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辉”，在作者的文章里看到的是母亲用自己的生命写下整个家庭的历史，感动着母亲的坎坷和不幸，也感动着母亲的坚强和勇敢！那沉甸甸的亲情堆积起来的爱，读来让人无限感慨，潸然泪下。
　　
　　一九三六年九月我出生在潮汕平原韩江西岸，龙湖古镇一户农民家庭。家中有祖母、父母亲和两个哥哥连我共六口人。祖母在伯父家和我们家轮流吃饭，潮汕人叫“吃伙头”。
　　
　　我家祖辈都是农民。和伯父分家时，分得属于自家的土地只有半亩水田，三分旱地，另外租种“公田”（氏族田产）两亩多地。
　　
　　父亲曾一度兼做生意，与人合伙办了个食品点心作坊。生意做得兴隆发达远近闻名。所生产的饼食点心除批发给附近城镇商贩外，还远销到庵埠、汕头、揭阳等地。家里也因此有几年过得像模像样。后来由于合伙人的贪婪，暗中将一笔笔收入不入账，中饱私囊。被父亲发现，但父亲碍于面子，不予揭露，只是此后心中郁闷，无心经营生意，不久就因烦恼而染上吸食鸦片烟的毛病。作坊的生意也就日渐衰败。
　　
　　母亲对父亲吸鸦片烟很不满意，为了戒除鸦片瘾和离开无望的生意，父亲就下了南洋“过番”去了。只过了一年多的时间因祖母生病写信让父亲回来，这时大概是一九三五年初。父亲回来了，烟瘾也真戒掉了。不久祖母的病也好了。
　　
　　一家人团聚，过上了安稳的日子。哪知一九三七年农历十月二七父亲跟族人一起去桑浦山上扫墓祭祖，回来后就得病不治，于十一月初六魂归西天。前后不过十天。父亲才三十四岁啊！家庭的顶梁柱坍塌了！母亲整日以泪洗脸。但为了全家生计，与父亲同岁的母亲只能强忍悲痛，挺起腰杆，下地劳作。母亲是个要强的人，地里什么活都干，不会就学着干，硬是把两三亩水田的农活做了下来。
　　
　　这年大哥十四岁，在学校念四年级，为帮助母亲干农活而辍了学。由于大哥身材矮小，身体也弱，只能帮母亲做些小活。二哥六岁就负责带我（父亲去世时我只有一岁零四个月）。
　　
　　潮汕的社会习俗，女人只在家里做家务和做些刺绣工艺等，一般是不在外面抛头露面的。而这时的母亲却再也顾不上这些了，为了这个家，为了三个孩子，她做田地的农活外，还到韩江码头去当脚力工。那时龙湖镇是潮安县的一个商业重镇，它紧靠韩江西岸，有上、下两处码头。韩江水运很是发达，龙湖的下码头是潮州以下，韩江唯一的两个直接穿越河堤的水闸门（洪水期下闸挡水，平时则起闸）码头。装卸货物时，脚力工不必翻越堤坝，可以从水闸门直接进出市集。龙湖是除县城、潮州以外的重要货物集散地，那时的陆路交通则很不发达。货到码头后，货主就要雇用脚力工上船搬货然后挑到目的地，母亲初到码头时还是有些羞涩，而一般货主也抱怀疑态度看母亲，不愿雇用她。但母亲的执着性格、高大的身板和一双大脚丫（母亲出生在江东农村，自幼参加田地里劳动，因此没有裹脚。而在母亲这一代人中不裹脚是很少见的）而且年轻，渐渐的就有货主找她挑担。也由于母亲的努力，常常争在别人前头"抢”到货挑。从不到百斤的担子到一百多斤的担子挑起来快步走，后来竟练出了一双铁脚板和一副铁肩膀！
　　
　　据母亲回忆，她替人挑担当脚力工，到过很多地方。附近的金石、浮洋、彩塘、庵埠自不必说，还远到几十公里外的揭阳，炮台，丁岗，汕头等。有时夜里很晚才能回来，甚至连夜赶路直至第二天天亮以后才到家。除了赶夜路母亲从来不在外面过夜，因为她还惦记着在家嗷嗷待哺的我啊！
　　
　　母亲当脚力工只要有钱赚，什么东西都挑，米粮、豆薯、糖、盐、山货，杂物都挑过。开始一段时间，母亲的嫩肩经不起扁担和重物的磨压，红肿自不用说，甚至磨破出血，渗血染红了肩膀周围的衣衫！为了生计，也只能强忍痛楚前行，途中在沟渠，池塘洗衣服的妇女都带着怜悯的眼光看着、议论着“这可怜的女人”。
