选择，都应有充分的理由，改，也要把后遗症向公众交代清楚。”田成有说。

 

    “也许云南省高院是意识超前了一点”

 

    云南省高院的判决和回应无疑都摁着了公众对于死刑观念的痛点。2011年，药家鑫案和夏俊峰案相继进入死刑复核阶段。对被告人杀还是不杀？是否该废除死刑？从何时开始废除死刑？每一个案件都会引发持久的讨论。

 

    李昌奎案也不例外。一些学者反对杀药家鑫和李昌奎的理由在于反对制度杀人，对每次争议中的“杀声一片”深为痛心。

 

    近几年中国的刑事司法政策导向也越来越倾向于慎杀、少杀。在新近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八中，更是通过调高死缓、无期徒刑实际执行的最高刑期的做法，以此作为替代性措施，来限制死刑，甚至逐步替代死刑。

 

    “其实云南高院的判决，就是针对这样一个政策的变动来考虑的。所以，按过去的标准，此案判决确实明显不公平。但是，从司法政策的变动来看，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它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阮齐林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称。

 

    事实上，有部分学者和律师对云南省高院的做法持赞同意见，认为死刑废除可从任何一个个案做起。

 

    不过，阮同时认为，即便有政策背景的变化，云南高院能不能变化那么快，是值得讨论的。

 

    “法院的任务不是回答主观的价值和理念的问题，而是要解决客观的事实与法律问题。废除死刑，少杀、慎杀，这是良法的理念，要由国家层面来决定，不能通过法院的判决来决定。”中国社科院法学所刑法室副主任邓子滨认为。他也是废除死刑的支持者，但他不同意云南省高院的做法。他称，就算是执行一种少杀、慎杀的理念而选择一个案件，也不能选这样一个案件。

 

    “你想引领公众，你也应该选择一个能够说服公众的，能让公众同情的案件。现在的这个案件却是公众极为反感的。”邓说。

 

    贺卫方是中国赞成立即无条件废除死刑的少数学者之一。他不仅认为立即废除死刑是一个立法行为，而且也可以通过司法机关来启动。比如最高法院对死刑复核的案件一律不核准，这样就达到了废除死刑的目的。

 

    “死刑废除可以从药家鑫案开始，也可从李昌奎案开始，但这个权力必须由最高法院行使，由最高法院昭示天下。”贺卫方认为，若最高院对李昌奎免死，那么意味着今后杀人犯基本不判死刑了。但如果由省一级法院来开启，“这个逻辑有点怪”，统一的司法标准就会打破，叫其他法院怎么判案？

 

    “也许云南省高院的行为是鲁莽了一点，意识超前了一点。”贺卫方如此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