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规划师EdmundBaco曾经说北京“也许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工作品”。他20世纪30年代到北京时，还能看到这座城市——从四周环绕的城墙到城中心的紫禁城——是作为一个整体来规划的，城市呈巨大的几何形，对称而精确。胡同、寺庙和皇宫是北京城的基本元素。胡同构成了城市的主要肌理，胡同巷子两旁建着四合院；紫禁城也由迷宫般的院落和巷子组成。当年的北京是一个整体。
　　
　　北京不会永远不变，它的确变了。毛泽东想把北京变为工业和政治中心，于是建起了工厂和呆板的政府大楼。但现在，毛泽东的北京城几乎与紫禁城一样成了陈迹。工厂搬迁到了郊外，取而代之的建筑重塑了城市的天际线。就天际线而言，北京不同于上海和香港：上海迷恋高耸的建筑；香港的建筑则密集拥挤。北京到处是塔楼，多数设计平庸，有些则显滑稽——某前市长坚持新建筑要有中国特色，为了满足他的要求，有的建筑安了佛塔塔冠似的房顶；但是有五六座可跻身于世界上最具吸引力建筑之列。北京的最新发展趋势是，建筑要强力吸引世界的目光，其结果是把北京变成了一座醒目的、明显属于二十一世纪的城市，一个爆炸性无情开发与嗜好前卫艺术的混合体。北京今天表现出的残酷无情与毛时代如出一辙：如果历史妨碍了开发，它就对历史失去耐心；但北京不认为自己应该像上海那样被单纯地界定为发展的城市，也不认为自己像迪拜那样完全是人造景观。我最近访问北京时，建筑师OleScheeren对我说：“我认为北京有着惊人的强韧，能够完全不顾及自己的历史，同时又不失个性。”
　　
　　Scheeren与RemKoolhaas合作设计了北京最被热心期待的建筑——中国中央电视台总部，这座地标式建筑预计今年晚些时候完工，它尚未完工就早已世界闻名了。这座巨型的钢和玻璃结构是摩天大楼的眩目变种，其巨大的体型不是为了凌驾众小，而是为了吸引目光。大楼内的办公空间将超过中国的任何建筑，几乎与美国五角大楼的办公空间一样多，但与其他摩天大楼相比，它显得较为低矮，只有五十一层。从远处看像一座巨大的拱门，实际上它是一个连续的环，有点像方形面包圈。作为办公空间的两个垂直部分以不稳定的姿态向内倾斜，并由两个水平部分联结起来；水平部分内是电视制作设施，其中一个建在地面，另一个安在顶部宛如天桥。当你走近它时，会看到每个水平部分由两个互为直角的单元组成。顶部有十三层高，戏剧性地由悬臂支撑悬空挑出于530英尺（约161米）的高空，它像个俯视你的和善机器人。有的北京人把这座大楼戏称为大裤衩，它新奇的外形需要花些时间才能理解；当你经过它时，它似乎又变了。Scheeren说：“它有时看上去大，有时看上去小，从某些角度看上去强，从某些角度看上去弱，它表达的不再是单一的形象。”
　　
　　你可能会认为，像大量Koolhaas的作品一样，这座大楼既是建筑作品也是炫技之作，但它显示了一种安静的壮美。这种美一部分来自其玻璃的颜色，柔和的灰色近乎完美地呼应了北京阴霾的天空。在玻璃周围，大楼钢结构的对角线网格清晰可见，在结构压力更大的悬臂处，网格更加密集。Scheeren告诉我：“我有个奇想：在灰蒙蒙的天空映衬下，大楼表面的玻璃会从视线中消失，你将只看得见黑色的网格。”
　　
　　像央视大楼一样，一个由纽约建筑师StevenHoll设计的新开发项目——相互连接的公寓楼群——大胆前卫，如果建在西方国家的城市难逃折衷妥协。而且，像央视大楼一样，它最显著的特点是高悬空中的桥——或者应该说是桥群。Holl已建了八座方形塔楼和一座圆形塔楼（塔楼内有一座饭店），每座塔楼大约20层高。这些民居塔楼都有一样的铝制网格状外观，后置的方形窗户镶以亮色边框，Holl说他采用了佛寺的颜色。围绕居民区呈环状分布的塔由一座座桥串联起来，这些罩在玻璃里、或高或低的桥，在整个楼群的上空构成了公共或半公共的街道。有些桥始自一层止于另一楼层，因此上楼下楼时可以走空中山坡般的斜坡。每座桥内部都有一些供住户使用的服务设施——健身房、餐馆、书店。最吸引眼球的是一个游泳池，它给人的感觉像是飘浮在十七层楼高的北京半空。
