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4月3日政府高层人士放出一剂强力改革信号，称已统一思想要打破银行垄断后，引起坊间广泛共鸣。从近日央行官员的高调表态，到民营企业家联合表达的融资诉求以及前美国财长鲍尔森等外国政要、学者智库的言论碰撞，“打破银行垄断”、“温州金融改革”、“放松资本管制”当前议论最多的关键词。

    在人们的印象中，过去批评国内银行业垄断并获取暴利似乎只是财经评论界的事，而如今政府高官、经济学家和企业家们都纷纷站出来指责国有银行由于处于垄断地位，获取利润太容易了。他们都已普遍认同了一种看法，即中国金融体制必须通过改革，才能打破国有银行对金融资本市场的垄断。

    然而，与主流观点不同的是，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几乎停滞的情况下，要掀起金融体制改革并打破银行垄断的热潮，绝不可能是板上钉钉的事。国有的四大银行作为一个利益集团，他们怎么会轻易放手获利的机会呢？即使要他们放手，那么政府决策层至少要拿出十倍甚至二十倍的勇气和魄力进行改革。否则，中国的金融体制改革就可能像其他改革一样流于纸上谈兵或半途而废。

    众所周知，四大国有银行占据了超过全国金融资本50%以上的总资产。在2011年实体经济萎靡不振的情况下，全国银行业实现净利润1.04万亿元，于是众人对银行业扣上了“暴利”的帽子，很多人对银行业暴利的观点仅仅是源于这“万亿”的数字，如果仅仅从利润的多少来衡量是否存在暴利，过于粗浅和偏激。

    有关机构对四大银行的利润来源作了一番调查，发现这些他们80%的收入和利润，均来自“息差”以及各种收费。所谓息差，是指存款利率和贷款利率之间的利息差异，是银行利润的一部分。其实，更多的利润来自于银行的各种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这部分收入增长普遍高于“息差”增长的速度，占银行营业收入的比重逐步提高，日益成为银行利润的重要增长极。

    这种局面长期下去，对中国经济发展是不利的，但要改变这个局面，就意味着必须打破或分解强大的利益集团。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拉詹认为，根据许多国家的经验来看，金融发展的障碍在于利益集团，而金融体系中的既得利益集团主要包括产业和金融业既得利益集团。打破银行的垄断地位，往往意味着这些利益集团将很难再享有特殊的融资地位，而产业门槛的降低，则有利于新的竞争者加入。

    在市场经济中，既得利益集团占据强势地位，也极力维护自己的这种地位。据国外机构研究表明，中国经济自由度排在140位，其中，金融自由指数得分仅为30分，比平均分数48.5少了18.5分。与欧美国家不同的是，中国的金融系统牢牢控制在政府手中。尽管自加入WTO以来，中国不断移除外资银行或民营资本进入金融市场的障碍，但管制仍然存在，外资或民营资本只占总资产的2%至5%。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要推进金融机构改革并非易事。特别是当前对经济改革方向仍存在较大分歧下，政府在金融体制改革中如何作为或充当什么角色已引起各方关注。例如在中国金融体制改革方面就涉及到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界定政府与银行的边界，哪些是银行的权利，哪些是政府可以干预或调节的，政府要“有所为有所不为”。二是不同银行主体之间公平竞争的问题，其核心是反垄断，以及政府不能既做裁判又做运动员。三是谁来监管监管者？好的金融体制必须是法治的市场经济体系，个人、银行和政府（监管者）都必须受法治的规制。

    必须强调的是，没有改革的大魄力银行垄断破不了。这个大魄力当然是政府应当具备的，否则，银行垄断不仅破不了，而且还会愈演愈烈。要进行金融体制改革，更重要的是政府要先行。政府自身的改革，已经成为当前改革的核心。虽然这是社会共识，但推进起来却是前所未有地困难，甚至可能在利益裹挟之下出现退步，因为它要求政府放弃手中过大的权力，把权力交换给市场。否则，中国金融体制怎么改革都没戏，更谈不上打破银行垄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