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各地城镇职工的社保缴费虽然没有统一的标准，但企业和职工各负担多少有一个大致的比例。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失业保险加上住房公积金，大约占了个人工资收入的40%。也就是说，劳动者报酬中相当一部分都缴到社保那儿去了，除了住房公积金买房的时候可以花，其他部分都变成了无法支配的收入。
　　
　　对于国民社保缴费负担重，清华大学教授白重恩早在今年两会期间，就向社会公开了研究成果：中国的社会保险缴费在181个国家中排名第一，为“金砖四国”其他三国平均水平的2倍，是北欧五国的3倍，是G7国家的2.8倍，是东亚邻国和邻近地区(中国香港和台湾)的4.6倍。中国五项社会保险法定缴费之和相当于工资水平的40%，有的地区甚至达到50%，这一比例超过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
　　
　　社保缴费勇夺“世界冠军”，一方面印证了我国民生投入的严重不足。尽管近十多年来，国家财政收入与GDP“比翼双飞”，前者比后者增长更迅猛，按照上半年的数据推算，全年财政收入超过8万亿元，似乎已成为板上钉钉的事，但是不可思议的是，一边是国库丰饶，GDP高速前进，一边却是企业职工的社保缴费比例不降反升。职工缴费比例由工资总额的3%逐步增加到8%，企业则普遍增加至工资总额的20%以上。这种现象，凸现了政府在民生投入上，欠账越来越严重。
　　
　　更为重要的是，社保缴费过高，不仅不利于刺激消费，提振内需，甚至会影响到企业竞争力。虽然近年来，国家为刺激内需，不断出台公共政策，先是家电下乡，后来发展到汽车、摩托车下乡，以后又是小排量乘用车购置税减半，然后又实行了家电、摩托车、汽车以旧换新，但是，内需型消费市场始终没有培育起来，其中最大的原因是，普通企业员工的手中无钱，试想，一个企业员工40%的工资都变成了社保费，那会有闲钱消费呢？进一步分析，社保费缴费居高不下，不但会增加企业用工成本，影响到企业的竞争力，以及生产技术水平的更新与产业转型。
　　
　　看来，企业职工社保缴费的减负工作，是必须直面面对的社会问题。我觉得，要想解决这个顽疾，有必要规定封顶红线和减负指标。所谓封顶红线，国家规定上限比例，不妨硬性规定40%社保缴费比例，作为上限红线，任何企业不得以任何理由突破。
　　
　　然后，制定减负指标。至于如何制定减负指标，要结合国情，以基本处于同一发展水平的巴西、印度和俄罗斯“金砖三国”为参照，把我国社会缴费占工资比例定为20%，每年确定个减负比例，利用5年时间，让全国所有企业达到这个既定目标。
　　
　　当然，给社保缴费减负后，一方面政府要利用雄厚的公共财政，来弥补这部分资金缺口。与此同时，政府可增加国有企业分红的方式来补充。国有企业向政府分红是国际上一种普通做法。数据显示，今年1-6月，国有企业累计实现利润9275.9亿元，同比增长57.1%。很明显，随着我国国有企业整体经营状况进一步改善，国有企业的利润总额规模大、增速快，已经具备了向政府分红的能力。这样做，既可以有效解决社保资金的缺口，又可以控制企业投资规模，有利于资本收益与劳动收入的合理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