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其他的补助我不要，但是这笔钱我要！”湖南资兴市黄埔军校同学会会长、“国军”老兵何前贡说。他有退休金，但他特别看重这张3000元的存折。“它是国家对你的认可和尊重。”]

 

    一张3000元的存折，这半年来，成为湖南资兴市93岁的郑子煊老人的心爱之物。他时不时拿出来看，就是不舍得用。

 

    这不是一般的3000元钱。2010年9月，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5周年，中央财政拨出专款，向全国12.3万在乡抗日老战士发放一次性生活补助金，每人3000元。而郑子煊老人是参加抗日的原国民党政府军队老兵。

 

    2011年春节后的第一个工作日，资兴市10位参加过抗战的“国军”老兵，在家里第一次迎来了中共资兴市委统战部部长、民政局局长等当地“高级别”共产党官员。

 

    在湖南省资兴市，包括10名“国军”老兵在内，共有24人获得这一补助金。南方周末记者采访证实，湖南邵阳市新宁县也为当地的“国军”老兵争取到了这笔补助。

 

    他们是幸运者。在南方周末记者的了解范围中，全国各地仍然在世的“国军”老兵，极少能得到这笔补助。

 

    “其他的补助我不要，但是这笔钱我要！”资兴市黄埔军校同学会会长、“国军”老兵何前贡说。他有退休金，但他特别看重这张3000元的存折。“它是国家对你的认可和尊重。”

 

    但有人遗憾错过。发放补助金的当天上午，94岁的“国军”老兵王法佑的儿子来电说，他父亲刚刚过世了。老人独居在一个廉租房里，上厕所时摔倒而酿成意外。

 

    “中央出来的政策要尽快尽早，要让生存的老兵享受一下。等到最后，政策再好，也就剩一两个人了。”负责此事的资兴市民政局工会主席李天亮说。

 

    在抗战中，正面战场抗战的国民政府军队伤亡达321万人。今天健在的“国军”老兵并不多。“关爱老兵网”负责人李明晖认为，四五千甚至两三万人都有可能。

 

    重新佩戴纪念章拍照，郑子煊非常激动，他的抗战胜利纪念章在“文革”时东躲西藏，最后放在灶灰底下烧掉了。

 

    只要参加抗日就行了

 

    是否参加国共内战，这些细节没有被纠缠。

 

    2010年9月3日，当民政部的消息公布后，大多数地方民政部门在政策执行中，只负责“共产党老兵”。曾传出云南腾冲县、昌宁县向“国军”老兵发放3000元补助金，但是当地统战部都予以否认。

 

    在资兴，官方与民间的力量，共同促成此事。

 

    2010年9月18日，长期关注国民党老兵的民间志愿者何孝刚召集了6位“国军”老兵，参加“不忘国耻，牢记历史”座谈会。一个参会老兵看起来像“叫花子”—一身发臭的破衣服，两只不搭的棉鞋露出脚趾头，还戴着一副十几块钱的红色塑料眼镜。他叫王飞黄，黄埔军校17期学生，曾参加远征军和雪峰山会战。“国军”老兵王飞黄的晚年窘境，不仅触动了何孝刚，也触动了参会的统战部副部长黄士荣。会后，黄士荣在门口碰见原资兴市民政局局长，获知中央财政为抗日老战士发放3000元补助金的消息。

 

    黄士荣给民政局打电话沟通此事，希望将补助金发放范围涵盖“国军”抗日老战士。

 

    对于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等老战士，民政部门存有相关档案材料，只要依名单下发即可，而对于“国军”老兵，则需进行身份审核。

 

    但对于这些“国军”老兵来说，能够证明他们身份的证件、徽章、档案，大多在“文革”中已销毁殆尽。何孝刚带着86岁的资兴黄埔军校同学会会长何前贡，走遍资兴市各个角落，终于把证明材料凑齐。

 

    何前贡笑着说，自己的“历史反革命”档案终于派上用场。不过，仅存的这点材料只能证明他的国民党军队背景，无法证明其参加过抗日。

 

    经过沟通，审核标准最终大大放宽——只要老兵们的自述与历史能吻合即可。最终，资兴市10名当时仍在世的“国军”抗战老兵，全部通过审核，获得了与14位“共军”老兵一样的3000元补助金。

 

    资兴市民政局工会主席李天亮说，“只要参加过抗日的就行了。”一位民政局官员说，以前的印象是“共产党领导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打日本”，近几年他在新闻和电视剧中看到越来越多关于国民党在正面战场抗战的作为，“应从对国家民族贡献的角度去评价他们。”

 

    10名获得3000元补助金的“国军”老兵中，有2名不是黄埔学生。老兵们除了参加抗日之外，有的人也参加了国共内战。但是这些细节，都没有被纠缠。“内战这一块我们没有去了解。”黄士荣认为，国共内战是“兄弟间的事”，“当兵的只是听从指挥”，而“不管有多大的分歧，事实是，两兄弟团结起来才把日本人赶走”。

