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是啥
2013-10-9 13:37:40 来源：BBC 我要评论（）
多数人知道“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说法，源于这个词曾被用在众多备受关注的绑架和人质事件中——其中通常涉及到女性。
最常和这个词联系到一起的是帕蒂·赫斯特，她是一份加州报纸的女继承人，于1974年被革命激进分子绑架。但她似乎渐渐开始同情绑匪，并参与了他们的一次抢劫，最终被抓到且被判入狱。
但赫斯特的辩护律师伯雷宣称19岁的她已被洗脑，而且患上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一个那时才被发明的词，用来解释一些囚徒对其看押者的明显非理性的感情。
这个词最近被用在关于娜塔莎·坎普希案件的媒体报道中。坎普希在10岁的时候被沃尔夫冈·普里克鲁皮耶绑架，在一个地下室内被关押了8年。但报道称她在听到绑匪去世的消息时哭了出来，随后又为躺在停尸间的他点上了一支蜡烛。
当这个词广为人知时，让它得名的事件却依旧模糊不清。
瑞典之外，很少有人知道贝吉塔·伦德布拉德，伊丽莎白·奥德格伦，克里斯汀·恩马克和斯文·沙夫斯多姆这几个银行员工的名字。
那是1973年8月23日，这四人在信贷银行里被32岁的杨·埃里克·奥尔森扣为人质，后来还有一位前狱友到银行里加入他。六天后，当对峙结束时，受害者们明显与绑匪建立了某种正面的关系。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就从对此事的解释中诞生。
据报道，这个词是由犯罪和精神病学家尼尔斯·贝杰茹特创造的。在1970年代，精神病学家弗兰克·欧什博格对这种现象产生了兴趣，且为联邦调查局（FBI）和苏格兰场定义了这种综合症。
当时，他正在帮助撰写《关于应对恐怖主义和骚乱中的特别小组的报告》以发展应对人质情况的策略。
他的标准包含如下条件：
“首先，人们会体验到对他们突如其来的威胁，他们注定会失去生命。”
“然后，他们会经历一种幼化——就像个孩子一样，未经允许就不能吃饭，说话或者上厕所。”
微小的善意——像被施与食物之类，暗示了一种“对给予生命的本能的感激”，他解释道。
“人质们会感受到对看押者有一种原始而充满力量的好感。他们会去否认是这些人造成了他们处境。在他们看来，正是这些人使他们能够活下去。”
但弗兰克也说，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案例是很罕见的。
那么，究竟在洛马斯多雷广场上发生了什么，让这些囚徒们不顾生命的威胁，对绑匪们产生了好感？
在瑞典广播电台2009年的一次采访中，克里斯汀·恩马克解释说：“身处那样一种环境，你所有的价值观，道德感都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
据报道，也是恩马克与奥尔森建立了最紧密的关系。甚至有失实的报道称两人在后来还订婚了。
在一通从银行地下室打给瑞典总理奥洛夫·帕尔梅的电话中，恩马克请求能和绑匪一块儿离开银行。奥尔森其中的一个要求就是送一辆代步的车，以便他和人质一起乘车逃走。当局拒绝了这个要求。
一边告诉帕尔梅自己对他“非常失望”，恩马克还说：“我认为你就是坐在那，把我们的生命当棋子来玩弄。我完全相信克拉克和那个绑匪。我一点都不绝望。他们一点也没伤害我们。相反，他们人很好。但，奥洛夫，你要明白，我害怕的是警察会攻进来，搞的我们全都挂掉。”
一年之后，美国记者丹尼尔·朗为《纽约客》杂志采访了涉及这场闹剧的每一个人。文章描绘了绑架者与被绑架者如何互动最全面的图景。
他写道，人质说奥尔森对他们很好，而且在当时，他们似乎相信自己的命就是那两个罪犯的。
有一次，作为一个幽闭恐惧症患者，伊丽莎白·奥德格伦被允许离开已经成为他们监狱的地下室，但要有一根绳子系在她的脖子上才行。
她说那时觉得奥尔森真是“太好了”，能允许她在银行一楼走走。
沙夫斯多姆说，当奥尔森为了让警察明白自己来真的，说道准备对他开枪时，他甚至心存感激。不过奥尔森还补充说自己确保不会打死他，并会让他先喝点酒。
“当他对我们不错时，我们可能把他当成了一个非常时刻的上帝，”沙夫斯多姆继续说道。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常被用于解释被关押者的矛盾的感受，但看押者的感受也发生了变化。
奥尔森谈到他在刚被包围时能很“轻易”地杀掉人质，但几天后事情却不大一样了。
“我认为接受采访的心理学家们忽略了一些事情：就像他们所说的，受害者可能会对施暴者产生认同，但事情不是单向的。”朗写道。
“奥尔森语气粗暴。‘这就是人质的错，’他说，‘我说什么他们都照做。如果他们不这样，我也不会落到现在这个境地。为什么他们没有一个人来攻击我？他们搞的很难去动手杀人哎。他们弄的我们成天在一起，就像山羊一样，继续生活在那个屎地方。在那无事可做，只好去了解其他人。’”
