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爸爸妈妈在设计院工作了一辈子。
　　
　　设计院有个食堂，我小的时候，它在办公楼西侧的一层，有个单独对外的门。
　　
　　第一次去食堂吃饭，是爸爸带我去的，那时我还没上学呢，妈妈出差了，爸爸不会做饭——后来我才知道，爸爸哪是不会做呀，他是做得不好吃，怕我受委屈才带我去食堂的。
　　
　　进了食堂，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那一张张方形的餐桌和一条条木制的长凳。我对桌子没什么兴趣，对长凳特别感兴趣，因为，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能同时坐两个人的凳子呢。走近它，我高高兴兴地把它指给爸爸看。爸爸让我先坐着，帮他看着位置，他去买饭。
　　
　　爸爸看着我坐上去才去买饭。买饭的人挺多，爸爸老半天不回来，我不时回头朝售饭的窗口看。不时有认识我的叔叔阿姨微笑着跟我打招呼。
　　
　　这时过来一个陌生的叔叔，什么也没说就坐在我给爸爸看着的位置了，我生气了，大声吼道：“你快起来，这是我爸爸坐的！”我吼完，他扭头看看我，挺严肃的样子。我害怕了，怕他生气，怕他打我。可是他的脸上立刻有了笑容，一边儿起身一边儿说：“哦，小朋友原来是在给爸爸占地儿啊。对不起啦。”说完，他就走啦。
　　
　　叔叔刚走，爸爸端着饭菜回来了，他看看我：“你给我占座儿啦？跟人家吵吵（东北方言，读作“chāo—chao”）啦？”我看不明白他的表情，以为他听见我刚才跟人家吼了，会生气的，会打我的。爸爸接着说：“好儿子，快吃吧，要不就凉啦。”再抬头看看他，他的嘴角露出一丝笑意，我这才松了一口气。这顿饭吃得特香。
　　
　　后来设计院买了大电视机，就摆在食堂里。大电视机买来的第一天，爸爸妈妈带我去看电视了，很多叔叔阿姨也带着自己的孩子去看电视了。看电视的时候，妈妈抱着我坐在长凳上。可是，方桌到哪儿去了呢？电视太好看了，我也就把方桌忘到九霄云外去了。
　　
　　没过多久，电视被搬到办公区去了。办公区的大门在楼的东北，有警卫叔叔把门，不让小孩儿进。可是有时遇到好说话的警卫叔叔站岗，爸爸妈妈多说些好话，我还是能进去看电视。
　　
　　爸爸偶然发现，食堂的大门有时晚上不锁，而且，从食堂通往办公区的门有时也不锁，有时爸爸就带我从这里进去看电视；看完电视，爸爸带着我从警卫叔叔眼前走出去。每次从警卫叔叔面前走过，我都不敢抬头看他，可是感觉到他似乎在看我。
　　
　　我至今清楚地记得爸爸第一次带我从食堂进办公楼看电视后回家的情景：看完电视，爸爸说：“也不知道食堂关门了没有。”爸爸拉着我从西边儿的楼梯下去，可是一楼通往食堂的门早已被锁上了。于是我们穿过一楼的走廊走向东边儿的门，从警卫叔叔眼前出门。我有点儿担心，担心警卫叔叔不让我出去，爸爸叫我别怕。走到警卫叔叔跟前，爸爸主动跟警卫叔叔打招呼，并主动承认不该带孩子进办公楼。警卫叔叔说：“没事儿，只要孩子没闹其实也没什么。只是你小点儿声音说话，别让别的警卫听见，叫他们听见我就犯错误了。”
　　
　　好景不长，食堂的两个门以后就天天锁了。
　　
　　可是，食堂的长凳，我却再也忘不了了。后来，妈妈带我去看露天电影，是戏曲片《十五贯》，妈妈一边儿看一边儿给我讲，我似懂非懂，只记得那两个人的名字：尤葫芦、娄阿鼠。哈哈，这两个名字挺好玩儿的。“长”着长胡子的人在一间屋子里跟娄阿鼠说话，“长”着长胡子的人稳稳坐在一条长凳上，而娄阿鼠却在凳子底下钻来钻去的，好玩儿。那个长凳跟食堂的长凳真像！我问妈妈：“这个凳子是从咱们食堂拿来的吗？”“不是。”“那怎么跟咱们食堂的一样啊？”“这种凳子哪儿都有啊。”
　　
