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问政的“攻防战”
2013-8-28 10:35:38 来源：南方周末 我要评论（）
电视问政节目中对问题的大胆暴露、对官员毫不留情的批评，以及官员在镜头下的难堪和窘迫，让普通市民有种主人翁的快意。
2013年8月15日下午，几位访客走进了武汉市纪委。南京市纪委纠风室主任姚瑞平和南京电视台领导等人，专程前来武汉，观摩学习武汉电视台的“电视问政”节目。
2011年，武汉电视台在市委书记阮成发的主导下，创立“电视问政”直播节目，先由电视台播放暗访视频，然后相关官员在直播现场，接受主持人、观众、评论员和专家的质询。
三年来，在直播现场，武汉的大小官员们被曝光的各类问题和尖锐的追问弄得满头大汗，“自责、愧疚，抱歉”之类表态，频繁见诸媒体。
尖锐的电视问政，吸引了全国的目光。“各地都有前来学习观摩的，我接待了38批。”武汉电视台新闻频道副总监胡桂林说。
作为地方媒体，武汉电视台何以能让这么多高级别官员就相关问题公开道歉认错呢？市委书记阮成发的强力主导和市长唐良智的支持无疑是关键原因。武汉市治庸办和武汉电视台是节目的实际执行者，官员和观众的邀请，均由他们负责。
在一位武汉市领导看来，电视问政提高了官员应对媒体和突发情况的能力，也促进了工作。“节目一完，有的局就到了问题现场，连夜搞到四点多钟，现场解决。”他举例说。
对于参与各方来说，这三年过得并不轻松，主导节目的武汉市纪检监察官员，曾担忧“把人都得罪光了”；而看似风光的电视台，经常为问政尺度纠结不已：“成绩说到什么份上，问题说到什么份上，很考验人。”
而一些在直播现场流汗、道歉的武汉官员，也开始反思问政的价值。一位官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问政若一直停留在让大家流汗的层面，老百姓会不会厌倦？如何使干部作风得到根本转变？问政如何能再深入一步？
一块豆腐考住一排局长
“柳莺的一块豆腐，考倒了一排局长。”8月17日，武汉电视台主持人柳莺还记得武汉市委书记阮成发对她的这句表扬。
故事发生在7月3日晚。在武汉电视台的演播厅里，一场电视问政直播正在进行，官员和观众分坐两旁。在电视台拍摄的短片中，暗访员探访了一家被武汉市政府公布为放心豆制品企业的公司，发现加工豆腐的车间脏乱差。公司负责人说：“办证不需要多少钱，主要是打点。”
视频停下，主持人柳莺问武汉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局长吴明益：“什么叫打点？谁打点？打点谁？为什么要打点？打点的目的是什么？”
吴明益回答：我觉得这个企业不具备生产条件，或者说降低了生产条件，生产豆制品是需要有标准的……
柳莺打断了他：请正面回答我的问题，不要用这样的回答“打点”我。吴明益：打点嘛，就是要送他好处。柳莺：那你觉得这个做法对吗？吴明益：肯定不对。随后吴短暂沉默，柳莺追问：我还想等你说下一句。吴明益只好说：从这个片子来看，不管它是作坊也好企业也好，首先我们监督缺失。柳莺又问：打点的后果是什么？吴明益：不能公正执法。
武汉市委机关报《长江日报》次日报道：在这场关于食品安全的电视问政现场，武汉市副市长邵为民、秦军共9次承认“监管缺失”，武汉市工商局局长高丹彦3次承认“巡查不到位”。
这种场面在电视问政中很常见。2011年11月，武汉市首次电视直播问政，就选人、用人不正之风，建筑工地沙霸、石霸猖獗等十个突出问题向官员们发问，现场官员们被问得满头大汗、哑口无言、忘词、不停道歉。此后每场问政，无不如此。
武汉市水务局局长左绍斌说，2012年他第一次参加问政，就被问得公开道歉。这是他从政以来，首次在媒体上因公道歉。
武汉市黄陂区区长吴祖云告诉记者，视频短片事先保密，主持人和市民的问政犀利，“为追求好看，主持人有时候会打断我们的话，有时会设个陷阱让你往下跳。”
