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人与乡村的关系
2012-12-25 10:37:47 来源：谭山山的博客 我要评论（）
正如20世纪30年代梁漱溟先生所说，解决中国的问题必须从农村开始。如今，新的“上山下乡”运动正在各个层面展开：有人视为事业，有人为了寻求内心宁静，有人则当作一种生活方式。城里人到乡村去干这个干那个，看上去是城里人主动而为，所谓“城市反哺乡村”；但他们最后会发现，得到帮助的是他们自己。
乡愁
作家十年砍柴说，至少在1911年清末以前，中国所有的人都是同一个故乡，也就是乡村。他开玩笑说，那时候除了皇帝是城里人，其他人都不是。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城市人口比率一直不高：1949年10%，1980年19%。但之后30年，中国完成了发达国家100年的城市化进程，2011年，城市人口比率达到51.27%，首次超过农村人口。
相应的，故乡的变化比起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快。1989年海子回到安徽老家后写下的诗句，描述了故乡沦陷的荒凉感：“你在家乡完全成了个陌生人”。故乡是最后的家园，是疲惫后可以回去的地方，但现在已经回不去了。所以十年砍柴说，他们这一代人想念故乡，而他们在城市生长的孩子，只能想象故乡。
记录
学者熊培云谈他写作《一个村庄里的中国》一书的动机：“回到我的本乡本土去记录一个村庄的命运，由此省思这个国家一个世纪以来的波折，既是我的夙愿，也是我应有的担负。”学者梁鸿也是在“写我的故乡，写真正的梁庄”的强烈愿望驱动下，数度回到河南老家进行田野调查，写下了《中国在梁庄》。类似图书还有画家谢宏军的《我的乡土我的国》。
正如熊培云所说：“作为一个时代的观察者和书写者，我所希望的是有更多的人能够关心农民，关心每个具体的人的命运，了解这片土地，以谋求一个村庄乃至一个国家的改变。”这就是记录的意义。
隐居
彼得·梅尔逃离都市到乡下隐居已然是个神话，而有钱有闲的中国中产阶层，正纷纷走上成为中国版彼得·梅尔的路上。有些人算半隐居，在乡下找块地盖好房子，一到度假就直奔乡下，燕子衔泥般整治自己的窝，打算退休后回来长住；有些人则彻底抛掉了城市里的一切，过起归隐生活。
彼得·梅尔分享在乡村隐居的经验：首先得学会和自己相处，能够娱乐自己，而不是靠城市里那些便利的娱乐措施。在乡间，他有太多的事要忙，根本没有时间无聊。所以，要是又想要田园的宁静又希望有高速Wi-Fi和iPad，那还是算了吧。
疗伤
米朵是个90后，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后突然失明，医院检查报告却始终是“未见异常”。她的大舅舅米山人请她到位于北京北部山区的“普米森林”一起生活。大舅舅不是医生，但他说，只要活法对了，人就不会生病。在山里住了一段日子后，米朵奇迹般痊愈了。
疗伤，或者说接地气、找到自我，都是一个意思，那就是城市的活法不对，人就会生病，需要找个宁静的地方进行心灵的修复。至于有没有那么神，见仁见智。米朵的大舅舅也是个妙人，他原来是个音乐人，2005年离开城市，先是背包旅行了两年，然后扎在“普米森林”里不走了。
农家乐
农家乐据说最早出现在成都郊区的龙泉驿，时为1987年。这玩意儿，不用说肯定是城市人想出来的。在城市待疲了，找个山清水秀的近郊村镇，吃喝玩乐，呼吸新鲜空气，于是又找到了继续打拼的勇气。对于那些向往田园生活，但又没有勇气真的搬回乡下住的人来说，农家乐再合适不过了。
某种程度上，各地方政府主办的这节那节（比如芙蓉姐姐代言的南宁“桃花节”、罗平“国际油菜花文化旅游节”），实质上是个放大版的农家乐：都在消费乡村。当然，农家乐渐渐变味也几乎是必然的，因为它的消费者是出于功利性的目的消费它。
公益
在乡村做公益的，有这么几类：
一是传媒人，利用自身在媒体的人脉和影响力开展公益活动，著名的有邓飞的“免费午餐”、王克勤的“大爱清尘”、崔永元的乡村教师培训项目等。
二是NGO组织和自愿者，进行着各种模式的新乡村建设尝试。像北京地球村环境教育中心主任廖晓义在四川省彭州县通济镇大坪村和重庆市巫溪县的三个村进行“乐和家园”建设，来自台湾的陆敏琳和她的“耕心农村发展促进会”团队则驻扎在四川省新津县兴义镇。