　　
　　把街道建在城市上空，其设计意图是打破高层建筑常常带给居住者的疏离感，吸引居民在楼群里四处走动。我们在项目工地漫步时，建筑工人正开始为钢桥封装玻璃，Holl北京工作室的设计师HidekiHirahara对我说：“在北京，出门就意味着乘出租车、交通拥堵和污染，我们打算在这个建筑群里创造出城市的全部功能。”
　　
　　从桥内向外观景或者从外面欣赏桥群都令人叹为观止。你可以想象在空中从这座塔走到另一座塔该有多么诱人，那种感觉是在地面喝咖啡无法相提并论的。这种为无街道城市所作的聪明设计，也等于承认了以街道为基本元素的传统城市规划在北京的式微。作为把前卫设计应用于高层建筑的一种尝试，这个开发项目令人印象深刻；但从另一个层面上看，它与快速发展中的北京郊区到处可见、建有大门的居民楼没有什么不同，这种古老胡同的二十一世纪版本相当于摩天大楼郊区。你开车到那里，然后每次外出都要开车——恰好是美国规划师近几十年来一直想要避免的模式。
　　
　　明白了在这一点，看到另一件西方建筑师在北京的昂贵作品与环境格格不入，你就不会感到意外了：法国建筑师PaulAndreu设计的国家大剧院是一座镶着反光玻璃的卵形建筑，居于人造湖中，设计意图是让它看似漂浮在水上；它甚至没有门，以免干扰其造型的纯粹感。你从湖边向下走到低于地面的广场，穿过一条水下隧道，再乘自动扶梯进入卵形大厅。巨大的弧形屋顶下建有三个大厅，置身其中令人激动；但总的来说，入口处的戏剧厅显得傻气、笨重。中国人称这座建筑为鸟蛋。
　　
　　当地人说北京是在“摊大饼”。从1991起，北京年均新增人口30万，截至去年年底，北京人口大约达到1700万。北京老城区（行人和皇家活动区域）的框架不利于建造现代城市。常规街道太少、相隔太远，传统的城市街区不多。在多数人以自行车代步的年代，城区不适合汽车行走还不成其为问题；现在中国人有车了，北京从一座散发着古典气息的城市蜕变为休斯敦（Houston）似的现代都市。我三年前来北京的时候，我感觉发展的冲动将导致它重复美国城市所走的弯路。现在这种迹象不那么明显了。北京依然拥挤、污染、杂乱扩张，但新的建筑设计远不是在重复美国的错误，而是超越了多数美国城市所希望或所能够做到的。新建筑影响着城市的情调：人们议论新建筑，而且无论赞成与否，他们都承认如此大胆的建筑不可能有机会在世界其他地方建造。
　　
　　北京也开始逐渐谈论历史保护。王军——39岁、生于中国西南的记者——成了北京城的JaneJacobs（直言不讳、保护老城区和传统街道的倡导者）。“我刚参加工作时，正是北京拆迁最狂热的时期。”他告诉我：“我作了许多调查，市府官员很不高兴，这更促使我继续调查，官员们就更不高兴了。”王说，现在市府官员邀请他参加曾经不让他参加的会议，市政府开始出资翻修一些胡同，几年前这些胡同都在拆毁之列。
　　
　　有些城市规划专家认为，王军的观点有怀旧的味道，而北京面临的挑战是开发一种新的都市模式。“在中国，要想跟上快速发展的步伐，造大型建筑是唯一的办法。”在北京的荷兰建筑师NevilleMars对我说：“欧洲模式的城市化已经过时，中国就是明证。北京布局散乱，我们如何才能把它修补回一个整体？中国人看似操控着局面，但形势发展之快已超出任何人的掌控。”
　　
　　然而，开发商最近已开始领悟老建筑的魅力，至少对于快速上升的职业阶层有吸引力。SOHO中国有限公司是一家上市公司，在北京开发了大量现代民宅和商业建筑，是业界的佼佼者。该公司正在开发天安门广场南面的前门商业街，这条街将环绕保存和重建的胡同区而建，堪称北京版的波士顿法尼尔厅（FanueilHall）。与丈夫潘石屹一起管理SOHO的张欣告诉我：“被破坏的太多了，现在让我兴奋的是保住那些还幸存的。”不过幸存的也不多，多数新建筑都得从头干起。张说：“中国人不喜欢旧东西，他们样样求新。如果有人从月球来，他们会以为这里是个比美国还年轻的国家。”停了一下，她又说：“也许这就是毛泽东所希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