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中国为抵挡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而宣布一个接近六千亿美元的救市方案时，全国的城市规划者高高兴兴的地掀起了各种基建工程的狂潮，部分工程是否真有实际需要颇值得商榷。
西南部省份四川省的首府成都对刺激经济的响应做法是宣布了一个大胆的计划：以伦敦滑铁卢火车站为蓝本，兴建铁路枢纽。
然而伦敦的滑铁卢还不够大胆。
火车站承建商成都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其中一位董事陈军（音）说：“当我终于去到滑铁卢参观时，我很惊讶的发现，滑铁卢火车站这么小。我想，为了满足成都市的需求，我们大概得兴建一个大几倍的火车站。”
就像中国许多基建项目那样，成都把它的铁路枢纽扩大了两倍多，从一家国有银行借了三十亿元（4.73亿美元）来融资。然后定下一个紧逼的建筑时间表，两年后便完成了工程。
但结果非但没有获得预期中刺激经济的赞誉，成都交通投资集团以及中国一万家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因为建筑狂潮显生的不良影响而成了责问的焦点。
中国的地方政府的坏账堆积如山，其中有部分用来修建没有用途的桥梁以及其他大而无当的工程。在全球经济疲敝的当下，这些工程对经济增长构成威胁。而连带中国的其他制度性危机，诸如楼市锐跌和不良贷款急升等，使得情况更糟。
截至2010年底，地方政府累积了十万七千亿元的债务，政府估计其中二万五千亿至三万亿元会变成坏账，渣打的预测则是多达八至九万亿元，相当于一万二千至一万四千亿美元的欠款最终将不会被偿还。
也就是说，潜在的债务违约规模可能比美国在2008年危机中推出的七千亿美元救市方案更大。
路透社在年中的时候报导过，政府在制定援救地方政府的计划，包括首次容许他们在2010年发行地方政府债券，从中获得资金，以替代越来越难获批的银行贷款。
违约的危机正在加剧。举个例子，根据在《辽宁日报》网站上发表的审计报告，在2010年，东北辽宁省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有接近85%的未能按期还款。
可是，在参观、采访中国各地的市级融资平台的时候，我们发现，官员看起来并不担心。他们说他们只是依照北京的指示“保增长”，而中央政府必然会出手救助他们。
他们的自满也许不无道理。北京拥有超过三万亿外汇储备，当然有资本拯救地方政府，而且过往就曾经这样做。1990年代晚期，北京成立了一些资产管理公司帮助中国的主要银行清除堆积如山的坏账。
但是，在全球经济萧条的情况下，中国也不能独善其身。它需要国内经济的方方面面都运作良好，以避免出现严重的衰退。在2008年，基建热潮使经济免于出口崩溃的影响。现在北京的弹药少了一些。通胀的水平高得令人不安，向经济体注入更多的钱只会使事情变得更糟。
巴克莱资本（BarclaysCapital）曾经预测，全球经济衰退将在中国引发“硬着陆”，导致国内生产总值下跌至远低于8%，这是人们视为能够保证创造就业机会、以及跟上都市化移民步伐的最低标准。
严重的经济衰退会让地方政府重要的融资来源–卖地收益大幅削减，并使得它们的债务负担更加岌岌可危。
楼市泡沫化
在成都，陈军在他办公室里的沙发上倚坐着，满脸微笑、从容不迫的承认，成都在承担修建该市的滑铁卢火车站的开支上有困难。
他说：“我们至今还没能在账目上体现出在成都铁路的投资中可能出现的问题。接下来，当许多债项到期的时候，我们在偿还方面可能会有困难。”
2010年底，成都交通投资集团负债189亿元，它的资产值为117亿元。
然而陈军一点都不担心，他认为他能解决问题，用的是一个中国各地都采用的办法：房地产。身为该市另外六家公司的主席，他打算在滑铁卢等的火车站周边兴建大型住宅和商业项目，资金当然都是借来的。