罪犯能够对被关押者表达积极的情感正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一个关键因素，也是危机谈判专家所鼓励发生的。根据2007年联邦调查局的《执法快讯》中一篇文章的解释，这种情感能够增加人质获救的机会。
尽管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很早就被加入了警方的人质谈判课程，但却很难遇上，休·迈高恩说道。他曾在纽约市警察局工作了有35年。
迈高恩当过人质谈判小组的指挥官和首席谈判专家。作为对一系列发生在1972年的人质事件的反应，小组于1973年4月成立。造成这些人质事件的银行抢劫为电影《热天午后》提供了灵感，并在纽约的阿提卡监狱引发了一场以暴力收场的起义，以及慕尼黑奥运会上的大屠杀。
“要我说这种事存在挺为难的，”他说道，“有时在心理学领域中，人们会探寻某事的起因和影响，可它根本不存在。”
“斯德哥尔摩的情况很特别。它发生的时候，我们正好开始遇到更多的人质情况，而可能人们不想排除什么我们也许会再次遇到的东西。”
他承认这个词广为人知，部分是由于其统一了人质谈判中的心理学部分和警方部分。
对于鉴别这种综合症，并没有广为认可的诊断标准，也就是与恐惧相关或与外伤相关的标准。而且它也没有被《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和《国际疾病伤害及死因分类标准》两本主要的精神病学手册收录。
但有些精神疾病医生也谈到，其发挥作用的基本原则却可以联系到不同情况之中。
“一个经典的例子就是家庭暴力，当某个人——比如一个女性，感到依赖她的伴侣，且和他呆在一起时，”詹尼佛·瓦尔德说道，她是牛津大学咨询门诊的一名心理医生。
“她可能会产生移情而不是愤怒。虐待儿童就是另一个典型——当父母从情感或肉体上虐待他们的孩子时，孩子却倾向体贴他们，并且不去谈论这事或者去为这事圆谎。”
四十年过去了，每当找到在公众视野里消失多年的被绑架者时，这个词就会被提起。有人争辩说，这暗含对受害者可能有的软弱的批评。
在2010年《卫报》的一个采访中，坎普希拒绝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标签。她解释说这病没有顾忌到人们在特殊情形下会做出的理性选择。
“我觉得你调整自己去认同绑匪是很自然的事，”她说道，“尤其是你花了很长时间和那个人待在一起的话。这事关移情和交流。身处一桩罪行里，寻求常态可不是一种综合症。这是一种生存策略。”
最常和这个词联系到一起的是帕蒂·赫斯特，她是一份加州报纸的女继承人，于1974年被革命激进分子绑架。但她似乎渐渐开始同情绑匪，并参与了他们的一次抢劫，最终被抓到且被判入狱。
但赫斯特的辩护律师伯雷宣称19岁的她已被洗脑，而且患上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一个那时才被发明的词，用来解释一些囚徒对其看押者的明显非理性的感情。
这个词最近被用在关于娜塔莎·坎普希案件的媒体报道中。坎普希在10岁的时候被沃尔夫冈·普里克鲁皮耶绑架，在一个地下室内被关押了8年。但报道称她在听到绑匪去世的消息时哭了出来，随后又为躺在停尸间的他点上了一支蜡烛。
当这个词广为人知时，让它得名的事件却依旧模糊不清。
瑞典之外，很少有人知道贝吉塔·伦德布拉德，伊丽莎白·奥德格伦，克里斯汀·恩马克和斯文·沙夫斯多姆这几个银行员工的名字。
那是1973年8月23日，这四人在信贷银行里被32岁的杨·埃里克·奥尔森扣为人质，后来还有一位前狱友到银行里加入他。六天后，当对峙结束时，受害者们明显与绑匪建立了某种正面的关系。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就从对此事的解释中诞生。
据报道，这个词是由犯罪和精神病学家尼尔斯·贝杰茹特创造的。在1970年代，精神病学家弗兰克·欧什博格对这种现象产生了兴趣，且为联邦调查局（FBI）和苏格兰场定义了这种综合症。
当时，他正在帮助撰写《关于应对恐怖主义和骚乱中的特别小组的报告》以发展应对人质情况的策略。
他的标准包含如下条件：
“首先，人们会体验到对他们突如其来的威胁，他们注定会失去生命。”
“然后，他们会经历一种幼化——就像个孩子一样，未经允许就不能吃饭，说话或者上厕所。”
微小的善意——像被施与食物之类，暗示了一种“对给予生命的本能的感激”，他解释道。
“人质们会感受到对看押者有一种原始而充满力量的好感。他们会去否认是这些人造成了他们处境。在他们看来，正是这些人使他们能够活下去。”
但弗兰克也说，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案例是很罕见的。
那么，究竟在洛马斯多雷广场上发生了什么，让这些囚徒们不顾生命的威胁，对绑匪们产生了好感？
