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亚洲大陆的国家都在建立福利制度——有机会吸取西方的经验教训
　　
　　长期以来，亚洲经济都以其强劲的势头让世界震惊。得益于这些年经济的飞速增长，在当代亚洲，脱贫的人与日俱增，达到了空前的水平。但随着这些地区的老百姓们日渐富裕起来，他们也对政府提出了更多的要求。整个大陆，公共养老金、国民医疗保险、失业津贴和其他标志性社会保障补贴所面临的压力与日俱增。因此，世界上最具活力的经济体正经历转型，从单纯的积累财富转为建立福利制度。
　　
　　转型速度之快、影响之广令人震惊。去年十月，印度尼西亚政府承诺在2014年前实现全民健康保险。这是在建立世界上最庞大的“单一支付”式国民健康（医疗）计划——政府独立收取缴款并负担所有的费用。中国养老金的覆盖面扩大了，短短两年里就又有2.4亿农村居民享受到了退休金，远远超过了美国公共养老保险体系“社会保险”所覆盖的总人口数。几年前，中国农村约80%的人还没有医保。现在几乎人人都有医保了。在印度，政府计划以最低工资提供每年多达100天的工作机会，约有4000万家庭从中获益。并且，该国已将医疗保险覆盖面扩至约1.1亿穷人，这比美国未参保人数的两倍还要多。
　　
　　如果将德国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实行养老保险制度看作开端，把英国在1948年建立国民健康服务体系当作顶峰，欧洲用了半个多世纪的时间才建立起福利制度。而一些亚洲国家将在十年内就建立起他们自己的福利制度。如果他们出了错，尤其是作出了无法兑现的承诺，世界上最有活力的经济体会因此遭受灭顶之灾。但如果他们能建立起合理可靠的保障体系，不仅能提升他们自己国民的生活水平，还能在福利制度建设方面树立榜样。眼下，当发达国家的政府未能重新调整福利制度以应对人口老龄化和不断增大的预算赤字时，亚洲或许在这方面再次赶超西方。
　　
　　这是俾斯麦和贝弗里奇所无法理解的
　　
　　亚洲国家可以吸取很多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以免重蹈覆辙。欧洲的福利制度刚开始还算是基本保障体系，但久而久之它们变成了银行储蓄。造成这种局面，一方面是因为战争和经济大萧条后，欧洲社会把再分配作为他们的首要任务，但另一方面也是由于福利开支的受惠者变成了有权有势的利益集团。最后的结果往往就是，经济僵滞且福利体系不断膨胀。美国已经在削减运营保障体系的开支，但在创建参保资格评定体系上犯了错误——包括在养老金和医保方面作出无法兑现的承诺，并将人们的医疗保险和他们的就业状况挂钩。
　　
　　在新兴世界的其他地区，尤其是拉丁美洲，情况更为糟糕。政府往往没有足够的赋税收入来兑现开支承诺。社会保障常常加剧了社会不平等现象，因为养老保险金和医疗保险落到了富足的城市工人手里而不是给了真正的穷人。巴西就是个有名的例子，其在社会保障方面的政府开支达到了发达国家的水平，但其公共服务只有第三世界国家的水平。
　　
　　亚洲国家政府对所有这些都有十分清醒的认识。他们并不太想用对福利的软弱依赖来代替节俭勤劳的传统。亚洲大国可以从小小的新加坡而非希腊获得启发，在新加坡，政府（在福利方面）的开支仅为GDP的五分之一，但其学校的办学水平和医院的服务却是世界一流。到目前为止，亚洲大国的社会保障体系总体而言只达到了最低标准：只提供相当于工人们之前收入的很少一部分作为其基本医疗保险金和养老保险金。相对于其经济总量，这个地区的社会支出水平仅达到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30%左右，在新兴世界中仅高于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大陆地区。
　　
　　这给扩大发展社会福利事业留下了相当大的空间。但亚洲也面临许多很棘手的问题。一是人口问题。虽然少数一些国家，尤其印度，国民相对年轻，但这个地区也有全球人口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今天的中国，每五个劳动者负担一个老人。到2035年，这个比例将会降至2:1。相反在美国，在其社会保障体系运行了四分之一个世纪后的1960年，正赶上生育高峰代的出生，意味着在社保体系中每五个劳动者负担一个社会保障受益者。如今每一个退休者仍有三个劳动者来供养。
　　
　　另一个问题是规模大小，这让福利制度实施起来非常困难。亚洲三大巨头——中国、印度和印度尼西亚——都幅员辽阔，且国内地区收入差异巨大。在他们其中任何一个国家建立福利制度，都有点类似于在整个欧盟创建单一的福利制度。最后一个问题是，许多亚洲劳动者（在印度，有90%的劳动者）从事“灰色经济”活动，这让核实他们的收入或发放福利变得更加困难。
　　
　　是幼虎，而非病猫
　　
　　如何解决这些难题呢？不可能从印度到韩国，所有国家都采用一种解决方案。不同的国家将会，也应该尝试实行不同的福利模式。但这儿有三条普遍原则是亚洲国家的政府应牢记在心的，它们将会派上用场。
　　
　　首先，在作出任何承诺时要更多地考虑下承受能力。大部分亚洲人的养老保险金额度可能并不算高，但人们在年龄还不算大的时候就开始领取养老金了。比如说在中国，女性55岁就退休了；在泰国，很多职工到了60岁必须退休，并且到了55岁就可以领走他们的养老金。这显然不具有可持续性。整个亚洲,退休年龄需要得到提高，且应与国民的平均寿命挂钩。
　　
　　第二，亚洲国家政府在社会支出立项上需要更加审慎。简单来说就是，社会应急（储备）物资应该用于保障穷人而不是资助富人。在人口快速老龄化的社会，尤其应注意的是，给老龄人口发放救济金不能以牺牲对年轻人的投资为代价。太多的亚洲国家政府仍然在不合时宜的一般性补贴上浪费大量公共资金。比如，印度尼西亚去年在燃油补贴方面的投入是医保的九倍，而这些补贴大部分都流入了这个国家最有钱的人手中。由于亚洲的政治家们承诺建立更广泛的福利制度，他们在政治上有机会、在经济上有责任去消除这种支出上的浪费。
　　
　　第三，亚洲的改革者们应致力于同时具备灵活性和创新性）。不要让严苛的离职规定或过于丰厚的最低工资扼杀了劳动力市场的活力。确保养老金可以在岗位之间、地区之间进行流动。不要将公共资金支持的社会保障网等同于政府提供的服务（政府作为单一的支付方也许是提供基本医保的最低廉的方式，但那并不一定意味着每一个护士都需要是政府雇员）。并采用技术手段来防止效率低下的出现，低效率阻碍了发达国家公共部门的发展。从广泛采用电子健康档案，到通过手机来完成转移支付，亚洲国家可以借助现代技术建立全新高效的福利分配系统。
　　
　　最后，亚洲为建成福利国家所做的巨大努力是否成功，不仅取决于经济因素，同样也取决于政治环境。这里的居民将不得不有意识的去提前规划、延迟退休并且避免透支社会福利而让子孙后代债台高筑：这些美德是他们在发达国家的同仁们到目前为止都还未学会的。要实现那样的政治成熟需要迈出最大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