这个构想的问题在于，北京已采取日益紧急的措施制止投机性房地产热潮，并下令国有银行减少借贷。去年，国内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70%，远较发达经济体的比例为高。这些投资当中有许多都投入到楼市和基建发展。
根据麦肯锡全球研究院（McKinseyGlobalInstitute）的报告，在2008年底展开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导致地方政府债务大幅增加之前，中国的债务总额为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59％。
地方政府长久以来就不得不开拓其他收入来源，以补充他们在国家税收当中可以得到的微薄份额。北京控制着大部分税收收入，以免当地官员挥霍金钱，这也是在贫穷和富裕省份之间进行财富再分配的一种方式。
于是，地方政府通过售卖楼宇、征收物业税、或者借钱来筹集资金。可是，他们不能以政府实体的身份直接向银行借钱，于是融资平台就大行其道了。
地方政府官员热衷于保持楼价高企，因为这是他们主要的收入来源。总部设在上海的中国房地产信息公司估计，去年地方政府的收入有40%来自售卖土地。地方政府也时常用土地来作为融资平台的担保。
结果在全中国，出现了以大量银行贷款作为资金的建筑热潮，而地方政府则热切期望用作银行贷款担保的土地价格保持高企，尽管北京试图将之压低。
经济学家阿瑟克罗伯（ArthurKroeber）说，“根本的问题是，地方政府有很多基建、社会服务的开支任务，可是却没有足够的经常性收入来支付这些开支。”
桥梁融资
武汉，中部湖北省的首府，名列中国“四大火炉”城市之一，在夏天时气温可以高达摄氏40度。其在长江和汉江的交集的战略位置，使得该市成为一个重要的交通枢纽，并在过去三年紧锣密鼓地建设桥梁，铁路和高速公路。
截至2010年九月为止，武汉市城市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就是专为这些基建提供资金而成立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拿出了685亿元的银行贷款，一个远远超出其1.48亿人民币的运作现金流的数字。
也许因为如此，武汉市的官员找到了一个创新、但不受欢迎的办法为他们在已有七座大桥的世界第三大河——长江之上修建的另外三座新大桥埋单。
除了一般的过桥费收入，武汉还要求有车的居民每个月至少有十八天要使用那些新桥，来回收费十六元人民币。
拥有九百八十万人口的武汉市从大型国有银行融资，目前正在扩充其地铁系统，到2017年会增加21.5万公里的轨道。一如其他城市，武汉依靠卖地收入来争取贷款。该市的土地管理局说，尽管房屋建设计划已经如雨后春笋，目前用作兴建高端住宅物业的土地价格是每平方米11,635元，和2004年时的价钱相比，升幅还是超过了一倍。
鉴于这个原因，投资银行瑞士信贷（CreditSuisse）把武汉称为中国“十大需要回避（投资）的城市”之一，瑞银在今年的一份报告中警告说，且不说数以万计正在兴建的住宅单位，武汉市要卖出所有现存的住宅单位也需要八年时间。
武汉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是市内规模最大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有16,000名雇员，拥有1,200亿元的资产。
尽管陷于债务危机，该平台的传媒办公室副总裁沈志忠（音）说他的公司不应该因为赤字滥而受到指责。
沈说：“我们做的都是政府决定的事。没有一个项目是我们自己的。”他又补充说，询问他的公司武汉市怎样清还债务是“不科学的”。“我们就像运动员，而不是教练或者裁判。你怎能向运动员问一些只有教练或者裁判才知道答案的问题？”
在兴建了那些早几年中国说有迫切需要的道路、铁道和大桥之后，融资平台对成为金融体系中债台高筑的替罪羊感到忿忿不平。
不用担心
成都和武汉的官员坚持他们的账目良好，问题出在其他地方。
曾明友（音），成都的经济规划部门的负责人，说虽然债务是越积越多，但成都市是在控制开支和管理风险。