曾担任电视问政评论员的武汉大学教授秦前红认为，电视问政节目中对问题的大胆暴露、对官员毫不留情的批评，以及官员在镜头下的难堪和窘迫，让普通市民有种主人翁的快意。
8月14日，武汉市委常委、纪委书记车延高告诉记者，截至目前，武汉市已举行了19场直播电视问政，先后有6名市委常委上台接受问政。据记者统计，上直播节目的武汉市副局级以上官员达百余人次。
市委书记彻夜难眠
是什么力量，把一个副省级省会城市里的官员推到直播的电视镜头前逼问得满头大汗、不断认错？武汉广播电视台副总编辑黄德刿认为，武汉市主要领导，是这档直播节目的“总策划”。
据记者了解，因不断有企业反映在武汉办事难，2011年春节后，武汉市就投资环境进行了一个多月调研，同时委托媒体完成了一份调研报告。调查显示，40.5%的企业认为优惠政策难兑现；有的部门巧立名目，自行设定各种收费项目，难管的事不管，有利可图的事抢着管。
“我连续几个晚上看调研报告，看了后几乎彻夜难眠。”武汉市委书记阮成发在一次会议上说。
当时刚上任的武汉市市长唐良智认为，武汉“政务环境不佳”：审批项目多，程序复杂，时限长；行政事业收费名目繁多，企业负担偏重。
武汉市纪委纠风办副主任张凌云曾回忆：2011年，武汉市东湖高新开发区烽火通信公司绘制了一张图，描绘该公司研发大楼审批，经过248道手续才办完所有证件，耗时518个工作日。
在武汉市主要领导力推下，一场针对官员们庸、懒、散的“治庸问责”行动在武汉展开，“电视问政”在2011年成为“治庸问责”的最新形式。
武汉市纪委书记、治庸办主任车延高告诉记者，电视问政迫使一些习惯了对工作打太极的官员“马上办”。在他看来，官员们应对媒体和突发情况的能力得到了提高，就连说话也变得简练了。
曾担任电视问政评论员的武汉大学教授秦前红认为，问政过程是一次释放善意、宣传政策、解释施政困难的过程，运用得当的话，能增加社会对施政者的体谅，减少施政阻碍。
胡桂林告诉记者，武汉实施“治庸问责”和“电视问政”后，2012年，武汉市对全市1000家企业问卷调查、对230家投资总额1亿元以上的工业项目电话回访，83%的企业认为项目审批流程方便快捷了，96%的受访者表示满意。
直播遇到各方阻力
尹晨芳是电视问政节目的主力主持。8月12日，她告诉记者，“武汉搞电视问政是一号领导决定的，电视台是完成命题作文”。
武汉市一名官员向记者透露，2011年讨论是否以直播形式进行电视问政时，市委常委们意见分歧很大，有领导担心直播难以控制、政治风险巨大，明确反对直播。
武汉市纪委书记车延高承认当时有不同意见，“直到现在也不是每个人都赞成，总觉得这么做有点出干部的丑。官员能力强些的还行，一些工作不到位的官员上去确实很尴尬”。
在市委书记阮成发等领导的强力推动下，市委常委会通过了直播电视问政的决定。一名知情人士透露，最终现场观众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廉政监督志愿者，有布衣参事，也通过网上公开报名选定一部分人观众，确保政治安全。
当时电视台内部也有声音反对直播，但主创人员坚持直播。“直播比较简单，播了就播了。录播的话，官员觉得哪段话没答好，会让你改来改去，反而更麻烦。”参与节目策划的武汉电视台《百姓连线》副总制片人何志强说。
把武汉市各委办局的一把手请到演播厅的工作，也是由市治庸办来完成的。一般每年年初，武汉市确定这年要解决的十个突出问题，上电视问政节目的官员主要是相关部门的一把手，由市治庸办出面邀请。
“广电局和其他单位平级，要请环保局、卫生局局长过来，他可以不来。但这个事阮书记是总策划，纪委出面统一布置，大家都来且不许请假。”何志强说。
市治庸办负责人告诉记者，有些官员总是找理由，希望自己不上、让副手上。市纪委监察局就此作出明确纪律要求，确保一把手亲自上电视问政。“一把手来电视问政，才能真正为工作加动力、加压力、加助力；必须要来，在这期间出差的，全部要取消。”
武汉市广播电视台副总编黄德刿告诉记者，为保证节目效果，问政直播现场播放的曝光短片，在直播前都是严格保密的。
