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昌俊
　　
　　目前彝良县已经接收中央各部门捐款7000余万元，省级部门捐款6223万元。云南省发改委称，国家又追加下拨1亿元基础设施建设资金。云南省发改委还向国家发改委申请增加40万大箱卷烟生产指标，可为地方增加6亿多元税收，将全部用于灾后重建。（9月11日《重庆晨报》）
　　
　　如果站在功利化的角度衡量这一举措，云南的要求或许并无不当。相反，作为全国重要烟草产区，要求增加卷烟生产指标，甚至可以被称为充分利用地方资源来谋求灾区重建的典范。
　　
　　但很显然，从舆论呈现出的普遍反感来看，云南发改委的要求反而让人读出了以灾难要挟扩大烟草生产的意味。云南以增加税收为目的，要求提高烟草生产指标，而烟草并非属于恢复重建的相关产业。如此带有强烈功利化色彩的要求，只能让舆论平添“发灾难财”的想象。
　　
　　而且，救灾事大，但实在也没必要以一种看得见的伤害去谋求救灾的效率。
　　
　　此外，即便没有烟草产业，确保救灾和灾后重建的进行，也是政府公共职责的起码要求，容不下丝毫的商量。而就眼下云南的情况而言，也绝没有到非得要靠增加烟草税收来确保灾后重建的地步。
　　
　　灾难面前，任何细节和动机都可能被放大。灾难考验的也不仅仅是政府的救济能力，而更体现为一种对于行政伦理和救济伦理的检验。在这个关键节点上，救济行为的任何偏差都可能造成更大的“二次伤害”：灾难当前，提出烟草增产计划，虽然名义上是为救灾，但对于灾民和公众而言，却充满了太多的功利性算计。
　　
　　经历颇多的灾难之后，我们确实还要上一堂灾难伦理课。这种灾难伦理的补缺，已经不仅体现于这一件事上，去年，一张“北川地震遗址售票亭”的照片在微博中热传，同样引发了各种猜想和忧虑。这种不应该出现的“次生灾难”，其实都在呼唤：纯正的救灾善意与纯粹基于行政伦理和职责道义的公共救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