三是商业机构的乡村公益项目。比如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2009年宣布投入超过5000万元启动新乡村行动，定点在云贵两县一州，宗旨是“重估乡村价值”。
支教
你以为你到乡村去是帮助别人，最后发现得到帮助的是你自己，这可能是人们到乡村支教后的深切感受。不是说就此大彻大悟或者三观尽改，但至少是难得的生活教育和情感教育，能接受生活的清贫，也会让自己的心变得柔软起来。所以，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很多人把支教视为一生需要完成的心愿之一。
短期支教像度假，长期支教更需要毅力，也更令人敬佩。原台湾《中国时报》资深记者张平宜在四川凉山一个叫大营盘的所谓“麻风村”支教12年，其艰难可想而知。她解释自己的动机是出于一种“最朴素的母性”，“我是一个母亲，看到麻风村的那些孩子，我无法掉头离去”。
扶贫
扶贫一直是农村工作的要点之一，而政府扶贫项目通过竞标交给NGO操作，形成了“政府出钱，NGO管理”的新的扶贫机制和模式。以国际小母牛项目组织为例，这一组织1984年进入中国，主要在西南、西北地区开展扶贫和环境保护工作，2006年成为首批中标的NGO，获准参与实施村级扶贫规划项目。
扶贫可分为救济式扶贫和开发式扶贫两种模式，前者是输血式的，后者则是造血式的，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国际小母牛的扶贫模式属于后者。
创业
放弃IT白领生涯回乡创业的周玉堂著有《从写字楼到玉米地》一书，副标很长：十年IT，五年农场，史上最强白领的田园回归运动。
周玉堂是2008年回到柳州老家开始创业的。此前，他在城里的生活过得不错，但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一眼就把这辈子的日子看到了头”，因此萌生了创业的想法。在城市创业，路很难走，无论是制造业、贸易、服务业和他自己熟悉的IT行业，已经高度饱和。最后，他决定做农业，租了300亩地种玉米。
类似的下乡创业故事越来越多了：白领或大学生在乡下养鸡、养鱼、种菜、种水果……相比较于城市，在农村创业确实机会更多。
××下乡
汽车下乡、摩托车下乡、电动车下乡、电视下乡、电脑下乡、空调下乡、银行下乡、宽带下乡……各种旨在拉动内需的“下乡”，使得这句手机短信流行一时：俺们刚刚花得起钱，你们又捂住钱包了。
初衷是不错，农民也欢迎，配套设施能跟上就更好了：有了电脑没网，有了洗衣机没自来水，那岂不是买了个摆设？还有，不如像学者于建嵘那样，在微博上发起“随手送书”活动；或者像熊培云那样，在老家开设乡村图书馆。农民兄弟还是有精神需求的。
小额贷款
开展小额贷款，是解决乡村金融衰败的一个重要途径。作为国内最早尝试小额贷款的先锋，经济学者茅于轼认为，应该把小额贷款视为金融业的一部分。农民在春天播种，在秋天收获，播种的时候是投入，收获的时候有产出，这种行为就像企业，资金流有正有负，他们需要得到资金，得到金融服务。拿工资的城里人往往不懂这个。茅于轼说，过去农村的储蓄补贴城里，现在城里人的钱应该可以拿到农村去，帮助农民发展生产。
这种思路导致了对小额贷款的观念误区。小额贷款往往被当作一项扶贫措施，资金来源有限，贷款对象也仅限于贫困户，这制约了小额贷款在我国的发展潜力。
投资新农业
丁磊养猪，朱新礼（汇源果汁董事长）和王健林（万达集团董事长）种菜，刘强东（京东商城CEO）种稻，柳传志则宣布联想进入农业领域，未来三年的投资重点将倾向于现代农业，目标是创建一个知名食品品牌。2010年后，农业成为一个时髦的投资领域，吸引一众行业大佬纷纷投入巨资。
数据显示：2006年至2011年中国农业行业共披露200多起VC/PE投资案例，投资总额近70亿美元。2010~2011两年的投资总额则呈现爆发式增长，2011年共有8只农业产业基金成立，总目标规模超过60亿元。
有机淘宝
来自淘宝的数据：2012年9月，创办仅3个月的淘宝生态农业频道有机农产品日均交易额突破50万，全国每天平均有超过2万户家庭通过这里购买蔬菜水果、肉禽蛋类和粮油副食品等。