　　过了一些时候，我爸爸到食堂来上班了——你不要以为我爸爸是炊事员，我爸爸是一名工程师，他所在的一室搬到食堂来办公了——当时我还小，哪里懂得这些呀，这是我以后才知道的。。
　　
　　由于食堂是随便进的，有时爸爸就带着我去上班儿。爸爸和那些叔叔伯伯阿姨们工作不忙。阿姨们有的打打毛衣做点儿针线活儿，有的聊天儿，爸爸和叔叔伯伯们就整天打扑克。所以，每当有人问我：“你爸爸是干什么工作的？”年幼的我呀，回答出来的话呀，就让他们觉得挺逗的：“我爸爸是打扑克的！”
　　
　　偶尔有打扑克打累了的叔叔伯伯带我穿过通往办公区的门儿上楼去玩儿。在楼上看见那台电视，我叫叔叔伯伯帮我打开，他当然不同意啦。
　　
　　后来，没有人在食堂办公啦，爸爸他们搬回楼里了。
　　
　　很多人家中午都在食堂买馒头吃，我家也买。那馒头，有的阶段好吃，有的阶段特难吃。于是我妈妈和几位阿姨就生气啦，说：“以后就是再累再麻烦也得自己蒸馒头！”后来，我妈妈就真的利用不忙的上班时间，回到家来和面、发面、自己蒸馒头、蒸花卷儿、蒸包子。妈妈亲手蒸的馒头、花卷儿、包子，真香！
　　
　　食堂有的时候早晨卖豆腐脑，爸爸就端着锅去排队。买回的豆腐脑，味道不均匀，有的地方一点儿味儿也没有，有的地方有点儿咸。还是有点儿咸的地方好吃。
　　
　　食堂有的时候中午卖炸鱼、炸丸子、大排骨，爸爸就早早地去买，买完回到家，还没到下班时间呢。
　　
　　隐约记得，似乎自己去食堂买过炒菜。那天，爸爸妈妈都因公外出了，中午都不能回家。
　　
　　那些时候，我跟食堂炊事员朱叔叔逐渐熟悉了，因为他跟我爸爸是好朋友。还有几位老伯伯也挺熟的。有一位炊事员阿姨，胖胖的，经常跟我说话，似乎没人知道她姓什么，只是我觉得她挺和善的，说话时总是笑咪咪的。大人们说，她是个像现代京剧《沙家浜》里的阿庆嫂一样能说会道的人，所以外人送号“阿庆嫂”。
　　
　　1981年，设计院搬家了，我家也随着设计院搬到了新址。我家住的楼在家属院儿的最北边儿，食堂的两层小楼在我们楼的东南方向，有铁楼梯和铁平台跟办公楼连接着，但是不能从那儿进办公楼，因为办公楼那边儿的门从来不开。
　　
　　我家住六楼，那个时候，四楼以上经常停水，每当停水的时候，爸爸就叫我端着锅去食堂外边儿接自来水。有一个本来不该停水的日子，大早晨的突然停水了，把我家弄得措手不及，因为家里连开水也没有了。于是我拎着两个暖壶到食堂去接开水。到了食堂，看见朱叔叔也在。他说：“水还没开，等会儿吧。”当水终于开了的时候，朱叔叔关照我：“慢点儿，小心烫着。”
　　
　　朱叔叔帮我爸爸搬过煤气罐儿，也常来我家串门儿。
　　
　　自从搬到新址，每到寒暑假，去食堂买馒头的任务自然而然地落在我身上啦，我特愿意去买馒头。买馒头时遇到跟爸爸妈妈熟悉的叔叔伯伯阿姨，他们就夸我懂事儿，因为他们的孩子是不肯帮家里买馒头的。
　　
　　然而，买馒头也是有一定的技巧的，而这些技巧，有的很容易学到，有的就不是我们这种家庭能学得来的啦。
　　
　　设计院中午12点下班，而食堂11点50分开始售饭；下午，按照冬季作息时间是5点下班，食堂4点50开始售饭，按照夏季作息时间，不管是3点下班还是是5点半下班，都是5点20分开始售饭。
　　
　　我第一次去买馒头，是卡着点儿去的，运气还好，买到了最后一斤馒头，不过吃起来感觉不对，像是头一天剩下的。妈妈告诉我，以后中午买馒头。最晚11点半就得去排队。
　　
　　以后一直是11点半以前就去排队，基本上每次都能买到新蒸的馒头。
　　
　　听大人们说食堂里有的炊事员挺那个的，到底是挺“哪个”的，不大好形容，只说出其中两个的外号：“扒皮”、“霸天”。你或许记得《半夜鸡叫》里的周扒皮和《洪湖赤卫队》里的彭霸天吧？对于霸天，你就自己想象去吧，我只跟扒皮打过交道。
　　
