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业率重于GDP，这是一个新的发展的标准，有了这个标准，我们就可以以此来界定路径的选择有无偏差，就会形成一种社会共识，力促拿出不亚于“保增长”的劲头来“保就业”
　　
　　在近日结束的夏季达沃斯年会上，温家宝总理在与中外企业家对话时表示，与GDP这个目标相比，还有几个更为重要的指标，其一就是就业率。就业率重于GDP！这是迄今为止，大家所看到的中央高层关于就业问题最清晰的一次表述，这也是自应对金融危机以来，对“保增长”的最终目的所作出的一个权威的解读。
　　
　　近年来“GDP情结”值得关注。求快求强，这无可厚非，但经济发展的质量一定不能忽略，只注重经济发展的速度往往容易产生这样的结果：GDP上去了，国民就业、收入却没有同步，出现了相对滞后的现象。近年来经济理论界关于重化工业、关于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关于服务业以及关于城市化、农民工等诸多问题的争论，其内在的诱因就是这个与千家万户、与每个人息息相关，也与国家的可持续稳定发展有关的就业问题引发的。
　　
　　可喜的是，这种情况正在发生一种积极的变化，从以人为本、民生为本、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等理念和口号的提出，到温总理所说的就业率重于GDP，由此，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一个新的坐标。
　　
　　毋庸置疑，国家物质基础的变化，国家现代经济体系的建立和巩固，是这一理念和思路产生的重要原因。在中国已经建立和初步完善了各门类工业体系的情况下，在不断强化创新能力和不断掌控核心高新技术的情况下，逐步淡化重化工业和GDP情结，加快城乡二元体制的解决，不断理顺劳动密集型产业、服务业发展的比例和结构，把精力更多地放到国民的就业上来，是一个必然的选择。应该说，从现在起，我们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有了把“就业”摆到桌面上、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的雄厚基础和有利条件，我们也因此开始正视就业问题的严重性，着力探索就业的有效途径。
　　
　　当前，我们面临的就业形势很严峻，这是一个现实。据说，今年城镇新增劳动力2400万，而人保部全年的就业目标只有900万，这么说，还有1500万人没有着落。这里还不包括农村的新增劳动力，根据农村人口是城市人口一倍的基数推算，约有4000万之众，所以有学者估计，目前至少有4000万人待业找不到岗位。而这个数字还不包括数以亿计的已进入城镇打工的农民工因金融危机冲击的失业状况。据早些时候农民工返乡最多阶段的估计，约有2000万左右农民工失去工作而返乡。
　　
　　最为重要的解决途径，就是加快城市化的进程。因为，只有城市化才能创造源源不断的需求，才能带来就业。没有城市化，工业化将无用武之地，也就是说，城市化停滞，工业化也必将停滞。专家分析说，城市化创造需求的能力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会引发大规模的投资需求；第二，会引发更多的消费需求；第三，服务产业发展的需求，也是与城市规模的扩张密不可分的。而在当前，只有城市化才是“对冲”外部需求严重萎缩的唯一出路。目前，我们相当多的就业人数，是在为“外需”而工作，处于一个比较被动的地位，当这种外需减少时，我们就没有足够的“内需”来“顶替”，就业问题就显得比较突出。
　　
　　顺理成章，在城市化快速推进的时候，能够满足这种大量的、持续不断的需求和就业，只有民营经济才能胜任。改革开放以来，正是民营经济的发展才从根本上缓解了中国的“超级”就业难题。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就业的主体从来都是民营企业。但一个不得不正视的现实是，当前民营经济发展势头的减弱，始终是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正是因为民营经济发展的空间（包括产业空间和资本空间）被挤占，所以才会出现人们担忧的“无就业复苏”现象。
　　
　　就业率重于GDP，这是一个新的发展的标准，有了这个标准，我们就可以以此来界定路径的选择有无偏差，就会形成一种社会共识，力促拿出不亚于“保增长”的劲头来“保就业”。当前我们需要这样做，保持一种稳定的、可持续的发展，我们更需要这样做。就业率重于GDP，这是一个新的发展的标准，有了这个标准，我们就可以以此来界定路径的选择有无偏差，就会形成一种社会共识，力促拿出不亚于“保增长”的劲头来“保就业”