农产品上线，对城乡居民来说是双赢：市民买到了来自原产地的有机农产品，农民则解决了供需渠道不畅的问题。除了淘宝这样的商业机构，也有网络达人在社交工具上通过个人力量解决农民的难题，比如传媒人王佩在微博上叫卖来自山东老家的冬枣，1个月卖出了9695斤冬枣——数字不重要，重要的是示范意义。
现实版“开心农场”
“开心农场”已经Out了，现在流行的是CSA（社区支持农业）农场。CSA模式上世纪70年代起源于瑞士，在日本得到最初的发展。市民为了寻找安全的食物，与那些希望建立稳定客源的农民携手合作，你种我买。
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博士后石嫣创办的北京小毛驴市民农园采用的就是CSA模式，2012年其会员突破1000人。石嫣对CSA的理解是：致力于改变不公平的现状，让农民从中获得合理的利润；也致力于消除不信任感，让消费者可以看到吃的东西是怎么来的，让消费者和生产者建立起监督互信、风险共担的新的合作关系。
干部“上山下乡”
“减少会议，精简文件，腾出时间常下乡看看。不怕山高不怕路远，带上真情常下乡看看。”（《常下乡看看》）2011年起，山西、河北、广东、湖北、新疆、甘肃等众多省份相继掀起万名干部“上山下乡”运动，要求干部做到“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甚至“四同”（加“同学习”），多做“顺气、解结、纳言、化怨”的工作。
学者钱理群在一篇文章中曾引用一位知青的话：到了农村，才知道什么叫中国，才知道我们的老百姓是多么苦，又是多么好。干部“上山下乡”，不仅有利于了解民情，更能促进官民之间的有效沟通。
大学生村官
与其毕业后找不到工作宅在家里啃老，不如换个思路，相应国家号召到农村去当村官。在城市受教育，回农村搞建设，被认为是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的一种形式，显然是值得提倡的——大学生村官也因此被称为“新知青”。据不完全统计，自2008年全面实施大学生村官政策以来，截至目前在岗的大学生村官已有29万人。
大学生村官需在村里服务3年。虽说3年后出路不容乐观，但无论如何，在农村的这3年，对大学生本人来说将是宝贵的人生经历。
乡愁
作家十年砍柴说，至少在1911年清末以前，中国所有的人都是同一个故乡，也就是乡村。他开玩笑说，那时候除了皇帝是城里人，其他人都不是。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城市人口比率一直不高：1949年10%，1980年19%。但之后30年，中国完成了发达国家100年的城市化进程，2011年，城市人口比率达到51.27%，首次超过农村人口。
相应的，故乡的变化比起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快。1989年海子回到安徽老家后写下的诗句，描述了故乡沦陷的荒凉感：“你在家乡完全成了个陌生人”。故乡是最后的家园，是疲惫后可以回去的地方，但现在已经回不去了。所以十年砍柴说，他们这一代人想念故乡，而他们在城市生长的孩子，只能想象故乡。
记录
学者熊培云谈他写作《一个村庄里的中国》一书的动机：“回到我的本乡本土去记录一个村庄的命运，由此省思这个国家一个世纪以来的波折，既是我的夙愿，也是我应有的担负。”学者梁鸿也是在“写我的故乡，写真正的梁庄”的强烈愿望驱动下，数度回到河南老家进行田野调查，写下了《中国在梁庄》。类似图书还有画家谢宏军的《我的乡土我的国》。
正如熊培云所说：“作为一个时代的观察者和书写者，我所希望的是有更多的人能够关心农民，关心每个具体的人的命运，了解这片土地，以谋求一个村庄乃至一个国家的改变。”这就是记录的意义。
隐居
彼得·梅尔逃离都市到乡下隐居已然是个神话，而有钱有闲的中国中产阶层，正纷纷走上成为中国版彼得·梅尔的路上。有些人算半隐居，在乡下找块地盖好房子，一到度假就直奔乡下，燕子衔泥般整治自己的窝，打算退休后回来长住；有些人则彻底抛掉了城市里的一切，过起归隐生活。