　　据说，扒皮负责卖炒菜的时候，经常克扣这个一点儿克扣那个一点儿，剩下的就端回家去了，一来二去就被举报了，后来食堂领导就让他去卖馒头了。
　　
　　有一个风雨交加的中午，刚刚11点半我就打着雨伞来食堂了。可是，食堂的大门却被从里边儿锁得紧紧的，门口已经排了好多人了。奇怪，以往天气好的时候，食堂一天都不锁门，可是今天下这么大的雨刮这么大的风却把门锁上了。风太大，把雨都吹进楼梯平台来了，这么多人就很吃力地迎着风雨举着伞站着，抱怨着。后来有人不让抱怨了，因为快开门了，别让来开门的人听见我们对食堂不满，让他们听见就坏了。
　　
　　直到11点53分才有一位炊事员跑出来把门打开。这么多人一下子蜂拥而入，我一下子没反应过来，进去以后排在了队伍的最后。好容易轮到我了，扒皮那张长长的不满皱纹的老脸却来了一个“多云转阴”，提高嗓门儿说馒头卖光了。我走到窗前看看漫天的大风大雨，暗暗盘算着去粮店看看，是不是只能买粮店的面条了呢？猛然想起一句唐诗：“斜风细雨不须归”，我这是“邪风恶雨不能归”呀。没办法，走吧。
　　
　　正当我要走的时候，从门外急匆匆跑进来一位身穿黑色雨衣的人，笑着朝扒皮大叫：“啊呀师傅啊，我来晚啦对不起啦！”扒皮的老脸顿时来了个“阴转晴”，乐呵呵地朝来人打招呼：“甭急甭急，我给你留着呢，新的，还热乎着呢！”说着从柜台里拿出一袋儿馒头递给来人。来人连忙道谢，扒皮却说：“谢什么呀，这么大的雨，你看你就别亲自来了，待会儿我给你送家去不完了么。”“那哪儿成啊？您这么忙，还是我来取吧。”“呵呵，慢走啊。”
　　
　　哦，这让我想起了高英培、范振钰说的相声里类似的事儿，这人是跟食堂、跟扒皮拉关系走后门了吧？！如今这年头，你要是没门路连个馒头都吃不上！
　　
　　在以后的几年里，食堂一直是这样：如果是好天气，大门就敞着，来得早的人尽管进来到窗口前排队；如果是沙尘暴、大雨、大风降温、大雪等坏天气，大门就早早锁上，到开饭时间了才开。可是你要是开了门再来，肯定买不上面食了，而米饭是不卖给家属的；你要是来早了，东西呢，一般来说倒是能买上，可是你就得忍受痛苦的煎熬。
　　
　　你瞧，那些年代在那样的单位，想吃口饭多难啊。
　　
　　前文提到的“阿庆嫂”阿姨的家也随着设计院搬过来了，但是不住在设计院的家属区而是住在离设计院有半站地远的一个社区里。我的一位好友也住在那个社区，我常去好友家串门儿，回家时常从阿姨的楼下过。如果在阳台上看见我，阿姨一定会叫住我和我聊一会儿。我在楼下她在三层阳台，聊久了，我的脖子可是不老舒服的。但我倒是喜欢听她聊。
　　
　　1991年，我爸爸妈妈分了新房，我们搬家了。可是这新楼的质量太差——墙上掉灰，地面掉水泥渣子，卧室的门不使劲儿撞关不严，于是，凡是分到了新房的人家都大张旗鼓地搞起装修来。爸爸出差在外，不能分身，装修新房的重任就落在了我、妈妈，还有我的远房侄女儿小洁的身上。
　　
　　朱叔叔也分新房了，他也在搞装修。他是一边儿装修新房一边儿顾及工作。他跟我妈妈说：“老谷不在，有事儿尽管找我。”可是他那么忙，我妈妈也就没好意思找他帮忙。
　　
　　有个韩叔叔，也跟我爸爸处得不错，我到现在都不知道他是不是炊事员，不过他跟朱叔叔他们老是凑在一起，我看见过他穿食堂的白围裙，戴食堂的白帽子，但是没看见过他卖饭卖菜。每当我家要运进材料或运出垃圾的时候，韩叔叔都会主动把三轮车借给我们用。
　　
　　装修做到厨房的时候，家里不能做饭了，我妈妈就叫我去食堂的一楼买盒饭。那盒饭，卖给家属是5块一份儿，卖给职工是4块5一份儿。妈妈犹豫了：谁去呢？我去吧，我是家属，买得贵；妈妈去吧，她又实在太累了。不过听说食堂来了好多年轻炊事员，我要是遇上他们，不也可以买得便宜了吗。还是我去吧。
　　
