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当前，对于养老问题有着许多观点与解释，如何正确地理解老龄化社会的现状与问题，本报就此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唐钧研究员。
　　
　　唐钧研究员自1986年就开始从事社会政策、社会保障、贫困与社会救助等方面研究，现任中国社会学会社会政策专业委员会秘书长。
　　
　　他说：“人口老龄化是社会发展的一个客观规律，本身无所谓‘好’或‘坏’。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对老龄化的到来只要不掉以轻心，认真做好准备，利用人口结构的变化，适时调整经济体制和产业结构，同时把调节社会分配作为重中之重来抓。如果能够做到这几点，顺利度过老龄化的高峰并使社会经济发展顺势再上一个台阶，是完全有把握的。”
　　
　　养老问题要满足三方面需求
　　
　　有人给出了“老龄化”、“高龄化”、“空巢化”三个概念，并认为“这给应对人口老龄化增加了难度”。
　　
　　唐钧说，在这三个概念中，“高龄化”主要是人口自然变动的结果，而“空巢化”则主要是人口机械变动（人口流动）的结果。将三者简单地并列在一起，可能对厘清问题不利。
　　
　　平心而论，老龄化本身并不是社会问题。在一个国家的政府和社会都没有对老龄化高峰的到来作好准备，没有形成周密的、有效的社会政策时，老龄化就会使这个国家因劳动力缺乏和被赡养人口激增而导致种种社会问题。因此，我们一定要在即将到来的“十二五”期间，认真负责地出台应对老龄化高峰到来的社会政策。
　　
　　按学界的共识，老年人的需要主要有三个方面：资金保障、服务照料和亲情慰藉（天伦之乐）。
　　
　　在资金保障方面，自从2007年十七大提出最低生活保障、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要“覆盖全民”以来，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其一，城乡社会救助制度已经铺设完毕，2009年，城市低保保障了2348万城镇贫困人口，农村低保保障了4759万农村贫困人口。
　　
　　其二，养老保障方面，2009年，城市职工参保的已有2.36亿人，农村有8691万人参加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新农保已开展试点，将在2020年达到全覆盖的目标。
　　
　　其三，在医疗保障方面，城镇保了4.01亿人，农村的新农合保了8.33亿人。
　　
　　在制度框架搭设完毕之后，就要逐步完善保障制度，提高保障水平，这样才能真正使中国的老年人享受到基本生活保障。
　　
　　在服务照料方面，50年代出生的中国人现在即将进入老年阶段。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严格执行了“独生子女”政策，晚年时的唯一选择就得靠老年福利机构提供服务。
　　
　　截至2009年底，全国各类老年福利机构38060个，床位266万张，收养各类人员211万人。按照国际上5%的老年人要利用机构养老的经验，中国至少需要800多万张床位，现在缺口达540万张，是现有床位数的200%。更为严峻的问题在农村：老龄化的最大危害是缺乏劳力，城市一旦缺乏劳力，农村的青壮年就会来补充。那么，农村的老年人谁来照顾？对于这个问题，政府和社会都缺乏准备。
　　
　　在亲情慰藉方面，在人口流动规模大、范围广的前提下，这一特殊的情感需求是很难得到满足的。所以，我们在制定政策的时候，一定不能只考虑经济理性，而把人性关怀置诸脑后。要倡导中国社会的传统美德——孝文化，当然，在资金保障和服务照料方面可不再单纯强调家庭的责任，但在满足老人的亲情慰藉方面则必须强调子女的作用，因为这种建立在血缘关系上的情感需要是无可替代的。
　　
　　要从国有资产中拿出钱来搞好社保
　　
　　养老保险制度源于上个世纪中叶。那时在发达国家一个最基本的政策就是充分就业。六十年代，发达国家的失业率是1.9%，是一个非常低的失业率，几乎每个人都有工作，而且都是正式工作，像自雇的这种现象应该说是很少的。
　　
　　到九十年代直至今天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第一个就是失业的人口增多，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失业率是8.8%，欧元区是10%。第二个就是非正规就业比较普遍，在日本是15%～20%，欧盟有40%的人没有稳定工作，美国有25%～30%的非正规就业，印度是90%。所以，社会发展的一个趋向是临时工化。
　　
　　失业人口多、社会不稳定，这些都是对社会保险不利的，工作岗位不稳定，对收取保险金有很大的冲击。新农保的好处不仅是解决了农民的参保问题，推而广之，实际上是对所有的非正规就业的人都适用。
　　
　　所以，现在研究社会保障的人士也不断的呼吁，中国应该建立一个基本的保险，然后以账户的形式补充保险。
　　
　　中国是一个13亿人的大国。在中国人口老龄化达到最高峰时，中国的人口可能会有15亿，届时中国的劳动力人口还有7亿多。如此庞大的劳动力人口，足以支撑多大的经济规模？
　　
　　常有人拿“赡养比”说事，几个人养一个老人，这是误导。以家庭为例，家中的台柱子有没有能力挣钱才是决定其贫富的决定因素。所以，中国当前的迫切问题是要提高劳动力素质和提高劳动生产率。
　　
　　另外，中国老龄化的成因之一是“少子化”，“老龄化”高峰时，儿童的比重正当低谷，总的赡养比仍然是一半对一半，没有多大变化。
　　
　　唐钧指出，养老保险看似问题很复杂，其实很简单，就是国家欠了“老人”和“中人”的债。这两代人年轻力壮时赶上计划经济，创造的财富除了少许生活费以外都被“必要扣除”了，得到的承诺是“生老病死有依靠”。可“必要扣除”又被国家拿去搞建设，最终形成了国有资产。现在他们步入老年，不管怎么样，国家自然应该负责他们的养老。资金不够，就应该在国有资产上打主意。
　　
　　“十二五”要有一个战略性规划
　　
　　唐钧说，“十二”五期间要有一个战略性的规划，这不仅仅是一个养老的问题，还包括劳动力、社会的抚养比以及涉及到中国怎么去发展的问题。
　　
　　中国有8000多万个独生子女家庭，即使不是独生子女也会由于人口流动出现空巢化的现象。中国的老人和国外的老人不一样，国外的老人基本上是一个富裕的阶层，中国的许多老年人不富裕，是弱势群体。
　　
　　从公平分配的角度来说，国家应该把老人住养老院纳入基本公共服务中去。中国的实际情况是：一般生活能够自理的老人不愿意去养老院，这部分人可以在社区服务支持下居家养老。有5%的老人将来的生活目标就是机构养老，还有5%的老人可能追求个性化的生活，可以有一些标准很高的市场化的养老机构为他们提供服务。
　　
　　怎样帮助中国的老人团体实现他们的有效需求，是一个最重要的事情。首先，对于老人来讲，社区服务非常重要。那些居家养老的老人需要社区提供专业服务，而且社区服务也要向人性化改进。
　　
　　第二，要有专业养老院，对老人提供专业服务，让专业的老人院与社区相结合，让社区也走向专业化。养老服务一定要从机构做起，去发展社区服务，然后逐渐去推广，将专业化的老人服务与家庭服务结合起来。目前，专业的社会工作者太少了，还没有机构全心全意地去做这些事情。
　　
　　唐钧说：“要理性对待人口老龄化，就是要一分为二，既不要将老龄化‘妖魔化’，也不能对老龄化掉以轻心——关键在于政府。一个对中国人口问题和老龄化问题的战略研究势在必行，还不能仅仅局限于‘十二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