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怎样开头呢？从一个细节开始好了：警察们守在美国驻埃及大使馆前，示威者们则背靠着解放广场。两者之间的距离是不定的——当示威者汹涌向前投掷石块时，警察会下令喷射催泪瓦斯驱退人群。但一切仅止于此。似乎双方都无意拼个输赢，也很难看出这次冲突背后，是否还有着更大的企图。
　　
　　这两派势力都向公众开放。在这个下午，任何人都可以从后方加入，因为人人都紧盯着双方之间的无人空地。小贩们前后游走，在两边叫卖着同样的花生，面包，咖啡和茶。到处都是围观群众，不过鉴于有很多生意人因这次事件而被迫早早关门，警察的支持者们要穿得体面一些。
　　
　　我在警察支持者中和一位埃及人聊起来，他告诉我他的银行今天一点半就放工了。他大约三十岁，穿着细条纹的西装。“我并不支持示威，”这位银行雇员对我说，“用电影侮辱伊斯兰教当然很糟糕。示威是对的，但不应该有任何暴力行为。”他的两名同事站在五十尺外，用面巾纸遮住鼻子以躲避催泪瓦斯。
　　
　　他环视着我们四周的中央治安部队官兵。他们身着全黑制服，比起开罗的街警们，想来他们应该会有更多的训练和任务，实情不得而知，他们也并没有并入部队或体制内。有人戴着头盔手持盾牌，有人戴着棒球帽，还有人的头上什么都没有。六七个人坐在路边喝着从小贩那买来的咖啡。几个幸运儿有催泪瓦斯枪加持，不过绝大部分人们只是在用地上捡来的石块开战。它们是这场无目的战役的决定性武器：示威者们向警察投掷石块，警察们收集石块再扔回去——这样的僵持长达几个小时。几乎没人被砸到。
　　
　　我花了不到十分钟就把示威人群绕了一圈。这边的投石手，小贩和围观群众都比对面要多，每过一会儿，一枚催泪弹就从天而降，人们争先恐后地逃离那嘶嘶四溢的白色浓烟。似乎没人在意我是美国人，这是双方的另一个共同点：虽然一方在保卫美国使馆，另一方看起来是在袭击它，但双方都倾向于忽略游走在他们之间的任何正牌美国人，今天所有的对话也都是由我发起。也许他们更希望保持住应有的神秘感和距离感。
　　
　　这次示威要归咎于电影《穆斯林的无知》的预告片。这部电影的制作横跨了半个地球，且丑化了先知穆罕默德。每当我发起对话，最后总会问他们：你看过这部影片么？答案永远是没有。一个年轻人告诉我，“我没办法去看一部这么下流的影片。”其他人解释说，他们没有时间，无法上线，或者已经从别人那里听得够多了。
　　
　　对于这部的确恶毒而具有冒犯性的电影来说，这也许是最好的解决方式，但当我环游整个城市时，此间的天差地别却足以让我迷惑不解。在解放广场之外，很少有人关心这次的事件。事实上，人们对武装示威的怨言比对影片本身还要多。
　　
　　所以我们该怎样透过现象看本质呢？我认为，第一步，应该区别对待发生在埃及和利比亚的事件。这两起事件之间的联系看起来十分明显，于是人们本能地将它们归咎于阿拉伯之春的连锁冲击，但其实这两起事件的本质非常不同。在开罗，美国使馆的外墙被攻破后，示威者们只是象征性地夺走了美国国旗，权当做暴乱的胜利果实；而在利比亚，J.ChristopherStevens大使和三名工作人员却在美国驻班加西领事馆中伏击不幸遇害。为什么袭击者选择了班加西，而不是首都的黎波里这个美国使馆大本营？为什么在利比亚这个宗教气氛并不及埃及浓厚的地方，暴力程度反而更加严重？如果这是对侮辱性影片进行的自发回应，为什么他们的武器不是石块或燃烧弹，而是导弹发射器？
　　
　　“我们认为这是一场有预谋的袭击，”一位驻开罗的外交官告诉我。她指出当时这位大使正在前往班加西进行例行访问的途中，“我们认为袭击者已经计划了好一段时间，他们的目的就是杀害大使。我们不认为袭击者是利比亚军队——他们和美国之间并没有冲突。鉴于利比亚现在如此容易被外国势力所渗透，袭击者甚至可能是外国人。”
　　
　　我向她了解她对《穆斯林的无知》中默罕默德角色的看法。
　　
　　“那只是个幌子，”她说，“我认为这起事件和电影之间并没有联系。”
　　
　　和同我聊过的其他人一样，她也同样惊讶于大使旅途中的薄弱安保措施。“美国大使居然会在没有适当的安全保护下前往那里，这似乎很奇怪。听他们的情报人员说，他们没法弄到情报，也得不到完善的安保。”
