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区政府为了吸引游客，把香港定位为“盛事之都”，结果几年下来，谁也没见着什么足以称道的国际盛事。倒是祖国大地，从北京奥运、上海世博、广州亚运、西安花博，一直到深圳大运，接连不断，硬把中国办成了“盛事之国”。

    最近传言上海可能要申办2028年的奥运会，于是新浪微博做了一个民意调查，结果四万多名参与网民里有83%的人反对。为什么这么了不起的盛事，百姓却不太领情呢？

    两年前，为了预热深圳“大运”，有些媒体找来我们一群爱说话的人给点意见，也有官方机构座谈集思广益。在那些场合里，我说来说去就是一件事，那便是别试图把大学生运动会弄得像奥运、世博一样风光，更不要以为这是个大搞形象工程的良机；反而应该把握大学生运动会那比奥运会更“业余”的特质，趁机推动全民运动。与其花钱建造壮观的场馆，不如增设社区体育设施；与其比较参赛选手数目之多寡，不如研究如何吸引一般市民健身。要是真想借此拔高深圳的形象，不如定个人均运动时数全国最高的目标。

    我当然知道自己不切实际，所以后来也就没再追问这些建议的去向。我想那无非就是在热风中摇了一下扇子，纯属无用的空气。

    终于等到了2011年，我听说为了顺利召开大运会，先有八万“治安高危人群”被请出城，然后是禁止民工上访讨薪。开幕式当晚，深圳效仿广州亚运的做法，要求会场附近居民离家五小时，以策安全。但是为了景观壮丽，电视上好看，那些空了五小时的住宅是不可以关灯的。不只如此，连机场也要在赛事开幕和闭幕那两天禁飞。我猜这大概是史上第一座为世界大学生运动会而禁飞的城市，也算创个纪录。

    今天的中国公民怕了盛事，怕的就是它必然扰民。除了严苛至不近人情的安保手段，还有那经年累月的土木工程，“穿衣戴帽”的楼房粉饰，以及任何日常生活的中断。这类具有中国特色的盛事的问题，并不在于大家常常提到的“虚矫”“面子”“形象”和“政绩”等字眼，因为所有主办过奥运和世博的城市也都希望借此争光，那里的官员也一定想要透过这些盛事的顺利成功替自己加分，这类非正常的活动甚至也必然会在有限的时间和有限的范围内阻碍市民的正常生活。那么，真正使得中国盛事称得上“模式”的要素到底是什么呢？

    我以为，中国的“盛事”是一种思维方式，一种关乎目标选择以及目标和手段之间衡量计算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我们都不陌生，只不过在这等盛事之中格外鲜明罢了。我完全可以想象一个领导在下达指示的时候说“必须不计一切代价搞好××会”的样子，也完全可以想象官员们在讨论相关对策时“以确保××会的召开为最高目标”的情况。在这样的气氛底下，那可以不计的代价也许就包括了交通不便所带来的耗损，那排名没那么高的目标或者就是让每个住民安居以及公平申诉的权利。换句话说，这种思维的特点是，只认定一个最有价值最绝对的目标，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可以排除其他政府也应该（甚至更应该）追求的目标。

    由于要一个灯火璀璨的夜景，要一个世界级狙击手都打不到的安全会场，所以居民要在晚上离家同时别忘了开灯，这不叫不择手段，而是不择目标，是不考虑盛事以外的其他施政目标和价值。正常的政治思考和决策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正常的政治思考总是会面对许多彼此冲突的目标、不可化约的价值，正常的政治决策总是要在那些矛盾的目标和价值之间艰难估量，妥协平衡。

    只有一种状况，我们或许可以独裁地宣称“必须不顾一切”，那就是战争。只有战争才会只追求一个目标，可以为了胜利而不计代价（不过，战争也并非真的能够不计代价。也有些国家会比另一些国家更重视战时状态的人权，更担忧人命的损伤）。大家讨论中国某些政策的制定施行时，往往会提到“动员”两个字，“动员”岂不就是一种作战的准备？盛事就像战争，它的问题不只是扰民，而是根本没想到除了盛事，人民还有其他利益诉求，以及无论何时也不可剥夺的权利。老百姓为什么怕盛事？因为没人想天天打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