电视台也会提前就问政的主要方面和官员做些沟通。官方资料显示，武汉市纪委、宣传部要求，每年电视问政前，电视台必须由台领导带队上门，与参加问政的副市级官员沟通。
不过，武汉市纪委官员和电视台工作人员都表示，对必须“上门沟通”的副市级官员，只会告诉他们曝光的大概方向，例如是公车私用还是食品安全，不会透露曝光短片的具体内容。
问政双方的“攻防战”
每次电视问政结束，官员们的各种窘态和尴尬表现，就会出现在次日各大媒体上。因食品问题，武汉市食药监局局长杨泽发现场鞠了个躬。后来他私下告诉主持人柳莺：“我就鞠了个躬，中央电视台播了17遍。”
承受直播压力的不仅有现场官员。2011年电视问政结束后，武汉市广电局的官员们心情也不太好：当年，该局的行业测评为全市倒数第二。
“当年武汉市搞行业测评，一些被问政的官员也是评委，参与打分，结果广电局倒数第二。后来我们想，是不是和问政得罪了他们有关。”上述电视台中层说。
电视台另一名中层领导回忆：2011年电视问政前，电视台与交管局关系不错，大家可以在楼下路边停车。电视问政后，交警开始给楼下的车贴罚条；工商局也对电视台一些广告开出罚单。
主持人也面临压力。电视台一名中层透露，电视问政初期，主持人尹晨芳问得比较多、比较犀利。问政完后请官员们座谈，官员们都抱怨主持人问得太尖锐，“主持人成了不受欢迎的人”。
一次电视问政结束后，主持人柳莺接到了一名官员的短信：“我本来很烦你，为难我的区长，搞得我们都蛮没有面子，但你今天表现不错。高兴和不高兴的相抵，我就不怪你了，理解万岁。”
上述电视台中层认为，说主持人或电视台为难官员们，是官员们的误解，“我们平时采访时，和那些官员私交好得很，犯得着借这个平台跟他为难吗？”
电视台开始调整思路，要求主持人少问，让群众多问，“避免让人家觉得是电视台在和他过不去”。多名电视台工作人员也认为，后来让主持人少问，是因为电视问政并不是电视台问政、主持人问政，而是群众问政。按市委书记阮成发要求，是“百姓评说、百姓参与、百姓监督”。
柳莺在主持节目前，通读了阮成发在很多场合的讲话，“我就想，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他心里是怎么想的，把这想明白了，问政才能问到点子上。我主持的每一场问政结尾的话，有的是阮书记说过的话，有的是阮书记所期待的，有的是我揣摩的阮书记的语言。”
“上门沟通”、主持人少问，仍不能让被问政的官员们满意。7月4日，电视问政现场，在电视台策划下，市民商金钟给水务局局长左绍斌送了一双雨鞋——武汉街道老被水淹，送雨鞋显然有讽刺的意思。左绍斌事后对一位主持人回忆：“鞋一给我，我都傻了，不知道怎么说了。”
7月10日举行的问政座谈会上，分管水务局的副市长张光清说：“你看，还没开始，一双套鞋就拎上来了，思维都乱了，还搞个什么。”他建议，电视台以后不要准备“刺激性道具”。
武汉市城管委主任干小明，在问政现场有点恼火。他告诉记者，多次他话没说完，就被主持人付存操打断。付存操解释，问政前电视台对官员做了分析，干小明很能干但话较多，而直播时间有限，不得不数次打断他。
参与电视问政策划的市委领导们，心里也不轻松。武汉市一名参与电视问政工作的市委领导告诉记者，“最开始，我们都担心，我们搞这个事，把人都得罪光了，将来他们给我们投票，会不会受影响啊。”
“坚持适度问政原则”
为更好地完成问政的“政治任务”，虽然每场问政要自掏腰包补贴80万元，武汉电视台仍在不断调整、完善问政形式。
武汉市委书记阮成发多次表示，问政要勇于曝光并推动问题解决，不担心暴露问题，只担心暴露不够，不怕再尖锐犀利些，一定要问得官员流汗。一位市委干部向记者透露，阮成发曾当面要求主持人把组织电视问政的一位市委常委也要问得冒汗。
武汉市委一名官员说，电视问政三年来，阮成发每场直播都看，还会与家人讨论现场问辩双方的表现。每年他会到电视台给工作人员“撑腰打气”，并明确问政要坚持“以问题为导向推进工作”。而市长唐良智会在问政第二天，带相关部门负责人到问题现场，督促问题解决并一抓到底。