　　
　　在埃及，这种阴谋论似乎并不站得住脚，开头的示威反倒印证了国家安全局势的整体恶化。外交方面首当其冲，自革命爆发以来，已经有以色列，缅甸，沙特阿拉伯和美国四国使馆遭到过示威者的袭击。示威者们通常会把某些远距离事件——如缅甸政府对罗兴亚穆斯林的迫害——作为发动袭击的导火索。同时他们还清楚地认识到，在现在这个穆斯林兄弟会掌权，准备筹划埃及数十年来首次民主选举的特别时期，埃及当局并不愿意使用武力。“现任政府的最大问题是，他们害怕伤到示威者，尤其是在保护外国的时候。”这位外交官告诉我。“这是一项非常民粹主义的举措。”她继续道，“作为‘革命成果’之一，人们现在知道他们有权示威，而防暴警察只会沉默以对。”
　　
　　对美国人来说，这些事件毫无疑问地让他们的海外任务变得更加与世隔绝。隔离一直是个问题：官员们每隔两三年就轮换国家，有影响力的人物更是屈指可数。Stevens大使算是一个例外：他以前是驻摩洛哥的维和警察，能说流利的阿拉伯语。他极度活跃的姿态，和在参与利比亚国家转型挑战中亲力亲为的态度，都为他赢得了好声誉，也许这就是他决定冒险前往班加西的原因之一。
　　
　　在“退缩即本能”的现行制度下，美国当局不会不吸取这次教训。这些年来，全世界的美国使馆都加强了防御工事，直至从外面看来和监狱毫无二致。这个下午，在路过美国驻开罗使馆时，我看到工人们正在画着涂鸦的外墙上安装刀片刺网。
　　
　　在解放广场待了一两个小时后，我终于遇到了一个看过几眼《穆斯林的无知》的人。他叫AhmedRagab，当我遇见他时，他正在广场中心休息，他的面罩扯到了额头以上。他说这部电影不顾事实根据地把穆罕默德塑造成了一个滥交狂，“可是他四十岁才结婚，而且他的妻子比他的年纪还大。”
　　
　　但是他说，他对开罗市中心发生的一切并不赞同。“我反对示威，”他说，“我不希望人们袭击使馆，但发表看法是必要的。美国人需要知道大多数的穆斯林都不是极端分子，可是像这样的事情总会刺激到他们的紧张神经，我们必须要让他们采取行动，比如说立法——在埃及，制作反基督的影片是违法的。”
　　
　　这是埃及的年轻人最为矛盾的一面。之前，一个十八岁的男孩对我说，“美国说他们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却不能封杀这部电影，这怎么可能？他们要不就封杀它，要不就别再说自己是最强大的国家这种话了。”
　　
　　Ragab显得更深思熟虑些。当我告诉他，连奥巴马总统都无法封杀美国人制作的电影时，他说，“美国人有自由，这当然是一件好事，但即使是自由也应该有个限度，你不能为了伤害别人而拍电影。”
　　
　　他坐在他的摩托车前。他今年24岁，拥有艾因夏姆斯大学的法学学位，却做着夜班送货员的工作，月薪大概两百元，今晚他要从晚上七点工作到第二天早上六点。在开罗，有许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依然做着低端的工作。＂我找不到律师的工作。＂他说。
　　
　　我问他是否有信仰，他说他每天都会祈祷五次，但还是算不上特别虔诚。尽管如此，他依然认为，在艰难的日子里，宗教的意义显得更为重要。＂我们什么都没有。＂他说，＂食物极差，水被污染过，空气很脏，教育一团糟。我们没有奢侈品，也没有被它们毁掉。我们只有信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在这里坚持信仰，这就是我们一直拥有的，无法抛弃的信仰。
　　
　　催泪弹的白气像云朵般飘浮在半空，衣衫褴褛的示威者在广场上漫无目的地走来走去。我问他，他是乐观还是悲观主义者。＂我当然是乐观主义者，insha'allah，＂他说，＂可兰经说，福祸必相依。我相信在这一切过去后，我们会过上好日子。＂
　　
　　在他身边，一个名为MustafaIbrahim的年轻人站了出来。＂穆斯林就像网球，＂他说，“你砸它越狠，它反弹越高。这样的事件只能更加坚定我们的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