在瑞典广播电台2009年的一次采访中，克里斯汀·恩马克解释说：“身处那样一种环境，你所有的价值观，道德感都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
据报道，也是恩马克与奥尔森建立了最紧密的关系。甚至有失实的报道称两人在后来还订婚了。
在一通从银行地下室打给瑞典总理奥洛夫·帕尔梅的电话中，恩马克请求能和绑匪一块儿离开银行。奥尔森其中的一个要求就是送一辆代步的车，以便他和人质一起乘车逃走。当局拒绝了这个要求。
一边告诉帕尔梅自己对他“非常失望”，恩马克还说：“我认为你就是坐在那，把我们的生命当棋子来玩弄。我完全相信克拉克和那个绑匪。我一点都不绝望。他们一点也没伤害我们。相反，他们人很好。但，奥洛夫，你要明白，我害怕的是警察会攻进来，搞的我们全都挂掉。”
一年之后，美国记者丹尼尔·朗为《纽约客》杂志采访了涉及这场闹剧的每一个人。文章描绘了绑架者与被绑架者如何互动最全面的图景。
他写道，人质说奥尔森对他们很好，而且在当时，他们似乎相信自己的命就是那两个罪犯的。
有一次，作为一个幽闭恐惧症患者，伊丽莎白·奥德格伦被允许离开已经成为他们监狱的地下室，但要有一根绳子系在她的脖子上才行。
她说那时觉得奥尔森真是“太好了”，能允许她在银行一楼走走。
沙夫斯多姆说，当奥尔森为了让警察明白自己来真的，说道准备对他开枪时，他甚至心存感激。不过奥尔森还补充说自己确保不会打死他，并会让他先喝点酒。
“当他对我们不错时，我们可能把他当成了一个非常时刻的上帝，”沙夫斯多姆继续说道。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常被用于解释被关押者的矛盾的感受，但看押者的感受也发生了变化。
奥尔森谈到他在刚被包围时能很“轻易”地杀掉人质，但几天后事情却不大一样了。
“我认为接受采访的心理学家们忽略了一些事情：就像他们所说的，受害者可能会对施暴者产生认同，但事情不是单向的。”朗写道。
“奥尔森语气粗暴。‘这就是人质的错，’他说，‘我说什么他们都照做。如果他们不这样，我也不会落到现在这个境地。为什么他们没有一个人来攻击我？他们搞的很难去动手杀人哎。他们弄的我们成天在一起，就像山羊一样，继续生活在那个屎地方。在那无事可做，只好去了解其他人。’”
罪犯能够对被关押者表达积极的情感正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一个关键因素，也是危机谈判专家所鼓励发生的。根据2007年联邦调查局的《执法快讯》中一篇文章的解释，这种情感能够增加人质获救的机会。
尽管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很早就被加入了警方的人质谈判课程，但却很难遇上，休·迈高恩说道。他曾在纽约市警察局工作了有35年。
迈高恩当过人质谈判小组的指挥官和首席谈判专家。作为对一系列发生在1972年的人质事件的反应，小组于1973年4月成立。造成这些人质事件的银行抢劫为电影《热天午后》提供了灵感，并在纽约的阿提卡监狱引发了一场以暴力收场的起义，以及慕尼黑奥运会上的大屠杀。
“要我说这种事存在挺为难的，”他说道，“有时在心理学领域中，人们会探寻某事的起因和影响，可它根本不存在。”
“斯德哥尔摩的情况很特别。它发生的时候，我们正好开始遇到更多的人质情况，而可能人们不想排除什么我们也许会再次遇到的东西。”
他承认这个词广为人知，部分是由于其统一了人质谈判中的心理学部分和警方部分。
对于鉴别这种综合症，并没有广为认可的诊断标准，也就是与恐惧相关或与外伤相关的标准。而且它也没有被《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和《国际疾病伤害及死因分类标准》两本主要的精神病学手册收录。
但有些精神疾病医生也谈到，其发挥作用的基本原则却可以联系到不同情况之中。
“一个经典的例子就是家庭暴力，当某个人——比如一个女性，感到依赖她的伴侣，且和他呆在一起时，”詹尼佛·瓦尔德说道，她是牛津大学咨询门诊的一名心理医生。
“她可能会产生移情而不是愤怒。虐待儿童就是另一个典型——当父母从情感或肉体上虐待他们的孩子时，孩子却倾向体贴他们，并且不去谈论这事或者去为这事圆谎。”
四十年过去了，每当找到在公众视野里消失多年的被绑架者时，这个词就会被提起。有人争辩说，这暗含对受害者可能有的软弱的批评。
在2010年《卫报》的一个采访中，坎普希拒绝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标签。她解释说这病没有顾忌到人们在特殊情形下会做出的理性选择。
“我觉得你调整自己去认同绑匪是很自然的事，”她说道，“尤其是你花了很长时间和那个人待在一起的话。这事关移情和交流。身处一桩罪行里，寻求常态可不是一种综合症。这是一种生存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