尽管有市委书记撑腰，电视台仍难逃压力。黄德刿告诉记者，在要求主持人少问后，今年电视台在继续“不讨论体制、机制问题，不裁决民事纠纷，只问行政作为”的基础上，又提出了“话语限定”，对主持人、官员又做了新的角色限定。
负责电视问政把关的武汉市纪委，也采纳了一些官员希望减轻压力的建议。武汉市纪委纠风室副主任张凌云告诉记者，治庸办已考虑年底问政要有适当调整，要求坚持适度问政原则，不“穷追猛打”，增加呈现各单位工作成效的比例，由“考问”向“沟通”、“对话”转变，取消给被问政官员送“礼物”的环节，此外要求主持人引导官员和百姓的沟通。
武汉大学教授秦前红透露，曾有武汉电视台负责人直言不讳地说：电视问政还处于较浅的层次，问政频率有限，而且问政的内容、尺度也有限制，“动皮毛不动筋骨”。
一名多次参加问政的武汉官员告诉记者，现在武汉权力特别大和特别小的部门都不参加问政，参加的都是权力不大不小但事情特别多的部门。“比如纪委，‘又出了一个贪官，你们怎么防御的？’像这样的问题不会问。”此外，最该参加问政的卫生、教育部门至今没参加。
武汉市委书记阮成发认为，电视问政办得好，是因为人民群众的鞭子比市委书记的鞭子管用。在秦前红教授看来，电视问政是民主监督其表、威权问责其里的一种形式，依靠体制内的科层问责监督和主要领导人的意志推动，核心还是通过媒体曝光后，由上级领导对下级问责。
秦前红指出，武汉电视问政三年来暴露的诸多问题，若严格按照相关问责制度来要求，应有很多官员要遭受严厉查处，但事实上相关问题官员安然无恙。
武汉市城管委主任干小明也在思考这个问题。他告诉记者，问政问到一定程度了，不处分几个人怎么下得了地？可撤谁都会导致攀比，“凭什么撤我不撤他？”
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觉得，市委书记和市长也应该上去。多次成为节目评论员的华中科技大学教授赵振宇告诉记者，他曾听说武汉书记市长要参加电视问政。“他（阮成发）每次都来鼓励大家，希望他和市长也来现场参加一次。”
2013年8月15日下午，几位访客走进了武汉市纪委。南京市纪委纠风室主任姚瑞平和南京电视台领导等人，专程前来武汉，观摩学习武汉电视台的“电视问政”节目。
2011年，武汉电视台在市委书记阮成发的主导下，创立“电视问政”直播节目，先由电视台播放暗访视频，然后相关官员在直播现场，接受主持人、观众、评论员和专家的质询。
三年来，在直播现场，武汉的大小官员们被曝光的各类问题和尖锐的追问弄得满头大汗，“自责、愧疚，抱歉”之类表态，频繁见诸媒体。
尖锐的电视问政，吸引了全国的目光。“各地都有前来学习观摩的，我接待了38批。”武汉电视台新闻频道副总监胡桂林说。
作为地方媒体，武汉电视台何以能让这么多高级别官员就相关问题公开道歉认错呢？市委书记阮成发的强力主导和市长唐良智的支持无疑是关键原因。武汉市治庸办和武汉电视台是节目的实际执行者，官员和观众的邀请，均由他们负责。
在一位武汉市领导看来，电视问政提高了官员应对媒体和突发情况的能力，也促进了工作。“节目一完，有的局就到了问题现场，连夜搞到四点多钟，现场解决。”他举例说。
对于参与各方来说，这三年过得并不轻松，主导节目的武汉市纪检监察官员，曾担忧“把人都得罪光了”；而看似风光的电视台，经常为问政尺度纠结不已：“成绩说到什么份上，问题说到什么份上，很考验人。”
而一些在直播现场流汗、道歉的武汉官员，也开始反思问政的价值。一位官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问政若一直停留在让大家流汗的层面，老百姓会不会厌倦？如何使干部作风得到根本转变？问政如何能再深入一步？
一块豆腐考住一排局长
“柳莺的一块豆腐，考倒了一排局长。”8月17日，武汉电视台主持人柳莺还记得武汉市委书记阮成发对她的这句表扬。