彼得·梅尔分享在乡村隐居的经验：首先得学会和自己相处，能够娱乐自己，而不是靠城市里那些便利的娱乐措施。在乡间，他有太多的事要忙，根本没有时间无聊。所以，要是又想要田园的宁静又希望有高速Wi-Fi和iPad，那还是算了吧。
疗伤
米朵是个90后，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后突然失明，医院检查报告却始终是“未见异常”。她的大舅舅米山人请她到位于北京北部山区的“普米森林”一起生活。大舅舅不是医生，但他说，只要活法对了，人就不会生病。在山里住了一段日子后，米朵奇迹般痊愈了。
疗伤，或者说接地气、找到自我，都是一个意思，那就是城市的活法不对，人就会生病，需要找个宁静的地方进行心灵的修复。至于有没有那么神，见仁见智。米朵的大舅舅也是个妙人，他原来是个音乐人，2005年离开城市，先是背包旅行了两年，然后扎在“普米森林”里不走了。
农家乐
农家乐据说最早出现在成都郊区的龙泉驿，时为1987年。这玩意儿，不用说肯定是城市人想出来的。在城市待疲了，找个山清水秀的近郊村镇，吃喝玩乐，呼吸新鲜空气，于是又找到了继续打拼的勇气。对于那些向往田园生活，但又没有勇气真的搬回乡下住的人来说，农家乐再合适不过了。
某种程度上，各地方政府主办的这节那节（比如芙蓉姐姐代言的南宁“桃花节”、罗平“国际油菜花文化旅游节”），实质上是个放大版的农家乐：都在消费乡村。当然，农家乐渐渐变味也几乎是必然的，因为它的消费者是出于功利性的目的消费它。
公益
在乡村做公益的，有这么几类：
一是传媒人，利用自身在媒体的人脉和影响力开展公益活动，著名的有邓飞的“免费午餐”、王克勤的“大爱清尘”、崔永元的乡村教师培训项目等。
二是NGO组织和自愿者，进行着各种模式的新乡村建设尝试。像北京地球村环境教育中心主任廖晓义在四川省彭州县通济镇大坪村和重庆市巫溪县的三个村进行“乐和家园”建设，来自台湾的陆敏琳和她的“耕心农村发展促进会”团队则驻扎在四川省新津县兴义镇。
三是商业机构的乡村公益项目。比如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2009年宣布投入超过5000万元启动新乡村行动，定点在云贵两县一州，宗旨是“重估乡村价值”。
支教
你以为你到乡村去是帮助别人，最后发现得到帮助的是你自己，这可能是人们到乡村支教后的深切感受。不是说就此大彻大悟或者三观尽改，但至少是难得的生活教育和情感教育，能接受生活的清贫，也会让自己的心变得柔软起来。所以，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很多人把支教视为一生需要完成的心愿之一。
短期支教像度假，长期支教更需要毅力，也更令人敬佩。原台湾《中国时报》资深记者张平宜在四川凉山一个叫大营盘的所谓“麻风村”支教12年，其艰难可想而知。她解释自己的动机是出于一种“最朴素的母性”，“我是一个母亲，看到麻风村的那些孩子，我无法掉头离去”。
扶贫
扶贫一直是农村工作的要点之一，而政府扶贫项目通过竞标交给NGO操作，形成了“政府出钱，NGO管理”的新的扶贫机制和模式。以国际小母牛项目组织为例，这一组织1984年进入中国，主要在西南、西北地区开展扶贫和环境保护工作，2006年成为首批中标的NGO，获准参与实施村级扶贫规划项目。
扶贫可分为救济式扶贫和开发式扶贫两种模式，前者是输血式的，后者则是造血式的，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国际小母牛的扶贫模式属于后者。
创业
放弃IT白领生涯回乡创业的周玉堂著有《从写字楼到玉米地》一书，副标很长：十年IT，五年农场，史上最强白领的田园回归运动。
周玉堂是2008年回到柳州老家开始创业的。此前，他在城里的生活过得不错，但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一眼就把这辈子的日子看到了头”，因此萌生了创业的想法。在城市创业，路很难走，无论是制造业、贸易、服务业和他自己熟悉的IT行业，已经高度饱和。最后，他决定做农业，租了300亩地种玉米。
类似的下乡创业故事越来越多了：白领或大学生在乡下养鸡、养鱼、种菜、种水果……相比较于城市，在农村创业确实机会更多。
××下乡
