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电视的普及，各种文艺表演形式也相应得到普及。打开电视，各种晚会、各种演出，你方唱罢我登场，使人目不暇接、眼花缭乱。然而，关掉电视，那些节目大都如过眼烟云，俄尔即消弭殆尽，很难给人留下些许印象。每当此时，我都禁不住会想起儿时故乡的说书人。时过四十多年，那说书的场面、说书人的音容笑貌，仍历历在目，宛如昨天才发生的事。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的故乡还很贫穷，文化生活更是单调。在村里，几个月还看不上一场电影。不逢年过节，更别提看戏的事。因而，说书人就显得格外受人欢迎。
　　
　　在我们那里，“说书”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大凡评书、坠子、三弦书等曲艺表演，均称之为说书。
　　
　　说书没有严格的时间限制，除“焦麦炸豆”大忙季节外，什么时候都可以演出。但由于夏季太热，冬季太冷，大都以春、秋两季气候宜人之时为演出的好时光。
　　
　　每当此季节，就不时会有说书艺人到村里演出。他们或独来独往，或成帮结队。演出时间也不固定，或三天五天，或月儿四十（天）。
　　
　　别看这些土生土长的民间艺人，其中却不乏出类拔萃之人。
　　
　　有一个叫苏可的艺人，夫妇都是盲人，还拖家带口地领着两、三个孩子。他每次到我村，都是说好不收演出费，只要能让全家吃饱，有地方住就行，但他们总捎带着卖些针头线脑或老鼠药之类。其实，并不需要他们亲自卖，只须把那些东西交给“照头儿”的生产队干部即可。由于他们唱得好，又“恨戏”（肯卖劲、赶书快），人们也就乐意给其以帮助，总不愁把东西高价卖出去。天黑不久，只要人到得差不多了，苏可就开戏啦。而此时，他的妻子还在照顾几个孩子吃饭，哄小的入睡。只见苏可左手把弦，右手持弓并握简板，脚登木鱼，引吭高歌，一个人把两个人的活都干了，且丝毫不比两个人差。尤其是那把坠胡，在他手中简直成了一支魔杖。演唱中，忽而锣鼓齐鸣，忽而唢呐高奏，忽而万马奔腾。而这一切，全是从坠胡中涌出来的，众人直听得目瞪口呆。待妻子把孩子们安顿好赶来，苏可正好唱完“垫戏”。稍事休息，夫妇俩便拉开正本戏。
　　
　　而另一个绰号“大叫驴”的艺人，在我们那一带名声更大。他身材魁梧、仪表堂堂，声音嘹亮，响若洪钟。夜深人静时，其唱声可传至两、三里地之外。夜间到地里看庄稼的人，躺下也不耽误听戏。听大人说，“大叫驴”的绰号就来自于此。其妻年轻貌美，歌喉婉转，据说原是“大叫驴”的徒弟。他们夫妇只管唱，另雇一个盲人拉坠胡。他们不时还会拿拉弦的开玩笑，比如“大叫驴”唱一阵换妻子唱时，就会对拉弦的说：“我歇会儿，好好给你娘拉（弦）！”当然，拉弦的也不甘吃哑巴亏，当剧情发展到剧中人须喊爹时，“大叫驴”夫妇“爹”字刚出口，拉弦的就会应声而答：“唉……”其声委婉绵长，饱含洋洋自得之意，直逗得听众哗然大笑。“大叫驴”夫妇是职业演出的，自然是要收费的。不过，由于他们名声大，且拉开整本戏一唱就是月儿四十，很能吸引住人。所以，各生产队还是乐意出这钱的。再说，十几个生产队，一轮儿下来，一个队也就是那么两三天，谁还会因这事儿让人骂小气。
　　
　　在故乡的说书人中，给我印象最深的莫过于演唱三弦书的老艺人刘天广啦。听老年人说，他一个人曾在县城包戏院演出过，县广播站还为他灌制过唱片。我十几岁时，他曾到我村里演出，我有幸得以观看其演唱的现代戏《智取威虎山》，
　　
　　那演出可真叫绝！他独弹独唱，右腿肚拴一大串窄窄的竹板，演奏时颤着腿打着清脆悦耳的拍子，其唱腔昂扬奔放，荡气回肠。唱到热闹处，一人呼，众人应，嘈嘈杂杂一片，如果不是亲眼看到，谁能相信那是从一个人口中发出的。
　　
　　我离开故乡后，再也没听到过这些民间艺人的演唱。以其当时的年龄推算，苏可、刘天广两位老人当已谢世。“大叫驴”最年轻，现在也该是八十岁左右的老人了，不知他还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