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表面上看，缅甸所发生的政治面貌变化，似乎比人们一年前最大胆的假设还要剧烈：报章审查制度即使不能说已经取消，至少算是大为松绑，国内媒体上争鸣、批评和质疑政府的声音不再受到严格限制，针对部分国外网站的互联网封锁业已取消；议会通过了允许独立工会成立的法案，并可能很快通过保障游行示威权的法案；总统吴登盛承诺与“持不同理念和主张的人”合作，宣布了大赦，释放了包括扎加纳在内的数千名政治犯，邀请流亡者回国，并会晤了民主派的精神领袖昂山素季……一时间不但许多原本激烈反对军人专政的缅甸国内民主派转变调门，称“缅甸正在变革”，并转而呼吁国际社会放松对缅甸的制裁，西方舆论也颇多兴奋声调，称“不应对缅甸的民主进步袖手旁观”、“应该给予鼓励”，缅甸周边国家的许多人士更纷纷惊呼，缅甸这个原本被认为最没希望的国度，如今出现了最令人鼓舞的民主希望。

    上述这一切变化，不论出于何种原因，客观上都为缅甸社会带来了新气象，也有利于缅甸社会的演进和健康发展，然而就此称之为“民主的希望”，恐怕言之过早。

    吴登盛推出的一系列“新政”，都未摆脱1993年启动制宪、2008年5月10日公投、今年1月31日生效的《缅甸联邦宪法》窠臼，按照这部宪法的规定，缅甸三军总司令而非总统为武装力量统帅，军队代表在任何一级议会中都拥有25%的固定席位，这部宪法曾被斥为“让军人专权合法化”的工具，18年来屡屡引发反抗浪潮，如今宪法还是那部宪法，评论却翻了个个。当认定缅甸“无论如何不能摆脱军人专政”时，人们往往会紧盯住宪法草案中的破绽和“埋伏”，认定“一切都是独裁者的欺骗”，而忽略了其中毕竟含有若干积极因素，更忽略了有宪法终究强过没有宪法；而当人们一厢情愿沉醉在“民主的希望”中时，却又会忽略上述种种让步所要换取的，其实是国内外反对派对曾激烈反对的宪法及其所代表的宪法秩序的承认，或者干脆说，是对缅甸军人特权地位的承认。

    在一系列国际制裁下，缅甸投资来源匮乏，资源输出目的地单一，许多军政府领导人上了制裁黑名单，在国外旅行、开设账户都受到限制，许多怀疑论者认为，缅甸的变局在很大程度上是希望借此换取（或干脆说骗取）外界的“松绑”，一旦得逞，未来事态发展未必如人们所预期。事实上，即使缅甸军方和政府也从未讳言改革有争取国际制裁放松的目的，这是无可厚非的政治策略。通过放松制裁，对缅甸的变化给予鼓励，是应该认同的——但人们不应奢望这种鼓励必然带来如期回报。

    这种“民主的希望”在缅甸历史上屡屡出现，人们曾这样期待过吴努的两次上台，期待过“奈温新政”，期待过“后奈温时代”的1990年人民议会选举，期待过2002年昂山素季被解除软禁后的“政治春天”，以及昂山素季-钦钮协议……但这些曾经的“民主的希望”，最终都被证明为昙花一现的短命民主、假民主，甚至反民主，如今当权的仍是那一批人，他们所希望的，也仍是通过一切手段维持自己的特权，他们所能接受的改革，也无非是在特权不受威胁的前提下，给社会和民众适当的空间，或干脆是通过给社会和民众适当空间，换取“特权的安全和合法性”。历史上这样的让步、妥协，缅甸曾出现多次，而每次破局，无不是因为军界强人们发现，变革开始威胁到特权的安全。

    当然，任何人或社会形态都会与时俱进，只不过缓急不同，方向各异，军人专权体制也会变革、演进，以不断适应新的生存环境，但这种变革、演进的目的，却终究是为了更持久的特权存在，而非相反。举个例子，自1993年宣布实施多党制起，柬埔寨的洪森就被不少舆论寄予“让柬埔寨民主化”的殷切希望，如今18年过去，洪森仍是柬埔寨的第一号政治人物，而国际社会却早已默认、甚至习惯了这一绝称不上民主的政治态势。这样的“榜样”，或许正是吴登盛和缅甸军人特权集团所希望的“民主变革结果”，却未必是人们所期望看到的。

    总而言之，缅甸所谓“民主的希望”，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军人特权阶层以适当妥协换取特权永固的策略和交易试探，以及缅甸国内外部分人士基于主观愿望的“希望的民主”，未来何去何从，仍需拭目以待。
（作者：陶短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