故事发生在7月3日晚。在武汉电视台的演播厅里，一场电视问政直播正在进行，官员和观众分坐两旁。在电视台拍摄的短片中，暗访员探访了一家被武汉市政府公布为放心豆制品企业的公司，发现加工豆腐的车间脏乱差。公司负责人说：“办证不需要多少钱，主要是打点。”
视频停下，主持人柳莺问武汉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局长吴明益：“什么叫打点？谁打点？打点谁？为什么要打点？打点的目的是什么？”
吴明益回答：我觉得这个企业不具备生产条件，或者说降低了生产条件，生产豆制品是需要有标准的……
柳莺打断了他：请正面回答我的问题，不要用这样的回答“打点”我。吴明益：打点嘛，就是要送他好处。柳莺：那你觉得这个做法对吗？吴明益：肯定不对。随后吴短暂沉默，柳莺追问：我还想等你说下一句。吴明益只好说：从这个片子来看，不管它是作坊也好企业也好，首先我们监督缺失。柳莺又问：打点的后果是什么？吴明益：不能公正执法。
武汉市委机关报《长江日报》次日报道：在这场关于食品安全的电视问政现场，武汉市副市长邵为民、秦军共9次承认“监管缺失”，武汉市工商局局长高丹彦3次承认“巡查不到位”。
这种场面在电视问政中很常见。2011年11月，武汉市首次电视直播问政，就选人、用人不正之风，建筑工地沙霸、石霸猖獗等十个突出问题向官员们发问，现场官员们被问得满头大汗、哑口无言、忘词、不停道歉。此后每场问政，无不如此。
武汉市水务局局长左绍斌说，2012年他第一次参加问政，就被问得公开道歉。这是他从政以来，首次在媒体上因公道歉。
武汉市黄陂区区长吴祖云告诉记者，视频短片事先保密，主持人和市民的问政犀利，“为追求好看，主持人有时候会打断我们的话，有时会设个陷阱让你往下跳。”
曾担任电视问政评论员的武汉大学教授秦前红认为，电视问政节目中对问题的大胆暴露、对官员毫不留情的批评，以及官员在镜头下的难堪和窘迫，让普通市民有种主人翁的快意。
8月14日，武汉市委常委、纪委书记车延高告诉记者，截至目前，武汉市已举行了19场直播电视问政，先后有6名市委常委上台接受问政。据记者统计，上直播节目的武汉市副局级以上官员达百余人次。
市委书记彻夜难眠
是什么力量，把一个副省级省会城市里的官员推到直播的电视镜头前逼问得满头大汗、不断认错？武汉广播电视台副总编辑黄德刿认为，武汉市主要领导，是这档直播节目的“总策划”。
据记者了解，因不断有企业反映在武汉办事难，2011年春节后，武汉市就投资环境进行了一个多月调研，同时委托媒体完成了一份调研报告。调查显示，40.5%的企业认为优惠政策难兑现；有的部门巧立名目，自行设定各种收费项目，难管的事不管，有利可图的事抢着管。
“我连续几个晚上看调研报告，看了后几乎彻夜难眠。”武汉市委书记阮成发在一次会议上说。
当时刚上任的武汉市市长唐良智认为，武汉“政务环境不佳”：审批项目多，程序复杂，时限长；行政事业收费名目繁多，企业负担偏重。
武汉市纪委纠风办副主任张凌云曾回忆：2011年，武汉市东湖高新开发区烽火通信公司绘制了一张图，描绘该公司研发大楼审批，经过248道手续才办完所有证件，耗时518个工作日。
在武汉市主要领导力推下，一场针对官员们庸、懒、散的“治庸问责”行动在武汉展开，“电视问政”在2011年成为“治庸问责”的最新形式。
武汉市纪委书记、治庸办主任车延高告诉记者，电视问政迫使一些习惯了对工作打太极的官员“马上办”。在他看来，官员们应对媒体和突发情况的能力得到了提高，就连说话也变得简练了。
曾担任电视问政评论员的武汉大学教授秦前红认为，问政过程是一次释放善意、宣传政策、解释施政困难的过程，运用得当的话，能增加社会对施政者的体谅，减少施政阻碍。
胡桂林告诉记者，武汉实施“治庸问责”和“电视问政”后，2012年，武汉市对全市1000家企业问卷调查、对230家投资总额1亿元以上的工业项目电话回访，83%的企业认为项目审批流程方便快捷了，96%的受访者表示满意。
直播遇到各方阻力
尹晨芳是电视问政节目的主力主持。8月12日，她告诉记者，“武汉搞电视问政是一号领导决定的，电视台是完成命题作文”。
