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偏爱”的童年

    我们家一共有三个孩子，我还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哥哥。我哥哥在四岁时得了肺炎。我外婆迷信，说是被鬼“相”了，不让送医院，结果哥哥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才被送到医院。医生说，哥哥的肺部都烧黑了，埋怨我父母送得太晚。我父母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儿子离开了人世，母亲撕心裂肺地哭了很长时间。后来，也许是为了弥补对哥哥的爱，她把全部的爱都倾注到了我的身上。
    小时候，我印像最深的一件事情是打针。那时，我的身体一直不太好，几乎天天都要打针。每次打针时，我都像被宰杀的猪一样嚎叫。哥哥的离去给母亲带来了阴影，只要我的身体有一点毛病，她就送我去打针。有一次，我得了肝炎和哮喘病。父母吓坏了，第一时间送我去医院接受全面治疗，还为此提心吊胆了很多年，幸运的是，我终于活了过来。为了给我增加营养，从1962年我出生那年开始，到1980年我考入北京大学，母亲一共养了136头猪，这在当时可不是一个小数目。母亲还养鸡，每次我身体有点问题，母亲就杀一只鸡给我补身子，邻居说我从小是在鸡汤和鸡蛋里泡大的。
    母亲把她全部的爱都给我了，为了我能健康、快乐地成长，她可以做出一切牺牲。我姐比我大五岁，她长大后，母亲让她去学医，因为她当医生后，可以方便给我打针。这似乎对我有点“偏爱”，但是母亲的爱，伴随着我成长，一直到今天。
    我的父亲是个木匠，在家乡一带小有名气。父亲最拿手的手艺活是架大梁。方圆十里之内，只要有人家盖房子，一般都会请他去架大梁。在我们家乡有个风俗，架大梁、盖新房的人家当天都要请喝酒，我父亲很慷慨，经常喝得一高兴就不要工钱了。有时候，母亲也会因为父亲没拿到工钱而跟他吵架。我父亲长得又高又壮，而我母亲长得很瘦小。可是，每次我母亲打我父亲的时候，父亲从来都不还手。不管别人说什么，父亲都是一副无所谓的样子，任何时候都不会伤害家人。所以在我的心里，一直觉得我父亲特别宽厚，特别有男子汉气概。
    在没有人家盖房子时，空闲在家的父亲也会做一些家具拿到市场去卖，比如八仙桌、椅子、凳子等。但是父亲的性格很粗放，做不了细致的活儿，所以他做的家具不太美观，也卖不出好价钱。经常是别人买去的家具，过几天又送回我家来修理。在我的记忆中，父亲用在修家具上的时间比用在做家具上的时间还要多，但他依然乐在其中。每次父亲做家具时，我都在旁边“帮忙”——其实是捣乱，但父亲从不管我，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在不知不觉中，我学会了使用刨子、凿子、锯子等工具。我在八九岁的时候就开始自己做小凳子了，尽管我做出来的小凳子坐上去就散架，但我依然充满了成就感。现在，我的动手能力比较强，这和小时候玩这些木匠工具应该有很大关系。
    从父亲那里，我学到了宽厚，学到了退一步海阔天空的处世态度。坦然地面对生活中的悲和喜，不管别人怎么说，做自己想做、愿意做的事，并且乐在其中，又何尝不是一种美好呢？父亲活得很潇洒，他友善地对待周围的每一个人。因为不计较，所以不悲伤；因为不在意，所以不落寞。“吃亏是福”，这句话在父亲那里得到了验证。父亲慷慨地对待家乡的父老乡亲，因此得到了众乡亲的爱戴；父亲宽厚地对待母亲的责怪和不满，也得到了母亲因感动而回馈给他的更深的爱。父亲的人格魅力影响着我，让我懂得要真诚、宽厚地对待身边的每一个人，坦然面对失败和痛苦。生活，正是在这种坦然、与世无争的态度中，变得更加美好。
    我母亲和一般的农民不一样，她没有深厚的土地情结，而是一心想要跳出农村的土地，翱翔在更广阔的天空中。她没能实现这个梦想，就把这个梦想寄托在了我的身上。在我很小的时候，大脑里就好像被植入了一个操作系统，这个操作系统是徐霞客。因为徐霞客也是江阴人，所以，在江阴流传着很多关于徐霞客的故事。最开始是听我母亲讲徐霞客，母亲让我以徐霞客为榜样，好好学习，长本事，将来走出农村，光宗耀祖。后来是听村里的老人讲徐霞客，他们不讲徐霞客是地理学家、地质学家，他们一讲就是：“哎哟，徐弘祖（徐霞客的真名）每次出去，总能带几个美女回来。”我一听，就很开心：“哦，走出去就能带美女回来。”听了徐霞客的故事，我经常是看着天上的云，看着长江的水，幻想着外面世界的样子。然后就会想：“什么时候我也能够出去，也带几个美女回来呢？”慢慢地，这个想法就扎根在我的脑子里了。人是被大脑里的操作系统指挥着往前走的，就这样，我逐渐养成了一种心态。这种心态后来被我称为“穿越地平线，走向远方的渴望”。这是一种心灵对未来的渴望，渴望自己的生命不断地向前延伸，这种渴望落实到行动上，就是看书学习，这是我能走出去的惟一一条路。
    每天晚上，我都和姐姐坐在煤油灯下看书、写作业，母亲在一旁纺纱。因为有动力，所以我在学习上一直比较自觉。我的记忆能力很强，所以从小到大，语文成绩一直都很好，但数学成绩一直很一般，在班级里也没有得过太好的名次，但是因为我一直在努力学，母亲也不骂我，而且，她基本上不认识字，所以也不知道我的成绩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我小时候非常爱护书，每本书都用报纸包起来，包得特别漂亮。期末考试结束后，我的书还跟新的一样。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特别喜欢看书和连环画。当时，我有很多小人书，有的是自己买的，有的是跟小朋友交换的。我向母亲要钱买小人书，即使家里没钱，母亲也从来没有拦着不让我买，她非常支持我读书。再大一点后，我开始去公社和大学图书馆借书看，那时我开始看长篇小说，看了很多。记得有一次，我姐姐不知道从哪里借了一本《林海雪原》，我就偷偷看完了，结果被我姐骂了一顿。当时姐姐读高二，我读初二，她认为《林海雪原》里面有恋爱的故事，不是小孩子该看的书。
    我读高中的时候，很多书就已经开放了，可以随便借阅，那时我读完了《三国演义》《水浒传》和《红楼梦》。我特别喜欢看小说，不管什么小说，拿过来就能读进去。我读书还有一个习惯，就是拿起来就放不下，有时边吃饭边看。我母亲一直非常支持我看书和学习，但是有时看见我边吃饭边看书，急了就会把书扔到地上。因为这样吃饭的速度太慢，这在农村父母的眼里是一种特别懒散的坏习惯。

