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薄弱的资金链条，成为中国经济的阿喀琉斯之踵。

    温州贫困县泰顺县因为高利贷崩盘的立人集团而暴得大名。立人集团是当地最大的企业，据审计部门等多方面的知情人士透露，该集团债务危机苗头在2009年出现，当时欠款达10亿多元，通过月息3分左右的高利贷勉强维持，最终因资金链断裂而“崩盘”。据保守估计，立人集团债务总额逾45亿元，少数为外地银行贷款，绝大部分为民间借贷，债务涉及人数逾7000人。

    立人集团曾是泰顺县的经济名片，现在整垮了泰顺经济。2011年泰顺县财政总收入不到6亿元，泰顺借贷数额达到了泰顺县财政总收入的8倍以上。2010年当地家庭人均总收入仅为17312元，但是人均借贷收入却达到了4298元，占到人均总收入的近四分之一。现在，当地人谈借贷色变，十几年建立的民间信用链条被彻底摧毁。可以想像，未来当地中小企业的生存将更加艰难。

    虽然立人集团的借贷者应该受到相信的惩罚，但笔者站在同情泰顺集团的立场上，这并不是一家蓄意欺诈的公司，而是不得不然，是被逼无奈。

    泰顺总裁董顺生创业伊始，就开始了民间借贷之旅。有民间借贷之水，泰顺集团这条鱼才能活。从1998年创办育才高中开始，董顺生的民间借贷达13年之久。他办好了高中，又办了中学、小学、幼儿园，学校信誉建立但就是不赢利。中国实体企业在融资与赢利方面的困顿尽显无遗。

    董顺生的多元化是资金压力下的被迫之举，在十年的时间里，只有房地产与矿产等资源才是暴利行业，于是董顺生四处开拓房产、矿业以填补教育之亏。民间借贷债务逐步滚至45亿元，集资地域日益广泛，分布在温州地区泰顺、瑞安、文成、平阳及周边福建省寿宁等5个县、市，“扩张”到上海、内蒙古鄂尔多斯、江苏盱眙县等36个项目的所在地。集资对象涉及普通百姓、机关干部、学校教师、司法人员、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等，“凡是泰顺人差不多都染指借贷”。据有关审计方面匡算，立人集团10多年来仅支付的利息累计高达30亿至35亿元。

    市场人士曾对董顺生进行严厉指责，认为过于激进而无风险控制意识，银行不向一家没有好的盈利能力的公司发放贷款没有过错。早年连续办教育不能形成盈利，涉足资金密集型的房地产和矿产如同赌徒的孤注一掷。这样的指责没有全错，但过于严苛。如果90%以上的小企业无法得到贷款，一定是金融体制与金融服务出了大问题。反过来说，如果当地的监管是有效的，董顺生确实是个赌徒，为什么又十几年无人监管，任其坐大？中小金融机构与中小企业的共同成长、风险互控又体现在哪里？在董顺生显示出企业家能力时，遍布城乡的银行到哪里去了？当这家企业日渐壮大时，金融机构的服务又在哪里？

    很不幸，董顺生涉足的产业深受调控政策影响，紧缩政策与经济下行周期的双重打击，使董顺生赖为救命稻草的房地产与矿产成为大出血孔，立人集团2010年后向内部职工融资就是用于外地的房地产项目与矿产项目。

    对于董顺生而言，继续开发产业使董顺生的借贷变成了“吸氧依赖”：如果拔除民间借贷输氧管，立人集团没有活路；如果继续借贷，依然没有活路，没有一种正规产业能支撑如此之高的利率。经济下行周期的多元化策略，加速了其崩盘过程；如果不进行多元化，他同样无法支撑。借与不借，两难；多元化与单一化，都无前景。这就是董顺生的真实前景。

    我们一度相信经济神迹，认为类似泰顺这样的落后地区可以实现跨越式发展。神迹总归会消失，泰顺的民间借贷与房地产价格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而立人集团的垮台显示，实体经济的发展绝不是货币神迹所能支撑的。当地的金融环境，当地的技术工人的数量，当地政府对市场化的理解，当地的文化环境，都在捆绑着实体经济，迫其回到中低端制造的路上。

    曾经放过去高利贷的泰顺人回到现实，他们靠教书、做工、蹬三轮车为生。如果有十几年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原本可以让泰顺人过上小康有尊严的生活，而神迹与人性贪婪延误了市场经济的制度改革，使他们只能在贫困、愤怒与懊恼中，度过没有保障的日了。

    不要相信“金砖国家”的高帽子，应该再次重建健康的市场发展模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