　　
　　那时潮汕地区正是被日本鬼子占领的沦陷时期。挑货路上都得提心吊胆，躲躲闪闪，特别是挑上禁运货物，如私盐等就更得特别小心，弄不好就会被查扣。货被没收，脚力工的工钱就难以收到啊！母亲常用黑黑的炉灰涂抹在脸上来躲避日本鬼子。
　　
　　挑货当脚力工，如果路途较远，饿了就啃从家里带来的饭团或煮热的番薯，渴了就喝一口山沟或河沟的水喝。母亲从来舍不得去买一碗热饭或汤面，果条什么的吃。
　　
　　母亲外出赚钱时，大哥就到地里干些小农活，二哥协助祖母带我，祖母还为我们做饭洗衣。母亲早上出门时给我喂奶，然后就要等晚上回来，甚至是半夜或第二天天亮以后到家才能给我喂奶。虽然白天祖母也喂我些稀粥，夜里常常因饿而哭喊，直到哭累了睡着了！
　　
　　一九四三年，潮汕地区遭遇大旱，粮食失收，百业凋零。民不聊生，很多穷苦农民无法生活下去，逃荒到福建云霄、漳浦或龙岩山区去求生。就是城里人也有很多揭不开锅。不少人因此卖儿卖女到农村求生。乡里邻居不少家景较好的家庭就在那时买下了和我年龄相仿的男孩做儿子。我们家因为母亲的勤劳和对家乡的眷念，没有跟着大家逃荒外出，在家过着吃糠咽菜的日子。薯叶、薯头（番薯磨碎过用水过滤后剩下的薯渣）米糠，豆腐渣菜都是常吃的“粮食”了。有时能吃热番薯或喝上稀粥就算改善生活了。好歹挨过了饥荒年！
　　
　　由于母亲的勤劳能干，善于治家，不仅带领我们弟兄渡过灾荒年甚至到“复员”（潮汕人称日本投降抗战胜利为“复员”）。隔年即一九四六年还能小有积蓄。居然能给大哥娶了媳妇。这时大哥二十三岁，大嫂二十二。“媳妇熬成婆”母亲不过四十三岁。在当时是很体面的。记得当时也未曾借债。但一九四七年潮汕再次受旱闹灾荒，家里所种“公田”两亩多地，因而失收。母亲自“复员”后再无外出赚钱（韩江货运码头已日渐萧条），家里生活拮据，入不敷出，只得举债度日。记得后来因未能如期归还高利贷，债主勾结保长，让保丁来把大哥抓走。母亲找到族佬前去讨保，大哥才得以回来。后来是如何还清债务的就记不得了。
　　
　　苦日子挨到一九四九年初冬，潮汕解放了！
　　
　　解放后母亲积极参加各种政治运动，如参加贫农协会，防贫问苦，扎根串连，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等。还被选为乡妇女联合会委员。大哥也参加农会工作。二哥小学毕业后再未升学，而参加基干。虽在学校念书，我也被选为儿童团团长，积极参加土地改革，斗地主分田地等运动。一九五三年我们家还被评为“革命家庭”受奖！
　　
　　一九五三年国家新“婚姻法”颁布，二哥也通过自由恋爱结婚。当时是乡里三对实行新婚姻法后自由恋爱结婚之一。还受到表扬。当然那时结婚是不需花多少钱的，也无请客送礼的事。
　　
　　这年秋天我开始上初中了。我是“复员”后一九四六年初十岁时上小学幼稚班，半年后于当年秋天上小学一年级。一九五二年小学毕业。开始念书学费是由“公家”（林氏族产）负责，到初中有国家助学金，中学又在本乡，不用花别的钱。早晚还能帮家里或地里干些小活。
　　
　　母亲生活俭朴，巧手安排，在米粮短缺的日子，能以番薯，瓜菜搭配，变着花样，尽量让我们吃饱。即便在饥荒年也能做的很“可口”的饭食！母亲常常教育我们要节俭，一粥一饭来之不易，不能浪费。她不但每顿饭都要我们把碗里的饭粒吃干净，就是菜盘里的汤汁也不让随便倒掉，而是倒进稀饭里一块吃下。母亲的教育给我们养成了勤俭节约的良好习惯，成为无形的传家宝。就是现在生活好了物质丰富了，我还是保持着不浪费的习惯：每天的剩饭剩菜都舍不得倒掉，总是由我“包”着吃掉，实在吃不下，我也要把它放进冰箱里，留着第二天吃。因此常被儿孙们戏称为“包公”！