　　进了食堂一看，好家伙，一屋子的炊事员，一个熟悉的面孔都没有！其中一个客客气气地接待了我，认认真真地帮我盛菜、盛饭，然后面带微笑跟我说：“4快5一份儿，一共18。”像这样态度好的，要是在外边儿的饭馆儿里，那简直是司空见惯了，可是在我们食堂里，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说老实话，我还真的不老适应的呢。我还没来得及掏钱，朱叔叔突然出现了：“5块一份儿，一共20。”然后跟那位炊事员解释，“他是家属。”要不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呢，朱叔叔如此照章办事儿，跟我爸爸是一模一样。
　　
　　回到家跟妈妈说了。妈妈说：“这不怪朱叔叔，他跟你爸是一样的人。可是咱们最近得一直吃食堂的盒饭，一顿20，一天两顿就得40，以后我再累也是我去买吧，能省点儿就省点儿。”
　　
　　没想到这么好吃的盒饭也不能天天吃，没吃几天我妈妈就烦了，后来干脆全家一起去食堂吃小灶。再后来，干脆全家人一起去饭馆吃。
　　
　　这家饭馆隶属于设计院的服务公司，店主是设计院的司机二东和他妻子。二东也跟我爸爸是好朋友，我小的时候就跟他妻子特熟，可以说我是她看着长大的。每次我们去他们两口子都热情招待。
　　
　　1997年，我家再次装修房子，爸爸天天带我们去二东两口子的店里吃晚饭。
　　
　　第一次去，二东看见我爸爸特别高兴，说要亲自当一回炊事员给我们露两手。我爸爸一高兴，点了一大桌子菜，其中有“烧二冬”（主料是冬瓜和冬笋）。吃着二东烧的二冬，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儿啊，哈哈！
　　
　　后来，韩叔叔退休了，就在家属区的大门（南门）以里摆个摊儿卖鸡蛋。突然发现买鸡蛋不必走出去老远到市场买了，还没来得及高兴，却听说韩叔叔的鸡蛋卖得比市场的要贵两毛钱——市场卖一块二，他卖一块四；市场涨到一块四，他就涨到一块六；市场降回到一块二，他就降回到一块四……
　　
　　我家又该买鸡蛋了。妈妈告诉我：“你去市场买鸡蛋吧，注意别让他看见，能从东门儿回来尽量从东门儿回来；不锈钢篮子别用了，用布兜子。小心呀，咱不能得罪这些人，以后还有求于他呢。”
　　
　　你瞧，买几斤鸡蛋都这么麻烦！
　　
　　后来，早就退休了的扒皮被设计院领导安排在南门做了门卫。他看门，可是真够严的。
　　
　　丰台一小就在我们大院儿的西北，唯一的大门朝南开，对着一条胡同，而这条胡同南端的出口跟我们院儿的南门儿在同一条街上。我们院儿的小学生都在一小上学；好多一小的学生放了学都到我们院儿里来找同学玩儿；也有一些一小的学生放学回家，愿意从我们院儿穿过去，一是为了抄近路，二是为了跟同学一起多走会儿。
　　
　　我也是一小的毕业生，虽然只在一小读了一年就毕业了，可是我对一小总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所以每次在院儿里看到这些天真烂漫、活泼可爱的孩子们，我都有一种想跟他们说说话的冲动。
　　
　　可是偏偏有人不喜欢他们。
　　
　　有一天下午，南门儿又是扒皮值班。一小的孩子们放学了，陆陆续续地到我们院儿来了，可是都不幸被扒皮横眉立目地拦住了——扒皮不让他们进院儿。有几个孩子说：“我们就是这个院儿的。”扒皮说：“那好，叫家长来领！”扒皮还通知东门传达室，让值班员把东门关好，不要让一个孩子从这儿走脱。
　　
　　最后是谁为孩子们解了围，我就不知道了。
　　