　　
　　在近日结束的夏季达沃斯年会上，温家宝总理在与中外企业家对话时表示，与GDP这个目标相比，还有几个更为重要的指标，其一就是就业率。就业率重于GDP！这是迄今为止，大家所看到的中央高层关于就业问题最清晰的一次表述，这也是自应对金融危机以来，对“保增长”的最终目的所作出的一个权威的解读。
　　
　　近年来“GDP情结”值得关注。求快求强，这无可厚非，但经济发展的质量一定不能忽略，只注重经济发展的速度往往容易产生这样的结果：GDP上去了，国民就业、收入却没有同步，出现了相对滞后的现象。近年来经济理论界关于重化工业、关于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关于服务业以及关于城市化、农民工等诸多问题的争论，其内在的诱因就是这个与千家万户、与每个人息息相关，也与国家的可持续稳定发展有关的就业问题引发的。
　　
　　可喜的是，这种情况正在发生一种积极的变化，从以人为本、民生为本、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等理念和口号的提出，到温总理所说的就业率重于GDP，由此，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一个新的坐标。
　　
　　毋庸置疑，国家物质基础的变化，国家现代经济体系的建立和巩固，是这一理念和思路产生的重要原因。在中国已经建立和初步完善了各门类工业体系的情况下，在不断强化创新能力和不断掌控核心高新技术的情况下，逐步淡化重化工业和GDP情结，加快城乡二元体制的解决，不断理顺劳动密集型产业、服务业发展的比例和结构，把精力更多地放到国民的就业上来，是一个必然的选择。应该说，从现在起，我们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有了把“就业”摆到桌面上、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的雄厚基础和有利条件，我们也因此开始正视就业问题的严重性，着力探索就业的有效途径。
　　
　　当前，我们面临的就业形势很严峻，这是一个现实。据说，今年城镇新增劳动力2400万，而人保部全年的就业目标只有900万，这么说，还有1500万人没有着落。这里还不包括农村的新增劳动力，根据农村人口是城市人口一倍的基数推算，约有4000万之众，所以有学者估计，目前至少有4000万人待业找不到岗位。而这个数字还不包括数以亿计的已进入城镇打工的农民工因金融危机冲击的失业状况。据早些时候农民工返乡最多阶段的估计，约有2000万左右农民工失去工作而返乡。
　　
　　最为重要的解决途径，就是加快城市化的进程。因为，只有城市化才能创造源源不断的需求，才能带来就业。没有城市化，工业化将无用武之地，也就是说，城市化停滞，工业化也必将停滞。专家分析说，城市化创造需求的能力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会引发大规模的投资需求；第二，会引发更多的消费需求；第三，服务产业发展的需求，也是与城市规模的扩张密不可分的。而在当前，只有城市化才是“对冲”外部需求严重萎缩的唯一出路。目前，我们相当多的就业人数，是在为“外需”而工作，处于一个比较被动的地位，当这种外需减少时，我们就没有足够的“内需”来“顶替”，就业问题就显得比较突出。
　　
　　顺理成章，在城市化快速推进的时候，能够满足这种大量的、持续不断的需求和就业，只有民营经济才能胜任。改革开放以来，正是民营经济的发展才从根本上缓解了中国的“超级”就业难题。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就业的主体从来都是民营企业。但一个不得不正视的现实是，当前民营经济发展势头的减弱，始终是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正是因为民营经济发展的空间（包括产业空间和资本空间）被挤占，所以才会出现人们担忧的“无就业复苏”现象。
　　
　　就业率重于GDP，这是一个新的发展的标准，有了这个标准，我们就可以以此来界定路径的选择有无偏差，就会形成一种社会共识，力促拿出不亚于“保增长”的劲头来“保就业”。当前我们需要这样做，保持一种稳定的、可持续的发展，我们更需要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