 

    统战部对此出力甚多——黄埔系一直是重要统战对象，统战主题已从共同抗日转到国家统一。黄士荣说，今年有二十多名资兴籍台湾人回乡访问，听说政府准备重修国民党抗日将领程子楷故居及书院，表示全力支持。“我们对原国民党人士的态度和做法，台湾一直很关注。”

 

    再不做，就晚了！

 

    是“生活补助”，而非“优抚”。

 

    春节过后的第一天，统战部、民政局的官员们就带着3000元存折下乡了。

 

    “这些人年纪大了，身体也不行。”民政局工会主席李天亮说，“今天有这么多人，可能明年就少了。”在上世纪80年代，资兴市黄埔同学会共有80多人，目前仅余8人在世。

 

    当官员们到达“国军”老兵王飞黄家里时，无人不被震惊。这是在资兴市郊一处大院后方的一座土坯房，紧邻一条水沟，门口仅能容一人穿行，苔藓已逼近门槛，屋子里白天漆黑一片，到处堆着捡来的破烂。

 

    李天亮主动联系市住建局，请求为老人解决一套廉租房。在官员们的努力下，老人被排到了第一批，他的孙子被安排去看房，后因对楼层户型不甚满意，又调整到第二批。

 

    《我认识的鬼子兵》作者方军说，台湾抗战老兵有“终生俸”，最少每个月6万台币，作为战败方的日本给二战老兵发放天皇的“恩给”，相当于日本普通工人工资的1/3。中国人熟悉的来华谢罪老兵东史郎，每个月领取21万日元“恩给”。

 

    而在中国大陆，参加抗战的“国军”老兵，命运因国共内战而改变。1949年，国民党政权败退台湾，许多曾参加抗日战争的部队或被歼灭，或兵败被俘，或起义投诚。

 

    投诚起义人员与解放军类似，复员后可领取固定补贴。资兴市民政局优抚股一位廖姓主任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起义投诚人员的补贴一度高于解放军，但后来未再上调。不过他们同时有起义证和军人复员证，也可以申请解放军的待遇。至于其他“国军”抗战老兵，则难以得到政府补助。

 

    在后来的“文革”等政治运动中，那些投诚起义的“国军”也纷纷被打倒。

 

    何前贡没有参加起义，他后来开始获得政府补助，源于其黄埔学生身份。1984年，黄埔军校同学会成立，首任会长是黄埔一期学生徐向前元帅。资兴市民政局官员说，上世纪80年代，当地曾针对黄埔军校官兵等特殊群体发放每月15元的生活补助。

 

    何前贡翻出的另一张存折显示，资兴市黄埔老军人自2008年1月起，每人每月补助30元，“平均一天一块钱”。而1954年之前参军的解放军退伍军人，一个月生活补助是635元。

 

    3000元和30元，在民政部门都是“生活补助”而非“优抚”。廖主任说，目前抚恤的对象主要是烈属和伤残军人，对年老的军人特别是原“国军”老兵，缺乏相关政策。他们试图从低保、救助等方面，优先考虑他们。
何前贡见到资兴市政协主席郑艾萍，希望能为“国军”抗日老兵争取与抗美援朝或抗美援越老兵同等的补助标准。6月27日，资兴市政协提案部门还约请他商谈相关提案事宜。“我还希望全国都能这样做，所有抗战老兵都能得到同等待遇。”

 

    走出恐惧，拾回荣光

 

    许多人对自己的历史顾虑重重。

 

    因为国共内战和政治运动，几十年来，“国军”老兵们遭受到诸多磨难。“我爸爸经常埋怨爷爷对这个家庭从未有过什么贡献。”王飞黄的孙子阮夸练说。他的爷爷一辈子摆摊，他的父亲一辈子摆摊，他依然还在摆摊。

 

    因为“文革”中挨斗，家在邵阳县的王飞黄逃到了资兴，并改名叫“王飞晃”。几十年来，王飞黄一直以“黑户”生存，直到2004年才在资兴落户。这还是何前贡跑了半年为他跑下来的。

 

    何孝刚说，志愿者们去探访这些老兵，发现许多人都对自己的历史顾虑重重，反复做工作，才开口说起抗日经历。一些子女，也是第一次知道自己的父亲参加过那场惨烈的战争。

 

    王飞黄参加过雪峰山会战。“我功劳可大了”，他突然提高了声调。他主动脱下衣服，让南方周末记者看他左臂肩胛骨隆起巨大的肉坨。老人挥着拳头说，这是在与日军的肉搏中，被敌人的枪托砸伤的。

 

    何前贡参加了常德会战、雪峰山会战。谈起自己的部队，他充满自豪——他所在的74师是“国军王牌中的王牌”，臂章是“虎贲”，全副美式装备。最让何前贡骄傲的是，他在换防的战壕中俘获过两个鬼子，“抓到活的就是立功”。

 

