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潘采夫
　　
　　[导读：有学者将文化分为三类：代表官方的正统文化，代表知识分子的精英文化，代表老百姓的民间文化，当三种文化具有相近的理念，并能够上下呼应时，整个社会运转就比较良好；而当三者分道扬镳，互相排斥，或隔阂严重，社会的认同感就比较差。如何对待道德人物也是同样的道理。]
　　
　　近日，北京一位下岗工人廖丹成为新闻人物，为了给患尿毒症的妻子治病，他不惜伪造收费单据，四年为妻子免费透析500多次，涉嫌骗取医院17万元，等待他的是刑事惩罚。媒体报道以后，公众为救妻子以身试法的廖丹所感动，纷纷解囊相助，短时间内他就收到了40余万援助善款。还有人将廖丹誉为“最美丈夫”。
　　
　　廖丹趟过了法律的红线，却一夜之间成为道德的明星，这是一起典型的道德明星涌现模式：廖丹做出非常之事——敏锐的媒体跟进报道——普通公众热烈回应——廖丹成为新闻人物——事件得到妥善解决。如果到此为止，这将是一个温情的感人故事。
　　
　　但事件往往不会随即停止，它还可能有两个走向，走向之一：媒体评论和意见领袖引领事件走向，从人性关怀走向制度反思，比如对医疗制度的问责，有可能推动政策或法律的进步。走向之二：政府介入事件，免刑责，给户口，送福利，派工作，将廖丹塑造为道德楷模，事件以喜剧落下幕布。
　　
　　就这件事而言，个人判断走向之二不会发生，触犯法律、下岗工人、底层民众、医疗漏洞，贴在廖丹身上的这些标签，决定了他无法成为道德模范，所以，民间热捧而官方冷落，将是廖丹的归宿。
　　
　　同样都是“最美”，反观近期发生的其他两位“最美”人物，就正确地实践了“走向之二”。
　　
　　第一个是“最美司机”，今年5月，大客车司机吴斌被飞来铁块击伤，他忍着剧痛安全停下客车，疏散乘客，他自己因伤势过重去世。吴斌的事迹最初在网络和媒体间发酵，但政府部门迅速行动，掌握了事件进程的主导权，交通部授予他荣誉称号总工会追授五一劳动奖章，杭州市政府号召向吴斌学习，浙江省追授吴斌为革命烈士。
　　
　　另外一个是“最美女教师”，同样是5月，教师张丽莉舍身就学生，自己被大卡车碾断双腿，高位截瘫。媒体发现，这位可敬的年轻老师无编制，无医保，每月工资只有千元。整个社会的良心被张丽莉的义举暖得热乎乎的，人们热切地盼着为张丽莉做些什么，但接下来，政治委员刘延东探望，黑龙江掀起向张丽莉学习的高潮，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和教育部也鱼贯而出，“五一劳动奖章”、“三八红旗手”、“全国优秀教师称号”一一落在张丽莉身上。7月1日，张丽莉加入中国共产党。当然，编制很低调地解决了。
　　
　　如果问我的感受，在举的三个人物中，反倒廖丹更让我感到亲近，他的一句“我又不能掐死她”虽然鲁莽，但透着憨直，像他本人。而后两个例子，其进度、步骤、模式如出一辙，像自动生成的电脑程序。也怪了，本来是有血有肉的一个人，只要进入这个程序，就马上就凌驾于一般群众，你我这样的普通民众很难进入情境，无法对当事人感同身受，更遑论靠近他们，感受他们身上的人格温度了。
　　
　　本来做这些事情，自古以来是政府的应有之举，所谓教化人心，凝聚民众，弘扬主流价值观，无可厚非，但从效果分析，如果不改变打造道德人物的方式，往往容易把道德政治化，把有道德者神圣化，使道德偶像与普通民众失去了直接呼应的渠道，其道德感召力也就大打折扣了。
　　
　　有学者将文化分为三类：代表官方的正统文化，代表知识分子的精英文化，代表老百姓的民间文化，当三种文化具有相近的理念，并能够上下呼应时，整个社会运转就比较良好；而当三者分道扬镳，互相排斥，或隔阂严重，社会的认同感就比较差。如何对待道德人物也是同样的道理，当正统文化只采纳自己的方式，不考虑知识社会和民间社会的接受度，不采用贴近普通人的方式，它推出的道德偶像，往往难以为普通百姓所接受，教化人心的目的就难以达到。
　　
　　比如“最美女教师”，在各部门忙着表彰的时候，普通老百姓关心的其实是她为什么是临时工？为什么长期没有编制？为什么承受不公平待遇那么久？如果这些问题根本不涉及，你就很难说服他们。
　　
　　再以廖丹为例，在这件事之前，卫生部长刚刚发表了一首词歌颂医改，内有“九州风雷动，医改传佳音。胸存社稷疾苦，魂牵民生国运，良策暖人心。”等词句，住在首都的下岗工人一家交不起治疗费，只好冒险犯法，恰是对医改的嘲讽，这个时候出现那首词，它的命运只能是沦为笑柄。
　　
　　这看上去是方法问题，其实归根结底还是态度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