他说：“重要的是，我们准备了控制风险的措施。和其它城市相比，成都有很好的控制措施。”
曾说，大约三年前，成都市政府在发现了一些在没有交通流量的地方兴建跨越农地的高速公路之后，就开始遏制市内的融资平台。
他还说，成都市已经停止用土地作为基建贷款的抵押。“我们不可能把所有的土地都拿来作贷款抵押。所有土地都会有用光的一天。所以我们现在的焦点放到了可持续发展。”
而在武汉，中国银行监管机构武汉分部的新闻媒体办公室副主任谢作槐（音）同样表示，说到债务管理，武汉市堪作典范。
在点起香烟然后又在满溢的烟灰缸里把它弄熄的当儿，他说：“在落实北京规范地方政府债务的指令方面，武汉是个模范城市。”他又补充说：“我有信心中央政府能管理好危机。”这一说法呼应了许多人的想法：地方政府有需要的话，北京是会出手相救的。
任何大到足以动摇各大银行或打击政府财政的违约风波不仅会影响中国的经济，也会波及全球经济增长和金融市场。
依据银行账目的稳健程度，这种风险现在看来不大。银行体系的坏账覆盖率从2008年年底的80%以及2009年年底的155%增加至2010年年底的218%。
尽管财库是较以前稳固了，北京、武汉、成都的银行总裁却都说，除非地方政府能够提供利润保证或者涉及金额过高、放弃的代价太大，他们已经完全停止向有关方面批出贷款。
一位自称因为没有得到授权评论事态而不愿意具名的一家北京中等银行的高级行政人员说：“目前，多数银行都终止向地方政府的融资公司提供贷款。”
城市和融资平台本身都说，获得信贷的难度加大了。
成都交通投资集团的陈军说：“现在银行要看到的是一个清晰的收入来源，为大型项目如高速公路和铁道申请贷款越来越难获得批核了。”
因为这个缘故，成都交通投资集团成了市内最大的加油站营运商之一。陈军说，至今为止，他在向银行取得贷款以开办新油站的尝试没有遇到任何问题。
影子银行
因为地方官员需要保持辖下地区的经济活动的活跃，这些项目才能够增加就业和推动增长，这也是他们获得共产党肯定政绩的主要途径。当贷款的水龙头被关上以遏抑泡沫化的楼价时，地方官员便得面对住宅项目被叫停的局面。
于是，“影子银行家”应运而生。这些“影子银行家”是地下放贷人以及信托公司，他们向不符合资格从其他途径借得贷款的个人或公司提供信贷。然后，他们把贷款细分，转为投资组合，就像过去十年中大部分时间美国银行处理次按贷款的做法。
瑞信估计中国非正式借贷的金额多达四万亿元人民币，相当于正式银行借贷的8%。这些每年增幅为50%的贷款，利息最高可达70%。
到现在为止，影子银行家今年向地产发展商借出了2080亿人民币，和正式银行的2110亿元人民币借贷金额不相上下。分析员说，风险在于，这些贷款期限短，利率高的特性让财务稳健的发展商也不能免于流动资金危机。
正规银行已经把部份高风险的贷款从资产负债表转移给了影子银行产业。其结果是，就正如惠誉国际评级（FitchRatings）警告的那样，借贷规模的缩减幅度既没有像官方数据显示的那样大，也不如北京期望的那样多。
分析员还说，正规银行为了使账目看起来好一些，也会把借贷重组和重新分类。例如，银行会把地方政府的借贷归类为企业借贷，这一类别的借贷需要预留的拨备较少，从而令他们的季度盈利增加。根据中国媒体的报告，银行计划把2万8千亿人民币的借贷重新归类。
在位于美国芝加哥的西北大学任教，并曾就中国金融体系发表专著的史宗瀚（VictorShih）说：“银行不得不承认，一些不良贷款确实存在。可是，监管机构既然允许他们重组这些贷款，他们也就不想承认了。”
“有别于政府在1990年代逼使银行承认巨额不良贷款的做法，这一次的对策就是不承认不良贷款的存在。”
这一种安排看来适合所有人。北京想要避免金融体系不稳，在西方金融界出现危机时，这种想法尤其明显；而官员则想在明年秋天至为关键的共产党党大会举行之前保持强劲的经济增长；人们相信，届时党的总书记兼国家主席胡锦涛会把国家的最高权力移交到年青一代的领导手上，这些未来领导以获策立为下一任最高领导人的习近平马首是瞻。
至于本届中共领导会不会把迫在眉睫的金融危机也一并移交给习近平则尚待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