    母爱为我撑起一片艳阳天

    母亲对我最重要的帮助有两次。一次是我初中毕业以后，帮我争取到读高中的机会。我读初中时成绩还可以，老师也很喜欢我。当时，初中的学制只有两年，初中毕业时，我属于班级里学习成绩比较好的学生，本来是能读高中的，但当时有项政策，贫下中农的子女，一家只能有一个人上高中。我姐读了高中，我就不能再读了。当时我在家里也不是完全闲着，没事我就画画，画得还挺好的。待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母亲看我特别郁闷，也觉得很难过，她本来是希望我能读完高中，然后当一个民办老师的。她几次跑去跟公社的领导求情，希望能给我一个上学的机会，但都没有成功。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了。第二年5月份，我们隔壁村的一个女孩不愿意上高中，就退学回家了。听说这件事后，母亲觉得这是一个机会，就马上去公社找领导，然后又去高中校长家里争取。母亲对校长说：“我儿子学习挺不错的，你们能不能让他来上高中？”校长说：“学校不能增加名额。”我母亲马上说：“不是有个女孩子走了吗？求你让我儿子代替那个女孩吧。”我母亲花了很大力气，后来学校终于答应了。
    由于在家耽误了将近一年时间，在我进入高中的时候，高一马上就结束了，而当时高中一共就两年，所以，我实际上只读了一年高中。进入高中以后，我的成绩一直落在班里其他同学的后面。读了一年后，老师要求大家全部参加高考，因为我本身很喜欢学习，所以尽管只读了一年高中也很想试试身手，就和大家一起报名参加高考。
    当时，即便要参加高考，我每天要干的农活还是一样都不能少，比如我放学回家后，要去外面割草。当时农村的家庭一般都会养两头猪，个别人家还会养一两只羊。猪和羊吃的东西是长在田埂上的，而且猪有猪喜欢吃的草，羊有羊喜欢吃的草。每天晚上我放学回家，都要割两篮子草，一篮子给猪吃，一篮子给羊吃。到了夏天，还要割更多的草，回到家里把草晒干，然后一捆一捆扎起来，等冬天没有新鲜草的时候，再给猪和羊吃。
    第一次高考我没考上，但我还是非常感谢母亲对我的帮助，是母亲让我重新回到了学校，如果仅靠我自己，不可能再有机会读高中，更不用说考大学了。第一年高考没考上，我当了一名英语代课老师。
    那一年我16岁，高考英语才33分，虽然我的英语水平不高，但是学生很喜欢我。从学生那里，我获得了信心，决定第二年继续参加高考，结果我又落榜了。
    母亲对我的第二次重要的帮助是高考。我连续两年没考上大学，却越战越勇，到了第三年的时候，我还想考。母亲对我说：“你可以考，但是自学肯定是有难度的，成绩很难提高，你应该走一条新路。”没过几天，我们县里刚好办了一个高考补习班，要招40名学生，但我的测试总分排在40 名之外，没有资格进去。母亲知道这个结果后，二话没说就进城了。因为听说补习班有一位曹老师，前一年他培养的一个学生考上了北京大学，也不知道母亲通过什么办法，竟然专程找到了他。
    当时曹老师有个儿子，刚刚一岁，但夫妻二人工作都忙，曹老师的妻子身体又弱，没有足够的奶水给孩子吃。我母亲见孩子长得又瘦又黄，就自告奋勇地提出要帮助曹老师带孩子。她说，农村的米、菜和鸡蛋都新鲜，不愁孩子吃了长不胖。母亲让曹老师放心，她一定能把这个孩子带好。曹老师很感动，于是收下了我。当天，母亲兴冲冲地从城里回家时，刚好赶上大暴雨，一路上，母亲好几次摔进路旁的水沟里。我在家里焦急地等着母亲，当看到母亲像个泥人一样站在我面前时，我立刻明白，我只有一条路了……拼命学习一年以后，我终于考入了北京大学。
    收到北大的录取通知书之后，母亲很高兴，把家里的两头猪都杀了，请了三个厨师，宴请全村的亲戚、朋友和老师。宴席分中午和晚上两拨进行，这一请，让全村人足足吃了两天。
    母亲一心想要报答曹老师对我的培养，帮曹老师带了三年的孩子。三年后把孩子送回去时，孩子又白又胖，曹老师和他爱人都非常感谢我母亲。现在曹老师跟我的关系还特别好，跟我母亲的关系也特别好。

