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付通胀有一种极端的办法，那就是禁止涨价。本月，联合利华(Unilever)同意支付30万美元的罚金，此前，中国发改委(NDRC)指责这家英荷公司通过宣布日化产品涨价的意向，制造市场恐慌。这种不计后果的做法被描述为一种“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丑陋行径”。

    然而，即便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中，这种“丑陋”也很难避免。尽管政府尽了最大努力，但4月份的通胀率仍居高不下。当月，中国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5.3%，略低于3月份的5.4%，但仍高于预期水平。

    即使无法公然提价，很多企业也有办法绕过价格管控措施。一些软饮、薯片、牛奶和酸奶制造商便采取了缩小包装但价格不变的传统伎俩。

    通胀正引发中国共产党高层的忧虑。喜欢塑造自己亲民形象的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表示，他每天都查看猪肉、大米和面粉等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万一你发现他在查看超市货架，那么可能就是在做这件事情。温家宝已经宣布，抗击通胀将是今年的首要任务。他表示，为此中国政府甚至做好了允许人民币升值的准备。

    中国共产党担心通胀问题，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毕竟，在1989年天安门事件之前，正是民众对于物价螺旋式上涨的担忧首次引发了抗议活动。占中国普通家庭可支配收入三分之一的食品价格的涨幅，再一次远远超过总体CPI。目前，食品价格正以每年11.5%左右的速度上涨。这可能很快会让数百万中国家庭感到生活水准下降。而在中国，政府与民众之间有某种默契：即生活水平每年会不断上升。

    中国政府试图将通胀归咎于外部因素。中国曾严厉谴责美联储(Fed)去年11月份推出的第二轮定量宽松政策推升了全球物价。中国还将矛头指向大宗商品价格高企，尽管这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中国需求的推动。

    然而，根源更有可能在国内。首先，是中国政府在最新的五年计划中明确提出的新工作重心——允许薪资涨幅超过经济增速。过去一年，在政府的默许之下，制造业工人的薪资已上涨20%、30%甚至40%。这项政策的主旨是正确的。多年来，薪资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一直不断下降，影响到了政府提出的让经济增长向家庭消费转型的目标。但在生产率没有提高的情况下，薪资上涨必然会造成物价上涨。

    可能引发通胀的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自雷曼兄弟(Lehman)破产以来信贷的大规模增长——当时中国政府试图用国内投资来取代日益萎靡的出口。中国政府鼓励银行大举增加放贷规模。甚至当中国政府试图控制信贷增速时，银行仍老练地通过表外方式继续放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表示，其结果是过去两年，衡量流通中的现金以及银行存款的指标——广义货币供应量(M2)大增52%。如此多的资金在市场上游荡，难怪价格不断上涨。

    专门研究下一场危机可能在何处爆发的经济学家鲁里埃尔?鲁比尼(Nouriel Roubini)表示，问题在于中国政府试图通过固定投资的大幅增长，来保持经济的运行。他最近写道：“任何国家的生产率都不可能高到足以将50%的国内生产总值(GDP)用于重新投资，同时最终避免遭遇巨大的产能过剩和令人忧心的不良贷款问题。”

    鲁比尼预言，短期内通胀将抬头，随后出现通缩压力，因为过多的产能将纷至沓来。他预测，这进而将导致（中国）经济在2013年遭遇硬着陆。他辩称，唯一的出路是将更多收入转移到家庭，例如通过改变税收政策和利率激励等手段。

    在押注中国经济规划者将落败方面，人们已亏掉了很多钱。但最起码，他们面临着一个经典困境：必须在增长和通胀之间进行抉择。实际上，中国共产党已经表态，愿意以牺牲经济增长为代价，来换取更大的稳定。自去年10月以来，中国已4次加息，8次上调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其结果是，工业增速有所放缓，零售支出滑落至6年来的最低水平。

    但抑制通胀的结果并非总是可以预测的。经济咨询公司GaveKal称，电力价格管制已导致能源短缺。发电厂减少了发电量，因为电费没有与煤炭价格同步不断上涨。增加蔬菜供应的激励举措已然奏效——只是效果过于好了。农民卖不掉多余的卷心菜，只好任其烂在地里。中国政府对于通胀的担忧是合理的。但政府行动的结果却并非总那么合理——不妨去问问联合利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