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地地道道的香港人，应该是那些原来的水上人家还有新界的原居民。每一次中国的局势动荡，就会有大批的移民进入香港。

    1974年之前，进入香港是不受限制的，对于内地人来说，唯一要考虑的，是如何躲过中国边防的阻截甚至子弹，能够游到深圳河的那一边，因为在六十年代，偷渡等同于叛逃，如果被抓到，后果严重，而不听劝阻的那些，则会付出生命的代价。

    推介一本书，陈秉安写的[大逃港]，撇开那些过于文学性的细节描写，作者花了很多精力进行资料搜集，再现了当年的这段历史。根据中国官方纪录的数字，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有接近一百万的内地居民，从深圳越境到香港。在这段时间里面，中国内地经历了大饥荒，反右，文革，以及改革开放。

    香港的居住人口，经历了四次内地移民潮，抗战时期，58万人从内地移民香港，当时的香港人口只有九十九万，这批人带来了资金以及中原文化。1945年到49年，移民香港的主要是富裕阶层，还有等待时机反攻大陆的国民党部队。大约130万人移民香港，带来了资金，技术和劳工，香港的纺织，印刷，航运等行业开始兴起，也因为这样，为之后内地偷渡来香港的人提供了就业机会，反过来，这些偷渡客也为香港提供了足够的廉价劳动力。

    1974年11月，香港政府实行抵垒政策，也就是偷渡者只要成功进入市区，联系到香港的亲人，就可以合法居留，如果在边境被抓，就会被遣返。这样的安排，也是处于人道考虑，毕竟这些人如果被遣送会内地，会面临严厉的后果。同时政府也认为，如果不让偷渡者合法融入社会，反而会成为黑市劳工，从事非法活动。

    抵垒政策在1980年10月取消，取而代之的是即捕即解政策，这是因为内地实行改革开放之后，政治环境宽松，偷渡已经没有严重罪名，于是产生了更多的偷渡客。在抵垒政策取消之后，香港政府和内地政府确定了单程证制度，由内地公安部门审批签发，目前是每天150个名额，主要给那些家庭分隔两地的申请人。申请人取得单程证之后，要放弃内地的户口以及中国护照，但是在香港居住不够七年，还没有成为香港永久居民前，他们也无法申请特区护照，只能够拿着一本香港政府发出的”身份证明文件“。

    由于通过单程证名额进入香港的，主要都是孩子，老人以及教育程度比较低的女性，加上由内地部门决定谁可以移民香港，为了改善人口结构，香港政府在2001年推出输入内地专才计划，并且在06年推出了每年一千个名额，针对全球的优才计划。而香港的大学从2004年开始，扩大招收内地学生，这些毕业后如果留在香港工作，也成为新移民的一部分。当然，还有这些年透过投资渠道取得香港身份的内地居民。

    从03年开放自由行开始，越来越多内地孕妇到香港生孩子，而当中的大部分，父亲也不是香港居民，从05年到现在，数量已经超过了十万，而这些孩子，一生下来，就有香港永久居民身份，由于他们大部分和父母在内地生活，当他们有一天决定回归香港，至少在心理上和现实生活中，要经历新移民的阶段，面对如何融入香港社会的问题。

    香港人对内地偷渡客的态度，在陈秉安的书里面有很多描述，打开当年的华文报纸，可以看到不少批评港府抵垒政策的文章，香港居民主动帮助这些不相识的偷渡者，到边境地区送水送饭，甚至发生过集体拦截遣送偷渡客的车辆，让他们跳车逃走的事件，因为大家同情这些同胞，如果不是走头无路，或者想要追求更安定一些的生活，没有人愿意冒这样大的风险。和香港稍微有些年纪的人聊起那段历史，很多人都会告诉你，驻守边境的之所以是英军，是因为华人警察通常不会拦截这些偷渡者。

    说到对新移民的歧视，不得不提79年无线电视的一套电视剧[网中人]，剧中的主人公叫作“程灿”，大家都叫他‘阿灿“，因为社会文化背景的撞击，让这个大陆新移民的行为显得相当怪异，而从此，阿灿成为了大陆新移民的代名词，之后，拿新移民作为喜剧题材的电影电视节目越来越多，也出现了表哥表姐等等的称呼。现在回看，正好是80年政府要取消抵垒政策前，加上偷渡人口的高速增长，让原本生活在香港的人开始感受到压力，文化上的冲击，资源分配的冲突，似乎这个作品的出现并不奇怪，因为配合了政府的思路，在反映民意的同时，也起到了标签化内地新移民的功能。

    但是这里面可能更多的是文化冲突上的一种调侃，就好像香港人自称自己是港灿，或者是加灿（移民加拿大的港人），真正把内地新移民看成是社会的包袱，还是因为1999年居港权的官司，在终审法院裁定，香港居民的孩子，不管在哪里出生都有居港权之后，特区政府声称，这样的话，未来十年会有167万内地移民，香港将会不堪重负，而媒体也出现大量关于新移民的负面新闻，比如好吃懒做，滥用综援。最终人大释法，港人在内地所生子女没有居港权。当时社会上就有不少声音指出，政府的公共资源本身就应该帮助弱势群体，而不是用族群进行分类，一些民间团体强调，一切都只不过是人们的一种印象，没有任何的数字显示，新移民偷懒拿援助，相反，调查显示，新移民更想要有一份工作。今天一些香港人敢于大谈蝗虫论，撇开种族仇恨的因素，至少对新移民的单一印象已经深入骨髓。

    和六十年代不同，香港社会已经无法为这些新移民提供足够的岗位，变成了要和香港的那些从新移民变成老移民的基层居民进行竞争，而政府不愿意在福利方面投入更多，也使得社会公共服务不足，让很多人产生怨言，从07年开始的，抱怨内地孕妇抢占公立医疗资源的声音，就是一个例子。不过这里面有一个相当怪异的现象，父母都不是香港人的内地孕妇，因为有足够的经济基础，绝大部分选择收费高昂的私家医院，而父亲是香港的人内地孕妇由于大部分比较穷困，一开始还可以享用公立医院的服务，但是在对非本地孕妇市场化收费之后，这些家庭甚至要借钱来生孩子，因为他们的孩子如果不在香港生的话，就拿不到香港身份，而排队等150个名额，也不知道需要多少时间。这也是香港的不少民间人士批评政府的政策，”认钱不认人“。而最近关于内地孕妇的争议，其实和07年比较并没有新意，有改变的地方在于，孕妇人数逐年上升，政府在医院人手以及设备的投入，却并没有相应增加。加上派六千元的话题，新移民再次成为政府政策的替罪羔羊。

    香港社会对内地新移民的态度转变，和内地经济增长当然有关，也使得内地新移民的成本开始变得复杂起来。香港有评论文章认为，随着新移民越来越多，很多内地社会的不好现象正在侵害香港，比如缺乏公德心，贪污行贿，甚至有文章认为，六七十年代来香港人的内地居民是为了追求自由，而现在的新移民，将来会成为听话的投票机器。

    这确实反映了不少香港人的想法，但是问题是，如果对自己的社会有足够的信心，这些并不是问题，因为环境还有好的制度很大程度上会改变人的行为，甚至观念，一个包容有自信心的社会，应该相信自己有能力让新来者遵守社会的规则，法律层面的，还有公共行为层面的。至于投票，七年香港的生活，如果还没有教会这些新移民明白，选票是为了自己谋求更好的生活，投票机器只能有短暂的好处，却要牺牲长久的利益，那这样的社会，本身就存在很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