    孝敬，是以敬为先

    自从新东方在美国上市以来，我被问到最多的一个问题是：“对你影响最大的人是谁？”我说：“是我的母亲。”因为，没有母亲就没有我，也没有我的今天。我做事的风格和对待困难的态度都是从母亲那里学来的，我非常尊敬我的母亲。
    早在20世纪80年代，我母亲就已经是我们公社远近闻名的“万元户”了。当时，很多农村人赚到大钱之后就忙着盖房子、买车，改善生活条件。但我母亲却不这么想，有了钱之后，她就想着给乡里修路、修桥、办学校，让更多的孩子上学。她说，自己因为没读过书，吃了很大的亏，不管怎样，都要让后代读书，当个文化人。
    创办新东方以后，我在经济上变得宽裕了，就把母亲接到了北京。而母亲却闲不住，经常到新东方来转转。当时，新东方的办学条件很差，夏天时，教室里没有空调，学生们听课时都汗流浃背的。母亲看到这个情景，没跟任何人打招呼，就去了冷冻厂，用卡车拉回很多大冰块，放到教室里给学生们降温。后来，她发现学生们中午吃饭有困难，就在学校旁边办起了餐馆和日用品小卖部。这下，母亲的特长又得到了发挥。不久，学校住宿班的食堂、学校教材印刷、教师录音磁带采购等业务都被母亲接管了，而且她把每件事都安排得井井有条。
    王强成为新东方的CEO以后，为了支持他的工作，我很豪爽地对他说：“你当CEO，想炒谁就炒谁！”没想到，王强的第一反应竟然是：“包括你妈吗？”我当时还嘴硬，说：“当然包括！”可我刚回到办公室就觉得不对劲，又立刻跑到王强的办公室，对他说：“王强，你炒谁都行，只是希望你对我妈手下留情。”我清楚地记得，王强当时看我的眼神，既有无奈，又有不满……
    其实，我也很矛盾。我知道，从管理的角度，我不应该说这样的话，可人性就是这样的，人首先是一个有情感的人，其次才是理性的人。我爱我的母亲，是出于一种本能的情感，我希望我的母亲快乐，即使为了母亲的快乐去低头求人，我也在所不惜！尽管那时我已经懂得现代企业的管理方法，但我怕母亲“下岗”后会难过，她忙碌了一辈子，停下来就会不舒服。虽然可以哄她说，不让她工作是为了让她享清福，可谁都知道，这背后的意思是在宣告她真的老了，要彻底回归家庭了，这种失落感对母亲来说，打击是巨大的。作为儿子，我希望尽量延长母亲的成就感，让她尽量多地体会自己的存在价值。所以，我宁可让大家指责我不理性、留恋家族小作坊式的企业，也不想对母亲有半点伤害。
    中国是礼仪之邦，几千年来，一直强调“孝敬”二字，可我认为孝敬应该以敬为先，没有敬，孝就会打折扣。正因为我对母亲有着深深的敬，所以，我对母亲的孝才如此深厚、强烈，以至于连企业管理规则都被我放在了第二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