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六年  五月二十五日

 

    北京大学的聂元梓等人贴出一张题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的大字报。
六月一日：晚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播发了这张大字报的全文。这些举动，在当时被认为是，点燃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

 

    当时，对聂元梓等人这张大字报的评价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巴黎公社的宣言，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北京公社宣言，“写得何等好啊”！一九六四年，北京大学进驻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工作队。认为以陆平为首的校领导在教育路线上犯了错误。

 

    他们发动群众揭开了北京大学的盖子。我在工作队人员跟前表现的很好，是工作队依靠的左派。那时候以家庭成份划分，成分高的人不能参加红卫兵，更不能当干部。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上海发表了姚文元写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接着是批三家村。

 

    以“5.16”通知为总纲，我们要好好学习认真领会。可以写大字报。大字报首先写出了北京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可是我们北大按兵不动，死气沉沉。广大师生员工强烈要求，一定要写革命的大字报。这是毛主席和党中央制定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路线。要革命要造反。革命要革自己的命，造反要造别人的反。这才是毛主席的好红卫兵，好革命接班人。

 

    六月四日

 

    北京大学的师生员工轰轰烈烈的贴出了革命的大字报。新的市委工作组进驻了北大。工作组长张承先，原本是河北省委主管文教的书记。

 

    六月十一日

 

    北大校园里，刮起了一股乱揪乱斗旋风，四十名校系干部和教授、学者被带上斗鬼台，揪上来，轰下去，挂牌子，抹黑脸，戴高帽。张承先坐着小轿车来到现场，严厉地批评了这些行为。

 

    七月是中央首长来北大最多的。

 

    一天傍晚，又有一辆轿车驶进北大，从车里钻出来的人，有陈伯达、康生、江青、王力等。他们通知师生到东操场召开关于工作队的辩论大会。当时工作队人员并没有接到开会的通知，江青等人的突然到来，打的工作队措手不及。

 

    这个时候还蒙在鼓里的工作组的张承先什么也不知道，江青等人又到工作组去讲话。他们也不知道江青等人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

 

    江青今晚格外的活跃。她一把拉过一个戴眼镜的的矮胖子，大声说，大家看一看，这就是咱们的老夫子陈伯达同志。江青还说，是革命的就往前站，不革命的就滚出去。后来这句话发展成为，要革命的往前站，不革命的滚他妈的蛋。

 

    江青与康生历来配合的默契。这两人一唱一和。当时，一个红卫兵冲上主席台，抡起皮带，照着工作组长张承先就劈头盖脸地抽打起来，这位五十多岁的老干部，在万人面前遭到这样的毒打，康生、江青也不言语。
抽打后，江青笑呵呵握住那个抡皮带的女红卫兵的手，这个女红卫兵叫刘国民（化名）。这个女红卫兵得到江青鼓动，后来造反的很好。

 

    聂元梓说，我是第一次见到江青。在一次大会上，江青还突如其来地点了毛主席的儿媳张少华的名字。张少华当时是北京大学中文系三年级的学生，在学校里担任文艺宣传组织工作。他的母亲张文清，就是美国作家史沫特来的１９３３年出版的《共产党员姗飞》，一文的主人公。

 

    八月五日

 

    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大字报写道：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当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何其毒也！联想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八月十八日

 

    上午，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在毛主席接见百万红卫兵的群众时，聂元梓应邀登上天安门城楼，受到毛主席的接见并握手。她穿着绿军装，胸前佩带毛主席的像章。此后，聂元梓一帆风顺的当上北京大学革命委员会主任。同时，担任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核心组组长等职务。

 

    赶走工作组后，六月十八日事件那样的白色恐怖，又重新出现。陆平、彭佩云以及校系两级干部，教授、讲师都被打成黑帮，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除了批斗，游街，强迫劳动外，还烟头烙，铁棍打、钢丝鞭抽打。不堪忍受而自杀身亡的竟有二十一人。

 

    十月

 

    一天下午，北大传来林彪要来校的消息，师生和外来串联参观的学生一起拥上了二楼，给二楼挤得水泄不通。那个被认为是林彪的军人正好站到二楼门口，双手举着一红牌，牌上写着，我不是林副主席！那军人远看的确像林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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