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大概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象中国这样在近三十年里发生了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快速经济，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但与此同时中国的普罗大众又时时生活在极度的焦虑里，一方面是金钱围剿下的生存焦虑，一个是威权统治下的极度压抑，他们虽然有“人民”的美誉，但却常常享受不到作为一个公民的待遇，于是一些公共知识分子（即如今有些臭了街的‘公知’）应运而生，不管他们抱着什么样的动机，他们关注社会热点，关注弱势群体，仇视特权阶层，对社会的种种不公常常发出愤怒的吼声，他们自觉不自觉地在推动着中国这艘巨轮缓缓前行。
　　
　　我不知道陈丹青被冠以“公共知识分子”是不是高兴，据他自己的招认他是个“批语专业户”：“先前哪想到回国会来教书呢？结果辞职走掉，更不料此事演变成社会话题，从此好象欠了前世的债，给舆论逼成了‘批语专业户’——为什么我要和当今教育过不去？因为糟蹋青苗，贻误将来。为什么我要指骂城市建设？因为摧毁记忆，人心迷失。”，而在我们中国，如果你还稍有些名气的话，“批语专业户”差不多就可以和“公共知识分子”划上等号的。
　　
　　虽然贵为“公共知识分子”，据陈丹青自己称，他很少接受媒体的采访，但却独爱“锵锵”，即窦文涛主持的“锵锵三人行”，几年下来竟也能汇集成书，名之曰《跟陈丹青聊天》，着着实实把他想说的话“锵锵”了一番。
　　
　　在“跟陈丹青聊天”之前，我们有必要把他的“成长历程”简述一下，因为除了韩寒那样的天才，所有人的价值观的形成与他的成长历程密切相关，陈丹青上个世纪50年代初生人，对父辈保留下来的“民国遗风”有模糊的记忆，“上山下乡”几乎伴随着他的整个青春期，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以一组《西藏组画》而轰动一时，后出走美国，定居纽约，本世纪初回国任教，2005年，因不满现行的高校教育体制，愤然辞职。
　　
　　有了他这样的成长经历，我们就知道他的身上会打上什么样的印记：中苏的蜜月期伴随着他的出生、成长，“十年动乱”他身陷其中，他亲眼见证了“文革”对传统文化的彻底摧毁，十年的异国生活让他亲身体验什么是自由、民主、人权，而当他回归故国，他的“中国”已经面目全非。
　　
　　陈丹青声称：“中国太生动了，我得近距离看。”，他的故国果然没有让他失望，他看到了中国教育对“青苗”摧残，这种摧残从小学就开始了，韩寒或许是这个教育体制下的逃脱者，是这个教育体制下的另类，难怪他当时与韩寒访谈时的不经意间透露出的欣喜，但让他绝望的是，这唯一的另类，也许只是一个神话，是一个媒体以及商业趋动所包括出来的一个神话。他看到中国到处在拆，他的北京没有了，他的上海没有了，一个个深深的影响了中国历史的名人的故居没有了，仅存下来的，也许是他们中为数不多的几个孤零零的坟幕，在那里好象寂寞地诉说着什么。
　　
　　他的故国已经面目全非，所以我能理解当他踏上欧洲、踏上俄罗斯的土地面对那些保存完好的欧洲小城、对托尔斯泰的故居、阿赫玛托娃的雕塑所感受到的惆怅。而对于他的中国，他也许只能在对“民国范儿”的怀旧中得到些许的满足，民国女子、民国教授、民国市民无不让他唏嘘不已，甚至是民国的流氓，也让他觉得有一些只有“范儿”才能透出的美好。
　　
　　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摧毁，陈丹青试图找出原因：“人文教育，必要讲到文化传统。十多年前，海外学者曾将我们面对的文化，分成四种传统：一、由清代上溯到周秦的中国古典文化大统；二、五四新文化传统；三、延安传统；四、‘文化大革命’传统。这四项传统并非平行奏效，任由我们选择，而是一项传统吃掉另一项传统——‘文革’传统极端扩大了延安传统，延安传统扭曲变形了五四传统；五四传统则深刻颠覆了整个古典传统。换句话说，我们的集体记忆与集体遗传，全部是‘文革’传统，连延安传统的延安精神，也找不回来了。”
　　
　　而对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成就，他也大胆直言：“（中国现在与过去相比）好在物质生活层面改变了许多，然后可以自由出入，个人的安全度也比以前好太多了，免于匮乏、免于恐惧了。但是言论控制、人性的成长，尤其在教育领域体现出来的问题，非常糟糕，比以前还糟糕，各方面的问题都有。”
　　
　　我们的文化传统丢失殆尽，我们的根没有了，我们生活在一个言论极不自由的高度，我们唯一能让自己过得舒服一些的做法是赚钱赚钱再赚钱，这就难怪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拜金主义的流行，稍读过一些书，对普世价值稍有了解的人都象陈丹青那样知道中国的症结所在，但如之奈何？我想所有的人也象陈丹青那样迷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