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云人物采访记》最后一篇的采访对象是希腊抵抗运动的领导人亚历山大·帕纳古里斯。就算之前对奥里亚娜·法拉奇的爱情生活一无所知，你也能马上从这篇访谈文字中察觉到一种异样。之前篇章里建立起的那个主动出击，咄咄逼人印象的法拉奇在此完全被颠覆了。她叙述的口吻如此抒情，以至于我们会不习惯她用如此温情的句子开头：“那一天，他的脸就像是被钉了十次十字架的耶稣的脸一样：他看起来比他34岁的年龄要老些。苍白的双颊上深深地刻着几道皱纹，乌黑的头发间露出了几缕银丝，他的眼睛像是两潭忧郁的水。”
　　
　　他们第一次相见的那一天是1973年8月23日，法拉奇44岁。她原本是要去采访德国总理勃兰特，为此她已经准备了八个月，但偶尔听到同事说要去采访刚从监狱释放的帕纳古里斯时，毅然改变了计划行程，转身直奔希腊。这是法拉奇采访任何政治巨头时也不会发生的事情，她竟然在见他之前，感到了局促不安，她在后来的回忆中用了这样的句子“我记得很清楚：我咬着指甲，不知该如何是好”，仿佛刚刚陷入了热恋的女孩一样的情怀。
　　
　　她对他们的第一次相见印象深刻：“炎热的下午，汗水使我的衣服紧紧贴在身上。花园里、凉台上和别墅的每个角落都挤满了人，还有记者、喧嚣声和拥挤不堪的场面。”她在拥挤的人群中一眼看到了那个人“他挂着他那张像基督的脸坐在一片混乱中间”，但是“他一看见我就像只猫那样跳了起来，跑过来拥抱我，似乎他早就认识我”。我总怀疑这个相遇的场景是虚构出来的，在她的回忆中，原本平常的场景，也会因为一次次地回顾变得意味深长起来。爱情是虚构的动力，一对爱人再平常的相遇也会被赋予一种一见钟情的神秘色彩。我们喜欢宿命般的相遇，命中注定的爱人在互相对视的那一刻，已经具有了心有灵犀的神奇力量。再伟大的记者在面对爱情到来的时候也会沦陷其中。
　　
　　法拉奇与帕纳古里斯的采访注定是最不客观的一篇。她似乎放弃了所有的进攻和技巧，变成了一个温柔静默和乖巧的聆听者。我们很难相信，这个让基辛格、布托、卡扎菲愤怒、尴尬、暴跳如雷的记者竟然放弃了追问的机会，用这样幼稚的句子发问“阿莱科斯，不要说这些了”、“阿莱科斯，你不怕被杀吗？”、“阿莱科斯，我不会问你这件事的”、“你哭了，阿莱科斯？”、“如果你不想再谈，就不要继续说了，谈这些够了”……阿莱科斯是朋友们对帕纳古里斯的称呼，法拉奇在采访中，几乎放弃了任何发问的机会，这是任何受过基础训练的记者都不会犯下的大忌，她甚至主动要求阿莱科斯不要过多谈论自己的痛苦。这怎么会是法拉奇，怎么会是面对任何暴君、独裁者都面不改色抛出自己问题，紧追不舍的的法拉奇？简直判若两人。但是事实就是如此，她爱上了这个“奇怪的小眼睛，一张大得出奇的嘴，短下巴颏儿，还有那些不满在嘴唇上、颧骨上使他变得极丑的伤疤”的美男子——你没看错，我也没写错，在法拉奇眼中，帕纳古里斯就是个美男子：“这种美是荒唐的、自相矛盾的，与他美好的心灵无关。不，也许我永远理解不了他。从第一次见面后，我就认定他是一口充满矛盾、出其不意、利己主义、慷慨、不合逻辑的的神秘的深井。同时，他也是产生不测事件的永不枯竭的源泉。”
　　
　　我注意到了法拉奇还用了一个句子形容帕纳古里斯“他就像一个领袖那样讲话”。换句话说，他的自信建立在别人对他的臣服上。这个男人多年的牢狱之灾，已经将生死置之度外。也许，对他而言，爱情只是他全部政治生涯的一个点缀。就像法拉奇最后问他作为一个人意味着什么的时候。他的回答是“意味着有勇气，有尊严。意味着相信人类。意味着去爱”，但是“不允许让爱成为避风港。意味着斗争和胜利”。占据他全部生活的是不断地革命和斗争，爱，对他而言不是避风港。任何优秀的人在被政治迷惑之后都会产生负面的影响，政治腐朽人的灵魂和头脑，比如他们习惯了专横和不可一世。他们需要别人言听计从，俯首臣服，毕恭毕敬。他们会经常发怒，只是他们想当然认为，他们这个世界付出了太多，世界欠他们一个公平。这才是悲剧的开始，政治人物的魅力不是因为爱情，因为爱情不是建立在臣服之上。
　　
　　在他们短短几年的关系中，法拉奇更像一个母亲，而不是爱人。她需要分担他的一切，但换来的不是温暖的爱意，而是无休无止的付出。她无怨无悔地帮助着这个和情人散步时口袋里也会揣着炸弹的男人，她冒着生命危险把他转移到意大利，一个更为安全的地方，让他继续革命，她陪他一次次进出雅典，帮他竞选议员筹款，有几次差点被对手追击得车毁人亡。她欣赏他的激情和口才，她忍受着他的任性和固执，她和他一起承担无处不在的危险……她一直说阿莱科斯是唐·吉诃德，而她就是他忠实的仆人桑丘·潘沙。
　　
　　相爱两年后，法拉奇怀孕了，为此她还专门写了一本书《为未出生孩子的信》，以少有温暖和喜悦，抒发了她怀孕后的情感，展现出了她性格中柔情似水的一面。然而，当帕纳古里斯得知这一消息后，不但没有喜悦的神情，反而以嘶哑和结巴的声音问法拉奇打胎的费用如何分摊，并建议两人各出一半！这不是法拉奇渴望的爱情，但是她一如既往地支持着这个为政治献身的男人。
　　
　　1976年5月1日晚上，帕纳古里斯因为一场神秘的车祸去世，法拉奇终生仍对其念念不忘。她称他为自由和正义的斗士：“因为他所寻找的东西，也是每一个值得生下来的人应该寻找的东西，是不存在的。被称为自由，被称为正义的东西都是一场梦。哭泣也好，诅咒也好，忍受也好，我们只能追随这个梦，并对自己说，当一样东西不存在时，就要创造它。”他也许是个自由的斗士，但从来不是一个合格的爱人。我们也许始终搞不懂，法拉奇是因为爱情爱上他，还是因为他所坚持的理想。
　　
　　也许仅仅是因为爱情，我宁愿这样想，再伟大的记者也逃不过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