汽车下乡、摩托车下乡、电动车下乡、电视下乡、电脑下乡、空调下乡、银行下乡、宽带下乡……各种旨在拉动内需的“下乡”，使得这句手机短信流行一时：俺们刚刚花得起钱，你们又捂住钱包了。
初衷是不错，农民也欢迎，配套设施能跟上就更好了：有了电脑没网，有了洗衣机没自来水，那岂不是买了个摆设？还有，不如像学者于建嵘那样，在微博上发起“随手送书”活动；或者像熊培云那样，在老家开设乡村图书馆。农民兄弟还是有精神需求的。
小额贷款
开展小额贷款，是解决乡村金融衰败的一个重要途径。作为国内最早尝试小额贷款的先锋，经济学者茅于轼认为，应该把小额贷款视为金融业的一部分。农民在春天播种，在秋天收获，播种的时候是投入，收获的时候有产出，这种行为就像企业，资金流有正有负，他们需要得到资金，得到金融服务。拿工资的城里人往往不懂这个。茅于轼说，过去农村的储蓄补贴城里，现在城里人的钱应该可以拿到农村去，帮助农民发展生产。
这种思路导致了对小额贷款的观念误区。小额贷款往往被当作一项扶贫措施，资金来源有限，贷款对象也仅限于贫困户，这制约了小额贷款在我国的发展潜力。
投资新农业
丁磊养猪，朱新礼（汇源果汁董事长）和王健林（万达集团董事长）种菜，刘强东（京东商城CEO）种稻，柳传志则宣布联想进入农业领域，未来三年的投资重点将倾向于现代农业，目标是创建一个知名食品品牌。2010年后，农业成为一个时髦的投资领域，吸引一众行业大佬纷纷投入巨资。
数据显示：2006年至2011年中国农业行业共披露200多起VC/PE投资案例，投资总额近70亿美元。2010~2011两年的投资总额则呈现爆发式增长，2011年共有8只农业产业基金成立，总目标规模超过60亿元。
有机淘宝
来自淘宝的数据：2012年9月，创办仅3个月的淘宝生态农业频道有机农产品日均交易额突破50万，全国每天平均有超过2万户家庭通过这里购买蔬菜水果、肉禽蛋类和粮油副食品等。
农产品上线，对城乡居民来说是双赢：市民买到了来自原产地的有机农产品，农民则解决了供需渠道不畅的问题。除了淘宝这样的商业机构，也有网络达人在社交工具上通过个人力量解决农民的难题，比如传媒人王佩在微博上叫卖来自山东老家的冬枣，1个月卖出了9695斤冬枣——数字不重要，重要的是示范意义。
现实版“开心农场”
“开心农场”已经Out了，现在流行的是CSA（社区支持农业）农场。CSA模式上世纪70年代起源于瑞士，在日本得到最初的发展。市民为了寻找安全的食物，与那些希望建立稳定客源的农民携手合作，你种我买。
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博士后石嫣创办的北京小毛驴市民农园采用的就是CSA模式，2012年其会员突破1000人。石嫣对CSA的理解是：致力于改变不公平的现状，让农民从中获得合理的利润；也致力于消除不信任感，让消费者可以看到吃的东西是怎么来的，让消费者和生产者建立起监督互信、风险共担的新的合作关系。
干部“上山下乡”
“减少会议，精简文件，腾出时间常下乡看看。不怕山高不怕路远，带上真情常下乡看看。”（《常下乡看看》）2011年起，山西、河北、广东、湖北、新疆、甘肃等众多省份相继掀起万名干部“上山下乡”运动，要求干部做到“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甚至“四同”（加“同学习”），多做“顺气、解结、纳言、化怨”的工作。
学者钱理群在一篇文章中曾引用一位知青的话：到了农村，才知道什么叫中国，才知道我们的老百姓是多么苦，又是多么好。干部“上山下乡”，不仅有利于了解民情，更能促进官民之间的有效沟通。
大学生村官
与其毕业后找不到工作宅在家里啃老，不如换个思路，相应国家号召到农村去当村官。在城市受教育，回农村搞建设，被认为是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的一种形式，显然是值得提倡的——大学生村官也因此被称为“新知青”。据不完全统计，自2008年全面实施大学生村官政策以来，截至目前在岗的大学生村官已有29万人。
大学生村官需在村里服务3年。虽说3年后出路不容乐观，但无论如何，在农村的这3年，对大学生本人来说将是宝贵的人生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