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病”、“现代病”挟裹着人们为生计奔忙，无处可逃。一边是遭化工厂严重污染的土地，也被开发成经济适用房，竟然还是“康居示范小区”；另一边，大都市里的“80后”男青年造“蛋”蜗居，在几平米的DIY简易房里对抗生活的艰难。当然，也有人在中国大把赚钱，然后潇洒地拉起行李箱，到海外去享受蓝天白云。
　　
　　近日，《经济观察报》一组报道描绘了这样一幅“中国精英移民地图”。
　　
　　改革开放以来，已经涌现了三次移民潮。与上世纪70年代末底层劳工为主以及上世纪90年代末留学生为主的两拨移民潮不同，第三次移民浪潮的主力军是新富阶层和知识精英，并且在新世纪的头10年中呈愈演愈烈之势。仅加拿大一国，过去10年有40万华人前往落户。报道称，这批移民的整体情况大概是家庭资产在人民币500万元以上、上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出生，难以达到技术移民所要求的教育资历、英语水平及专业经验，但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通常有自己的企业或者担任公司管理人员。另外，最近几年有年轻化趋势，“富二代”、“官二代”逐渐增多。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新富选择去异国他乡？因为国外地广人稀更宜居？或者看病养老福利好？再或者名牌大学多教育更自由发达？这些因素应该都有，但除此之外，恐怕还有一个关键因素，那就是为自己的财富寻找一个安全系数最高的柜子。
　　
　　携富移民者有一小部分是“裸官”的家属们。起初“裸官”还是个新鲜词，如今有的地方成批次转移竟也不在少数。即使最笨的贪官也总想给自己留条退路，能趁早把老婆孩子赶紧搬到国外去，自己留守就会少了不少羁绊，哪天看形势不对一张机票就溜了，也有精明能干的把国外的那个“家”运作成洗钱枢纽，见不得人的钞票经这么中转一下就可以大大方方地示人了。虽然在移民群里，这样的灰色黑色人群占不了太大比例，不过已经曝光出来的却很吓人，蓝甫、许国俊、罗庆昌等等，有副市长、银行行长，也有国企老总，贪污转移财富动辄千万。携富移民群体里还有一小撮是黑心商人，利用违法勾当捞了一笔，溜之大吉。
　　
　　当然，并非所有往外挪的钱都来路不明，更多的人并不愿意去碰法律的高压线。以投资移民费用的门槛至少也是几百万元、千万元级来推断，多数携富海外移民者是在中国日益崛起的新财富阶层。近年来，大概国外也知道中国富人增多了而且海外移民的需求很旺盛，一方面扫清对国外富人移民的限制，另一方面成倍提高对申请人投资额和资产总数的要求。就在本月初，加拿大将执行移民新政，申请人的净资产从过去的80万加元提高到160万加元（约1054万人民币）。想一想，成千上万的人每人带着上千万的资产，这是一条怎样的财富河流，只可惜是往外流的。
　　
　　有趣的是，做移民咨询的业内人士透露，这几年想要移民海外的富人们主要的财富来源是两个，前一拨是炒股票的，最近的一拨是炒房子的。当下，一夜暴富的神话已经不再是传说，越来越多的年长者和年轻人似乎都觉得踏实致富的时代已经过去，不炒不富，大炒大富，小炒小富，可以炒股票、炒房子、炒棉花、炒大蒜，投机才是致富的康庄大道。甭管是什么行业出身的老板，纷纷抛弃实业争相买地盖楼。投机的恶果是给亟待转型的中国经济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泡沫在膨胀却无法测量。同时，震荡的市场背后，一些非法的权钱交易在制造着极大的社会不公平，给市场埋下更深层次的动荡隐患。
　　
　　一个精明的商人总想把财富放到一个更安全的保险柜里去。如果是恰巧赶在之前的一拨投机中赚了个盆满钵满，恐怕也会歇脚观望一阵。国内某些方面社会、经济形势不明朗，加上一些人的心态不平衡，导致大家有很多担心，一些人以为去国外投资项目、置业、养老会更安全，综合效益助推了新富海外移民潮。
　　
　　从这个角度讲，新富海外移民潮是中国市场“内忧外患”的一个表现。内在的法制不完善，不能够提供足够公开、公平的市场环境，投机风的兴盛又带来新的不稳定性，加剧了人们的担忧。同时，海外市场在综合因素吸引力上与中国市场展开竞争，越来越多的发达国家从全球金融危机中吸取教训，非常欢迎中国的生产型企业去本地投资，这点从各国纷纷扫除投资性中国移民的障碍可见一斑。那么，中国应对之策是什么？无论是应对“内忧”还是“外患”都可以统一起来，就是建立更加法治化的市场环境，提供更加稳定的市场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