武汉市一名官员向记者透露，2011年讨论是否以直播形式进行电视问政时，市委常委们意见分歧很大，有领导担心直播难以控制、政治风险巨大，明确反对直播。
武汉市纪委书记车延高承认当时有不同意见，“直到现在也不是每个人都赞成，总觉得这么做有点出干部的丑。官员能力强些的还行，一些工作不到位的官员上去确实很尴尬”。
在市委书记阮成发等领导的强力推动下，市委常委会通过了直播电视问政的决定。一名知情人士透露，最终现场观众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廉政监督志愿者，有布衣参事，也通过网上公开报名选定一部分人观众，确保政治安全。
当时电视台内部也有声音反对直播，但主创人员坚持直播。“直播比较简单，播了就播了。录播的话，官员觉得哪段话没答好，会让你改来改去，反而更麻烦。”参与节目策划的武汉电视台《百姓连线》副总制片人何志强说。
把武汉市各委办局的一把手请到演播厅的工作，也是由市治庸办来完成的。一般每年年初，武汉市确定这年要解决的十个突出问题，上电视问政节目的官员主要是相关部门的一把手，由市治庸办出面邀请。
“广电局和其他单位平级，要请环保局、卫生局局长过来，他可以不来。但这个事阮书记是总策划，纪委出面统一布置，大家都来且不许请假。”何志强说。
市治庸办负责人告诉记者，有些官员总是找理由，希望自己不上、让副手上。市纪委监察局就此作出明确纪律要求，确保一把手亲自上电视问政。“一把手来电视问政，才能真正为工作加动力、加压力、加助力；必须要来，在这期间出差的，全部要取消。”
武汉市广播电视台副总编黄德刿告诉记者，为保证节目效果，问政直播现场播放的曝光短片，在直播前都是严格保密的。
电视台也会提前就问政的主要方面和官员做些沟通。官方资料显示，武汉市纪委、宣传部要求，每年电视问政前，电视台必须由台领导带队上门，与参加问政的副市级官员沟通。
不过，武汉市纪委官员和电视台工作人员都表示，对必须“上门沟通”的副市级官员，只会告诉他们曝光的大概方向，例如是公车私用还是食品安全，不会透露曝光短片的具体内容。
问政双方的“攻防战”
每次电视问政结束，官员们的各种窘态和尴尬表现，就会出现在次日各大媒体上。因食品问题，武汉市食药监局局长杨泽发现场鞠了个躬。后来他私下告诉主持人柳莺：“我就鞠了个躬，中央电视台播了17遍。”
承受直播压力的不仅有现场官员。2011年电视问政结束后，武汉市广电局的官员们心情也不太好：当年，该局的行业测评为全市倒数第二。
“当年武汉市搞行业测评，一些被问政的官员也是评委，参与打分，结果广电局倒数第二。后来我们想，是不是和问政得罪了他们有关。”上述电视台中层说。
电视台另一名中层领导回忆：2011年电视问政前，电视台与交管局关系不错，大家可以在楼下路边停车。电视问政后，交警开始给楼下的车贴罚条；工商局也对电视台一些广告开出罚单。
主持人也面临压力。电视台一名中层透露，电视问政初期，主持人尹晨芳问得比较多、比较犀利。问政完后请官员们座谈，官员们都抱怨主持人问得太尖锐，“主持人成了不受欢迎的人”。
一次电视问政结束后，主持人柳莺接到了一名官员的短信：“我本来很烦你，为难我的区长，搞得我们都蛮没有面子，但你今天表现不错。高兴和不高兴的相抵，我就不怪你了，理解万岁。”
上述电视台中层认为，说主持人或电视台为难官员们，是官员们的误解，“我们平时采访时，和那些官员私交好得很，犯得着借这个平台跟他为难吗？”
电视台开始调整思路，要求主持人少问，让群众多问，“避免让人家觉得是电视台在和他过不去”。多名电视台工作人员也认为，后来让主持人少问，是因为电视问政并不是电视台问政、主持人问政，而是群众问政。按市委书记阮成发要求，是“百姓评说、百姓参与、百姓监督”。
柳莺在主持节目前，通读了阮成发在很多场合的讲话，“我就想，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他心里是怎么想的，把这想明白了，问政才能问到点子上。我主持的每一场问政结尾的话，有的是阮书记说过的话，有的是阮书记所期待的，有的是我揣摩的阮书记的语言。”