　　
　　母亲乐善好施，经常帮助有困难的人。当看到他人有苦难时就会跟着伤心落泪，尽管家不富有，也能尽力帮邻里和亲戚。乞丐要饭时即便饭并不多余，也会舀上一碗给他（她）或者给一个番薯什么的！
　　
　　母亲性格豁达乐观，生性聪慧。她没进过学校门，但在父亲的辅导下，很快就认得很多字。慢慢地学着看“潮州歌册”，唱“歌册”讲故事。后来邻居阿婶阿姆和老太太们常来求母亲唱“歌册”给他们听。母亲在雨天或晚饭后搬来小板凳等能坐的给阿婶阿姆们和老人们围坐在门口，一边纳凉一边听她唱“歌册”。“歌册”是用毛纸石板印刷的，很粗糙。一般都是七字句，押韵。唱念起来很有韵味，蛮好听的。我听得烂熟的就不下几十部。婶，姆和老人们常常边听唱念边根据情节或赞叹或惋惜或大骂奸臣，在情节凄惨时甚至伤心落泪。我常在边上看着心中好笑。如果是《三国演义》《西游记》等古典小说，母亲就头天自己先看一回或一章节第二天就讲给大家听，或晚上看白天讲。特别在夏秋期间，差不多每天晚饭后，在母亲周围都聚集着一群中老年妇女。
　　
　　母亲为人热情，正直，熟悉民俗风情，又识字。邻里乡亲婚丧嫁娶，生儿育女或礼仪风俗上有什么不明了的，或要择吉选日子等都常来向母亲讨教。不知怎的母亲就是懂得那么多。她总能给人以满意的答复。有时邻里间的矛盾冲突或家庭婆媳、妯娌、父子、兄弟之间闹矛盾也来找母亲诉说，请求帮助。母亲在了解了事情的真实情况后，对于理短的一方敢于当面揭出，批评，从不留情面。然后又给予耐心说服，帮助化解矛盾。往往都能使双方心服口服。晚年的母亲更是成了义务“调解员”和民俗“咨询员”了。
　　
　　我是一九五八年从广东仲恺农校毕业后，响应国家号召，报名参加大西北建设赴青海省农林厅工作的。但在四年后的一九六二年又响应国家精简号召，停薪留职回乡参加农业生产。一九六三年在家乡恋爱结婚，一九六四年生下第一个孩子后不久，青海省农林厅来函召回工作。
　　
　　大哥自土改，合作化至人民公社都是带头人。当时他是生产大队党总支书记，生养了四男一女。二哥在公社食品站工作，育有二男三女。
　　
　　一九六四年夏，母亲认为我们弟兄三人都已成家立业，各有各的工作，她为我们这个家操持了大半辈子，该由我们各自料理自家的生活了。母亲六十一岁时，我们兄弟便分开过了，母亲从此再也不为家务操劳，在我们弟兄三家轮番吃“伙头”，帮着带带孙子孙女，或读读古典小说，悠闲地安度晚年。七十年代我回家探亲时给母亲买了一个半导体收音机，从此她便不再只能听公社广播的定时广播（家里有一个喇叭）而是随时可以收听广播，听自己最喜欢的“潮剧”了。改革开放后我们的生活水平都大大提高。母亲老人家常常高兴的说，现在再不是吃饭“无物配”（没有肉、菜）而是吃菜吃肉“配”饭了。八十年代中后期大哥家先有了彩色电视和电话。母亲不出门就可以看潮剧了（原先邻乡东凤戏园每隔一段时间就有潮剧演出，母亲常与邻居或哥嫂前去观看）。电话更使她觉得神奇，在家里就可以和在外不管多远的亲人通话！
　　
　　母亲的晚年过得舒心愉快，身体一直很好。不料在一九九五年夏天突患中风而偏瘫卧床不起，由于儿孙们的孝顺伺候，生活过得还算顺畅。三年后于一九九八年中秋节的那天中午，差八天就九十五周岁时，母亲安详地与世长辞！
　　
　　值此母亲逝世十一周年和一百零六岁诞辰纪念日到来之际，写下以上文字是我对母亲的深深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