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部门、信息控制部门、质量监测部门这些广义的权力系统，对残害公共利益的机构和行为，是保护还是打击，对一个社会认可什么样的道德信念与信仰，起着巨大作用。
　　
　　信念缺失的三重基本原因
　　
　　当今中国社会的道德和信仰缺乏症，可以追溯到很远。19世纪末，在西方冲击下，整个传统伦理与信仰被激进的文化决定论者所否定。说传统伦理很好，优越而高尚，但为什么在西方和日本的冲击之下，中国却不堪一击？文化决定论者最后追究到文化，尤其文化的核心——伦理层面。
　　
　　我们多次搞文化批判运动，十年“文革”危害深远。不仅传统的伦理道德再次受到全面清扫，一些传统的社会主义伦理也被冲毁了。社会主义思想里，有一些所有文明都能认可的价值，如，不能损害公共利益等。太强调阶级斗争，一部分人被划为阶级敌人后，最基本的人类伦理都不再适用，留下一些最极端的语言和行为暴力。这摧毁了人类文化的基本准则，它们在任何文明和制度下，本都不应被扫掉。
　　
　　1978年改革开放，要解决基本的生存问题。此时，经济发展压倒一切。经济人成为最基本的出发点，而经济人最重要的视角，是谋利。
　　
　　权力滥用破坏底线德性
　　
　　站在社会科学的角度，我还要特别强调两点。
　　
　　第一，中国社会里，有太多非经济力量对经济的干涉、扭曲与掠夺。很多公司对用自己产品质量的长期进步，通过建立品牌信誉赚法律保障之下的钱，没有足够信心，不知道能经营多少年，于是捞一把是一把。
　　
　　如果成为官商利益体，即使生产销售了违反道德和法律的产品和服务，也能得到保护，避免受到足够惩罚。这样的行为，在一些行业成为基本共识。不用讨好消费者，讨好权力就行了，用不着辛辛苦苦、如履薄冰地做好产品的质量。
　　
　　学校里也是这样。很多家长不送礼，一些事情就搞不定，小孩会丧失正当的机会。对孩子来说，十堂课讲的道理，比不上一件父母的坏行为带来的颠覆影响。所以才有孩子说，长大了想做贪官。小孩不会撒谎。
　　
　　这又牵涉到另外一点，在权力系统里，劣币驱逐良币比其他领域更严重。有时候讲真话、做好事，给你带来的回报，可能远远小于讲假话、做坏事带来的回报。不少地方还是上面说了算，给领导做十件好事可能得不到提拔，帮他做一件坏事，反可能得到提拔了。结果，很多场合是非颠倒，基本的道德准则丧失掉了。
　　
　　三种力量维护道德与信仰
　　
　　现代社会有很多推动力量，利益驱动是其一，它不能被毁掉，否则就不要搞市场经济。西方社会制约谋利冲动的力量，至少有三种。它们在中国都非常微弱，受这样那样的管制，还缺乏可持续活动的条件。
　　
　　第一就是西方社会里的宗教。这是西方传统伦理道德最基本的来源。西方国家，也有少数教派组织干了一些坏事，但最重要的宗教，一定会与时俱进，对当下人们最关心的伦理问题，提供可能的解答。由此出发，在家里、邻居之间、工作场所，人们都能讲道德，有基本信念。
　　
　　其二，有各种保护公共利益的组织。它们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下，可以长期活动，对最骇人听闻的行为，可以去调查，通过自由而发达的信息渠道发布调查结果，引起广泛注意。
　　
　　比如，美国所有重要的建筑物旁边，都会给坐轮椅者设置能上能下的斜道，很能体现一个社会的人道与伦理精神。这种对残障人的尊重，主要是靠社会公益组织。
　　
　　再如，美国一些好大学的本科生，提出和推动“全球公民”概念。很多大学基金投资海外的大公司的股票，他们说，大学基金所投资的公司，有些在美国干不了坏事，却在海外干坏事，如雇用童工、血汗工厂、破坏环境，他们要求学校对海外投资每年清理一次，如果发现它们做坏事，就让其抽回投资。
　　
　　这些都不是靠一个英明的机构、某个领袖或中心设计出来的，而是靠每一个富有正义感的公民，将自己的关注变成行动，从而产生实际的正面效果。像这种对道德源泉的挖掘，对公民自发的道德行为的爱护，我们的社会有多少？
　　
　　其三，他们可以迫使民意代表，将此类关切带到立法和司法过程中，形成良法。这是硬的架构。仅靠宗教信仰的劝导，社会组织去发信函、表达诉求，对少数有道德感的公司和个人，有点作用。但这是少数，大多数人怕的还是有形的法律，不是只写在纸上的法律，而是能起效果的法律。
　　
　　1993年我从美国到香港后，经常比较香港、内地与美国对消费者利益保护的措施，跟美国比，香港还有显著差别，但比内地又好多了。食品、耐用消费品、医疗、教育都牵涉到消费者利益，没有有效的司法制度，不法厂商就会损害消费者权益，把利润最大化。
　　
　　其实，内地有些法律比香港写得还好。1990年代中期，内地法律就写明，产品一定要有制造地点和公司，那时的香港法律就没有这一条。有些蒙人的品牌，看起来像信誉很高的日本品牌，其实不知是哪里生产的。但总体来讲，对消费者的保护，香港比内地要好很多。不能顺利转化为可执行的良法，则传统伦理道德的呼吁与公民的道德呼吁，都很难起作用。
　　
　　所以，司法部门、信息控制部门、质量监测部门这些广义的权力系统，对残害公共利益的机构和行为，是保护还是打击，对一个社会认可什么样的道德信念与信仰，起着巨大作用。（丁学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