“上门沟通”、主持人少问，仍不能让被问政的官员们满意。7月4日，电视问政现场，在电视台策划下，市民商金钟给水务局局长左绍斌送了一双雨鞋——武汉街道老被水淹，送雨鞋显然有讽刺的意思。左绍斌事后对一位主持人回忆：“鞋一给我，我都傻了，不知道怎么说了。”
7月10日举行的问政座谈会上，分管水务局的副市长张光清说：“你看，还没开始，一双套鞋就拎上来了，思维都乱了，还搞个什么。”他建议，电视台以后不要准备“刺激性道具”。
武汉市城管委主任干小明，在问政现场有点恼火。他告诉记者，多次他话没说完，就被主持人付存操打断。付存操解释，问政前电视台对官员做了分析，干小明很能干但话较多，而直播时间有限，不得不数次打断他。
参与电视问政策划的市委领导们，心里也不轻松。武汉市一名参与电视问政工作的市委领导告诉记者，“最开始，我们都担心，我们搞这个事，把人都得罪光了，将来他们给我们投票，会不会受影响啊。”
“坚持适度问政原则”
为更好地完成问政的“政治任务”，虽然每场问政要自掏腰包补贴80万元，武汉电视台仍在不断调整、完善问政形式。
武汉市委书记阮成发多次表示，问政要勇于曝光并推动问题解决，不担心暴露问题，只担心暴露不够，不怕再尖锐犀利些，一定要问得官员流汗。一位市委干部向记者透露，阮成发曾当面要求主持人把组织电视问政的一位市委常委也要问得冒汗。
武汉市委一名官员说，电视问政三年来，阮成发每场直播都看，还会与家人讨论现场问辩双方的表现。每年他会到电视台给工作人员“撑腰打气”，并明确问政要坚持“以问题为导向推进工作”。而市长唐良智会在问政第二天，带相关部门负责人到问题现场，督促问题解决并一抓到底。
尽管有市委书记撑腰，电视台仍难逃压力。黄德刿告诉记者，在要求主持人少问后，今年电视台在继续“不讨论体制、机制问题，不裁决民事纠纷，只问行政作为”的基础上，又提出了“话语限定”，对主持人、官员又做了新的角色限定。
负责电视问政把关的武汉市纪委，也采纳了一些官员希望减轻压力的建议。武汉市纪委纠风室副主任张凌云告诉记者，治庸办已考虑年底问政要有适当调整，要求坚持适度问政原则，不“穷追猛打”，增加呈现各单位工作成效的比例，由“考问”向“沟通”、“对话”转变，取消给被问政官员送“礼物”的环节，此外要求主持人引导官员和百姓的沟通。
武汉大学教授秦前红透露，曾有武汉电视台负责人直言不讳地说：电视问政还处于较浅的层次，问政频率有限，而且问政的内容、尺度也有限制，“动皮毛不动筋骨”。
一名多次参加问政的武汉官员告诉记者，现在武汉权力特别大和特别小的部门都不参加问政，参加的都是权力不大不小但事情特别多的部门。“比如纪委，‘又出了一个贪官，你们怎么防御的？’像这样的问题不会问。”此外，最该参加问政的卫生、教育部门至今没参加。
武汉市委书记阮成发认为，电视问政办得好，是因为人民群众的鞭子比市委书记的鞭子管用。在秦前红教授看来，电视问政是民主监督其表、威权问责其里的一种形式，依靠体制内的科层问责监督和主要领导人的意志推动，核心还是通过媒体曝光后，由上级领导对下级问责。
秦前红指出，武汉电视问政三年来暴露的诸多问题，若严格按照相关问责制度来要求，应有很多官员要遭受严厉查处，但事实上相关问题官员安然无恙。
武汉市城管委主任干小明也在思考这个问题。他告诉记者，问政问到一定程度了，不处分几个人怎么下得了地？可撤谁都会导致攀比，“凭什么撤我不撤他？”
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觉得，市委书记和市长也应该上去。多次成为节目评论员的华中科技大学教授赵振宇告诉记者，他曾听说武汉书记市长要参加电视问政。“他（阮成发）每次都来鼓励大家，希望他和市长也来现场参加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