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笈北上已22年，居京华也有18年了，然而我说话仍有乡土痕迹，常被听出来是南方人。对方问我故乡何处，得知我在湘中长大，往往会说一句：那地方的人里面，你的普通话说得已相当不错了。
　　
　　虽然我有时为情急之中说话乡音味道加重而惭愧，但想到自己在那种语言环境长大，回忆起一连串说普通话的糗事，对别人的这类夸奖坦然受之。-----敝乡在上世纪80年代即我上小学、中学时，尚是普通话“雅风”难入的顽固方言区。
　　
　　我家乡的那个县，是50年代由几个方言、民俗差别甚大的县析分出部分乡镇组成的，通行的方言有邵阳话、新化话和涟源话，后两者属于古湘语，被一些语言学家视为研究语言流变的“活化石”，还有一些村庄的老人操一种几乎快消失的“平话”。我所上的乡村小学和初中，甚少是正规师范院校毕业的，一大部分还是半农半教的民办教师，包括语文老师，皆用方言授课，因此对语文成绩一直不错的我来说，汉语拼音常成为考试中失分的“软肋”。而到了高中，老师和同学操不同的方言，简直可谓是湘中方言的大汇聚，彼此的话都能听得懂，大家的共同点则是：不会说普通话。我高中语文教师兼班主任在班级联欢会上，有一个保留节目，叉着腰，用普通话朗诵毛主席的词《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千里来寻故地，旧貌变新颜。”几句诵罢，手一挥，又换回方言了。------他无法将整首词用普通话读完！我们中学的团总支书记从某师范学校毕业不久，无论上课还是开会，爱用普通话演说，然不甚标准，音调尖利，不但让人听不明白，且耳膜很不舒服。于是遭到学生们的起哄，校长建议他干脆别拽“洋调”了，改回土话吧。于是乎，这位年轻老师的“推普”计划就夭折了。
　　
　　1989年秋，当我以高分考入兰州大学中文系时，一进校园，就瞎眼了，完全是一个乡下野孩子进城。刚办完入校手续，去学校小商店买生活必需品，自尊性就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对售货员说买一块肥皂，把“肥皂”念成了“匪操”，说几遍对方都听不明白，于是连比带划指着货架上的肥皂，对方恍然大悟，嘲讽了我一句：连“肥皂”你都不会说呀？我羞愧得满脸通红。
　　
　　生性好交朋友的我很快和同学们打成一片。全班32人，北方同学占多数，一些南方同学也来自重庆、江苏等地，普通话说得比我强得太多，我痛苦地发现，和同学们交流，他们大约只能听懂我60%。男同学可以毫不客气要求我重复一遍，女生们就不好意思伤我那点可怜的自尊，不管是否听懂只有点头。-----这一窘境延续了整整一个学年。
　　
　　既然是中文系的学生，现代汉语自然是非常重要的课程，可怜的我每次上现汉课时，受到老师的重点照顾。用老师的话来说：说普通话本来是幼儿园能解决的问题竟然留到了大学。他常把我叫起来念“女旅客”“湖南男人”“内蒙门户”之类的词，搞得我满头大汗洋相百出。当时全国高校通行的现代汉语教材的主编黄伯荣先生曾是本系的教授，这门课我学不好有点愧对师门的味道。于是，下决心把普通话学好，主要途径是每天听收音机里的广播小说，然后自己找一篇美文大声的朗诵。
　　
　　半年过去了，收效甚微，我内心很是焦虑。
　　
　　大一下学期的一个晚上，我正在宿舍里朗读着雪莱的《云雀颂》，开篇是：“你好啊，欢乐的精灵！”我上铺的兄弟是甘肃人，他一听，说，不对，你把“欢乐”念成“方乐”了。湘中人说话，向来声母不分“h”“f”。于是，他教我念“h-u-an-huan”，我跟着念成“h-u-an-fang”，反正到最后会拐成“方乐”。这兄弟不急不躁，一遍遍纠正我，差不多忙了一个多小时，我终于能念出“欢乐”的准确读音。然后把《云雀颂》通读下来，觉得用普通话朗读，音调是那么的美。说来奇怪，过了这个晚上，我的普通话水平一下子有了飞跃式的进步。-----那晚对我而言，是人生“换音”的关键点。
　　
　　现在想来，我们那代乡村小学读书出来的孩子，可能是最后一代操方言读课文的了。在我们学习语言最关键的小学和初中时期，科班出身的老师很少，电视甚至收音机也不普及，乡下的孩子怎么可能学好普通话？到我读大学的90年代初，这一局面有了完全的改观。现在我回乡，发现读小学的孩子普通话说得有模有样。我做记者时，有一年去云南彝寨采访，发现那里的小学生学汉语拼音积极性很高，且普通话很不错。问老师原因何在。老师说：因为有了手机。当地山寨的通讯方式从“通讯基本靠吼”越过有线电话直接跨入到移动通讯。许多人家用价格低廉的手机通话，为了省钱许多信息交流靠发短信。老师鼓励孩子们说：如果你们学不好拼音，就没法发手机短信。-----那时有手写输入法的手机还非常昂贵。
　　
　　这个有趣的细节，很能说明经济和科技的发展对文化交融的重要意义。手机短信促使孩子们积极学拼音的背后，有着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速度惊人、电视等文化娱乐工具普及到乡村等时代的大背景。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想今天乡下的孩子考进大学，恐怕很难再有当年我因不会说普通话引起的那一连串糗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