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财经国家周刊》报道，由国家发改委官员带队的“国家城镇化专题调研组”，经对多个省份调研发现，“户籍改革几乎遭遇所有市长的反对”。从2001年户改文件下发，到2011年国务院“积极稳妥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文件出台，皆提出地级市以下市区全部放开户籍制度，却迟迟落实不下去，其原因就在于地方政府的强烈反对。
　　
　　拆解这一“几乎遭遇所有市长反对”的户改局面，不难看到户籍制度改革之于当下中国社会演进的现实意义———既为各方利益所纠缠，亦是诸种困顿的肇始。地方主政者对户籍改革的消极应对，换句话说即户改难点而今落到地方头上，尚缺切实的解套之策。事实上，户籍改革之难，亦从来不在一纸户口簿的存废，而在于负载其上的各种社会福利，教育、社保、医疗等公民福祉与户籍的绑定，让户改变得牵一发而动全身。
　　
　　毋庸讳言，长期的城乡二元体制，所造就的福利阶层化，城市人口(尤其是大城市在册人口)为最主要的获益方。而今表现于“市长反对”的户改困境，身后亦是以城市为主导的利益逻辑作为支撑。但需要重申和强调的是，既有的存在从来无法替代合理化的论证，在城乡平权的戮力而为中，城市或许更应多一些“亏欠”的心思，包括目前依然被“合理控制”的大城市户籍管制，亦须有通盘的变革准备。
　　
　　回溯户籍管理的初始功能，不外乎基于对居民姓名、年龄、籍贯、职业等基本信息的标准化统计，城乡分野、制度藩篱等制度功能，皆在于后续社会管理对户籍体制的路径依赖。诸多政策目标倚仗其实现，包括对人群自由流动的限制，以及各种资源分配、福利待遇的区别对待。时代变迁、观念更迭，户籍对社会发展的束缚日渐显露，而涉及这个功能的丝毫变动，却俨然足以引发一系列国家政策的连锁反应，户改遭遇“强烈反对”，原因或许多样，其实质无他。
　　
　　2011年出台“积极稳妥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相关规划，放开地级市户籍，直辖市等大型城市则继续维持“合理控制”的原则。但由此展开的相关配套举措，却很难给予地方政府以推动放开户籍的动力，个中压力倒变得异常突出。居民社会福利与户籍制度未实现剥离，现有财税制度之下，地方政府在扩大城镇福利覆盖层面，不得不继续围绕旧有户籍制度进行各种延展。包括各地试行中的入户尝试，其对户籍与福利的绑定现状并未有实质性触碰，反而以某种劝诱的方式予以强化。
　　
　　户籍改革，或者说绑定于户籍之上的诸多社会福利改革，其核心难点可能在于财政支撑的权责不匹配。国家层面的户籍与福利的剥离进展不畅，推给地方的户改重担遭遇消极应对便将难以避免。当下主要依赖土地出让维系运转的地方财源，存在着明显的结构性困境，使得主政者一方面希望不断低价吃进农村土地，以迎合城市建设用地(特别是土地财政)的需求，另一方面却又不愿负担城乡福利平权所需要的公共开支。各地频发公文警示，不得强迫农民“上楼”，显现的便是户改单兵突进所可能直接导致的福利配套滞后。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杜鹰曾表示，户籍改革真正下工夫，是要改革城乡两种不同的福利体制，使两种福利逐渐趋同，此一改革诉求尤其需要国家层面的通盘应对。
　　
　　户籍不是一张纸，有太多的利益附着在上面。高歌猛进式促成户籍存废的可行性，或有修正空间。在渐进的改革思路中，需要逐一剥离负载于户籍之上的社会福利，实现教育、医疗、社保等福利的全国通兑，建立和履行以人为核心的国家责任。
　　
　　改革开放的数十年时间，其对人与人性的解放，即从对人口的属地束缚逐渐放松开始。一纸户籍无法阻隔人们的自由流动，旧有管理模式也就注定无法永远奏效。新型城镇化的过程，不可能仅是户籍文本的名称变化，而必然要求公民福祉走向平权，让自由流动的人们自由安居，任何人为制度不应再成为障碍。有理由相信，公民权利逐一复苏和伸张的历程，应当也会是户籍桎梏走向消亡的过程，而国家决策则有义务回应这样的信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