    参加过远征军的郑子煊也曾负伤，在缅甸于班战役中被弹片击中，被飞机送回后方医院。这在“文革”中成为罪状，他被造反派称作“国民党伪军官”，理由是：“一个普通士兵凭啥坐飞机？”

 

    郑子煊回忆，他在孙立人将军当团长时就追随其部队，到达印度后，中国军人把身上的衣服装备全部扔掉，冲澡消毒后，换上英军的装备，连战法都要重新学习，老人还会蹦出几个简单的英文单词。

 

    后半辈子一直在做建筑工的郑子煊，仍然忘记不了1945年8月在广州参加日军投降仪式，他走在队伍最前头，胸前挂着红绶带，昂首进城，老百姓夹道欢迎：“国军来啦！”

 

    有的老兵的回忆中，则只有失败与屈辱。李灵华是在52军25师高炮连，专门打日军飞机。在湖北石首，全师遭日军3个师1个纵队围剿，死伤大半。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战友们有的跳江，有的被俘，他自己跳上一个木筏子上，捡回一条命。他后来通过当伪乡长的同学拿到难民证，才得以穿过沦陷区回到资兴老家，当起小学教师。

 

    94岁的“国军”老兵陈型华，参加过徐州会战、南昌会战、衡阳会战。他在福建作战时信仰基督教。“文革”中，因为一本圣经，他被抄了家。改革开放后，他创办了资兴市香花乡鹿桥村的福音堂。

 

    陈型华本来可能去台湾，但是没去。志愿者何孝刚问起，老人说：“没去，因为怕老婆跟人跑了。”至今老两口仍生活在一起。

 

    2005年8月15日，中国隆重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国家向所有健在的抗战老战士、老同志及抗日将领或其遗属颁发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奖章发行60万枚。

 

    南方周末记者采访了解到，资兴在世的这些国民党老兵，没有人拿到纪念章。另据抗战史学家方军介绍，1937年参加抗日的“国军”老兵、广州市财政局退休官员张润进，在该市纪念大会上领到纪念章。第二天，相关单位找到他要回了纪念章，理由是他虽参与抗日，但当时是在国民政府军队，不在八路军、新四军。张润进是1949年才起义成为解放军的。

 

    民间志愿者的努力

 

    一位老兵把纪念章别在内衣里。

 

    活跃在全国各地的民间志愿者们，一直在关注着日益缩小的国民党抗战老兵群体。

 

    2004年，北京的一位白领建立“互助抗战老兵论坛”，2008年，网名为“深圳胖哥”的李明晖建立“关爱抗战老兵网”，这两个论坛成为国内关爱老兵志愿者的最主要聚集地。志愿者们开始四处找寻曾经参加抗战的“国军”老兵，并向他们提供帮助。

 

    2010年，志愿者王海宁设计制作出两种版本的“抗战65周年”纪念章。每个被新发现的老兵，都会被赠送志愿者制作的纪念章。

 

    一年之后，当王海宁看到一位老兵仍把纪念章别在内衣里，更相信“精神支持重于物质资助”。他说，当时志愿者中也有不同意见，认为徽章浪费钱，但这位曾经参军的设计师认为，对于军人而言，没有什么比荣誉更重要。

 

    除了何前贡之外，南方周末记者走访的几位九十多岁的老人，都认为他们胸前闪闪的奖章是“党和政府的奖励”。

 

    身为资兴义工活跃分子的何孝刚，2010年4月经一位朋友介绍，加入关爱老兵的行列，他也成为两个论坛湖南版的版主。他的任务一是继续寻找老兵，调查核实，二是将善款送到老兵手中。

 

    何孝刚与郴州市各个区县（市）统战部门联系，多数予以支持，但也有个别地方统战部问：谁批准你做这个事的？但幸运的是，郴州市统战部亦对他表示支持。

 

    志愿者们还策划各种活动，以了结老兵们“最后的心愿”。

 

    2011年清明节，何孝刚策划实施了“郴州老兵重返常德衡阳老战场活动”。何前贡、陈修义、黄爱民三位老人在志愿者们扶持下，登上百级台阶，第一次进入南岳忠烈祠，祭扫战友英魂。

 

    老兵们的最后一站，是去常德乾明寺，里面住着“常德会战”幸存者、国军老兵吴淞。1959年11月，他被以历史反革命罪判处无期徒刑，1982年出狱时已60岁。1998年，他选择常德乾明寺出家，与长眠在附近的战友为伴，为他们念经超度。老兵陈修义的儿子见到吴淞后，紧握老人双手，跪地痛哭。

 

    李明晖正在筹拍一部关于这些老兵的纪录片。他已为这一纪录片构思了一个有些黯淡的片尾：一支“风中之烛”，摇曳着，最后熄灭。

 

    这些老人的年纪都太大了。何孝刚多次探访王飞黄、陈型华、李灵华等老人，给他们送去志愿者认捐的钱，但老人们甚至都记不住他们。李灵华接过志愿者的现金，连声说：“感谢政府的关心！”旁边的乡干部纠正说“这是社会的关心”，老人继续重复：“感谢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