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叔”最近很红，媒体记者来采访我，问我李培根校长的毕业演讲，是不是体现了大学精神，是不是体现了大学的去行政化，是不是体现了教育家办学风气的萌动。我的回答是，这是一次成功的演讲、一次与学生校园生活贴近的演讲，也是一次与大学毕业生离开母校的离愁别绪搭调的演讲，如果非要说演讲体现了什么，只能说体现了李校长懂得用真诚的话语与学生沟通，不高高在上，而与大学精神、大学去行政化、教育家办学，毫无关系。
　　
　　我不想按照演讲稿，逐一解读其中难以看到大学精神、大学去行政化和教育家办学，因为在毕业典礼这个场合，很多普通的话语，都会被现场气氛“升华”。就是被大家广为关注的“被就业”问题，也被校长“四量拨千斤”地化解——李校长说：你们不喜欢“被就业”、“被坚强”，那就挺直你们的脊梁，挺起你们的胸膛，自己去就业，坚强而勇敢地到社会中去闯荡——如果较真地问一下，华中科技大学的就业数据有没有水分，是不是存在“被就业”和“被要求就业”，可能就会发现，现实并不那么可爱。至于“根叔”在演讲者中说，“你是否还记得强磁场和光电国家实验室的建立？”“我记得你们中间的胡政在国际权威期刊上发表多篇高水平论文，创造了本科生参与研究的奇迹”，等等则不难看到，“根叔”所关注的办学业绩，与其他大学校长并无二致。
　　
　　而就是这篇并不涉及大学反思、人格教育、人生建议的演讲稿，却受到热捧，一方面，反映当下大学校长，太缺与学生的交流与沟通，学生们很难遇到像“根叔”这样的校长，没有套话和空话，而是说一些实话，就连“根叔”本人也说，不要太拔高、渲染这篇演讲；另一方面，这给我们的启示是，在当前的中国，社会和大学生对“好校长”的要求并不高，做一个好的大学校长，其实十分容易。
　　
　　本来，我们是应该对大学校长有很高的要求的。如果按照杰出大学校长的标准看，一名好校长，至少要满足三个条件，一是懂教育，二是懂管理，三是善于社会活动，既应该是教育家，又应该是教育管理专家和社会活动家。但是，由于在现实中，绝大多数校长，一不懂教育，二不懂教育管理，大多是“学官”身份，所以，大家对校长的期望值越来越低，甚至在基本的底线徘徊，比如，不要说假话，敢讲真话；不要说套话，要讲人话；不要老是奔波于迎来送往，而应该多花时间了解教师与学生；不指望校长屈尊副部级、正厅干部的身价服务教授、学生，但求不对教师、学生发号司令。
　　
　　在这样的期待中，一个校长，只要讲点真话、多和学生在线交流、不趾高气扬，就受到欢迎，感动学生和教师一大片。“根叔”就是这样的校长——据报道，2005年3月22日，李培根出任华中科技大学校长，同年5月16日，他就以校长身份与学生对话，此后，这种对话在华中科大成为—种常态，有大规模的，也有小范围的，有现场面对面，也有网上问答。从有据可查的新闻报道看，校长与学生的面对面交流有10次左右。
　　
　　“根叔”的走红，让我想到了美国芝加哥大学的校长哈金斯，1929年，时年30岁的哈金斯被芝加哥大学的校长遴选委员会遴选为校长，哈金斯在芝加哥大学的第一年就作了64次公开演讲。由于他的个人魅力和口才，这些演讲极大地提高了芝加哥大学的影响力、增进了师生的团结，同时诱发了大众媒体对芝加哥大学已经开始的改革计划的热切关注。不仅如此，哈金斯还着力推进改革，芝加哥大学取消了选课的专业要求，提倡文理兼修的通识教育，为新学生提供了广泛的基础课程。同时所有专业的本科学习都以人文学科为主导，并在第二年结束后提前为合格学生颁发学士学位。在哈金斯的支持和参与下，芝加哥大学校内开展一系列夜间课程和讨论会，组织教师和学生分享读“好书（greatbooks）”的心得。这些“好书”都是人文学科中的经典著作。（科学网）与之对比，我很想知道，“根叔”在当校长期间，推进了怎样的教育改革？
　　
　　“根叔”在演讲中说，“是否记得应立新老师为你们修改过的简历，但愿它能成为你们进入职场的最初记忆。”而哈金斯则不然，他痛斥一些大学生缺乏人文修养：“一个学生可以得到12封推荐信，而他自己却连一封像样的信也写不出来”。另外，前不久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批评大学不能成为服务站，这句话的来源正是哈金斯，哈金斯认为，上个世纪30年代的美国大学教育已“降格”为“职业教育”：目的是帮助学生讨生活。他谴责人们把大学看作“服务站”。还有一些话和一些事，可能我国校长在很长一段时间中学不会——1935年，百货大亨查尔斯·瓦尔格林起诉芝加哥大学向他的侄女“灌输共产主义思想”。在这场风波中，哈金斯坚持学术自由，坚定地支持本校教职人员，申辩公众通过分析和辩论自会看清共产主义的好坏，大学是思想林立的自由阵地，不容政治强力控制。他说，“教育是一种持续的对话，而对话本身就要求有不同的观点”，“一个缺乏对重要问题持续争议的文明就是通向极权主义和死亡的文明”。
　　
　　从哈金斯的身上，我们才能真正看到什么是大学精神，什么是大学去行政化，什么是教育家办校。那是需要与传统势力抗衡、破除既得利益、为维护学术自由而做出不懈努力的，也必须靠现代大学制度中的校长遴选制度、学术自治、教授治校加以保障。我所担心的是，在我们对国内大学校长的要求降低到底线之下后，校长们可以通过说一些真心话、贴心话，就成为“好校长”，这会误解什么是真正的大学精神，什么是真正的教育家，我们的大学办学水平，极有可能很长时间也在底线水平之下。更令人忧虑的是，还有很多大学校长，就连这么容易就可以做“好校长”，也不愿意做，不屑于花时间与学生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