　　还有一次，扒皮居然态度生硬地把我拦在了门口，那老脸拉得能拴头驴：“别走！你哪儿的？也不问问这儿是什么地方，说进就进啊？！”我先是吃了一惊，心说：难道您不认识我了？转念一想，也有可能，因为自从他在这儿看门儿以来，我还是第一次跟他打照面儿；我以前倒是经常找他买馒头，可是那会儿我还不这么胖，也还没戴上眼镜呢。于是，我摘了眼镜，满脸赔笑地说：“您好啊，咱们可是早就认识啦，您当年在食堂卖馒头的时候，我可是天天都去买馒头啊。还是您做的馒头香啊。”没想到，我的话音未落，这老家伙的嗓门儿理科抬高了几度：“甭来这套！少跟我套近乎！说不让进就是不让进！出去出去出去！”我只好收起笑脸戴上眼镜，重新回到街上，从东门回家了。回到家里，心里好久都不舒服。
　　
　　正独自生闷气，妈妈下班回来了。她一进门就问：“刚才你怎么得罪扒皮啦？”我就把刚才的不愉快告诉妈妈了，然后问：“你怎么知道的？”“扒皮往我的办公室打电话告了你一状。”爸爸回来也问的同样的问题，爸爸也说是扒皮打电话告了我一状。
　　
　　事实证明，扒皮从来就没把我忘了，并且连我是谁的儿子都知道得一清二楚，要不，他怎么会主动给我爸爸妈妈打电话告的的状呢？！
　　
　　事实还证明，他这完全是故意找茬儿！
　　
　　同时，事实也证明了，这门卫跟炊事员一样不是省油的的灯，一样不能得罪，而且早就应该巴结他们。
　　
　　不记得是从哪年开始，办公区和家属区被铁栅栏门儿隔开了，铁栅栏门儿开的时候少锁的时候多。我们回家必须走南门。南门的值班保卫工作完全由保安负责了，以前那些离退休的炊事员们全都退出了。
　　
　　韩叔叔卖鸡蛋，一直卖到2003年。非典疫情爆发之后，设计院重新启用他，让他和保安一起看大门儿。由于防疫工作的需要，设计院给我们发了出入证，每次进入南门儿必须主动出示，再熟悉的人也马虎不得。可是我们私自到市场买鸡蛋的事儿没有被韩叔叔发现过，所以他对我和我的爸爸妈妈、妹妹、老姨从来都不查出入证。有一次保安要查我的出入证，韩叔叔不让他查。
　　
　　南门传达室的电话，不是什么人都能借用的。
　　
　　非典疫情过后，南门值班的任务仍由院里的炊事员和保安们共同负责。
　　
　　有一天，我妈妈告诉我：“晚上咱家来客人，下班回来先在南门传达室打个电话，要是没人接就去饭馆儿找我们。”
　　
　　在单位弯着腰画了一天的图，几乎没坐着；下班后挤了两个多小时公交车才回到大院儿门口，真的把我累坏了。
　　
　　回来一看，在这儿值班的是炊事员小杨。小杨跟我爸爸熟，我去食堂买炒菜的时候，朱叔叔还特别关照他一定照顾我，以后在家属院儿里见到小杨，他还跟我开玩笑呢。我客客气气地向他借电话，他很不客气地说：“没有！回家打去！”我心说，我要是能回家打去还用找你吗？我只能面带微笑央求他，可是他始终一口咬定：“没有！”到街上找公用电话，坏了；爬六楼回到家，家里还真没人了。没带钥匙，真想坐在楼梯上歇会儿，转念一想，家里人可能早都等急了，我还是坚持一下，去饭馆儿找他们吧。
　　
　　还有一次，也是因为一点点小事儿，妈妈让我先给家里打个电话。这次值班的是韩叔叔，我说明来意，他立刻微笑着把电话机从抽屉里拿出来，并且关照我进来坐着打。
　　
　　看来，跟这些人还就得早早地拉关系呀。
　　
　　后来，设计院的新领导班子上任，要求所有老一代的后勤人员一律下岗。朱叔叔再有一年半就退休了，却被责令下岗了。为设计院奉献了大半生而毫无怨言的朱叔叔，那心里如同五味杂陈，真不是个滋味。
　　
　　新的食堂开始自负盈亏了，不再用炊事员了，而是每个月招聘一批厨师。
　　
　　经常在大街上遇到早就不再看大门儿了的扒皮，他变得更老了，再也不挺胸抬头了，而是低头弯腰，还拄起了拐棍儿，看上去倒有些许的凄凉。
　　
　　自从这些老炊事员们不再看大门儿之后，家属楼里接二连三地发生盗窃案，有的人家甚至在5分钟之内被洗劫，甚至全家人在午休的条件下，门厅的物件都会被盗。
　　
　　回想起扒皮他们看大门的时候，虽然有时严得几乎蛮不讲理，但是从来不曾发生被盗事件。
　　
　　以上就是我所经历的食堂、炊事员和门卫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