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社会学家雅克·埃吕（Jacques Ellul）在《宣传：人的态度形成》一书中发现，被别人长期奴役,不能为自己命运作主的人,特别容易接受宣传。宣传在非洲国家特别有效,“无论什么宣传都能一下子奏效,因为他们生活在殖民者领导之下,一直处于低下的地位”。从来没有得到说理机会的人们,习惯了别人怎么说,自己就跟着怎么相信。在不允许自由思想、独立判断的环境中长大的人们也是一样,他们非常容易接受宣传,他们最怕的就是与众人、与集体、与领导不合拍或意见不同。发生这种情况时,他们会本能地感觉到“孤立”和“不安全”,觉得“可能会招惹麻烦”。宣传利用的就是他们的这种焦虑和害怕的感觉。
　　
　　然而，容易上当受骗的并不只是那些没有动脑筋习惯和能力的愚民。十九世纪英国作家科尔顿（CharlesCalebColton）说，“有些骗局布设的如此巧妙，只有傻子才不受骗上当。”那些布设巧妙的往往是大谎言，人不容易轻信小谎言，却很容易相信大谎言。戈培尔就是一个利用人性这一弱点的高手。他对希特勒提出的“说大谎，不说小谎”原则深信不疑，身体力行。小谎很容易揭穿，而谎言越大，就越不可能揭穿，例如，纳粹说犹太人有统治世界的阴谋，又有谁能够证明犹太人没有这样的阴谋？希特勒说，“一般的人，倒不是有意要想作恶，而是本来就人心败坏。他们头脑简单，比较容易上大谎的当，而不是小谎的当。他们自己就经常在小事情上说谎，而不好意思在大事情上说谎。大谎是他们想不出来的，就算是听到弥天大谎，他们也不能想象能有这么大的弥天大谎。”
　　
　　谎言是一种构筑生活世界的伪劣材料，在真假难辨的情况下，被欺骗者会心甘情愿地用它来构筑自己的生活世界图景。即使在明白的情况下，告别这样的生活世界图景也是很困难的。一个东欧作家说，知识分子的爱国心使他们有了接受专制宣传的理由,在这些知识分子眼里,他们那个积弊丛生的国家就像是自己的残疾儿,“听到别人提到这孩子的残疾，他们就会生气，并出于本能地加以袒护”。前东德《青年世界》杂志编辑舒特（Hans-DieterSchutt）说:“我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就象扣外套的纽扣,第一颗就扣错了,但要扣到最后一颗,才知道错了。即便如此,有外套还是比没外套来得暖和”。
　　
　　长期接受和依赖谎言的人们，甚至还有在谎言破灭后，自己也加入到维持谎言中的。1950年代，斯坦福大学心理学教授费斯汀格（LeoFestinger）偶然读到一篇报道，题为《来自克莱伦行星的向我们城市的召唤预言：逃离洪水》，说的是芝加哥的一位名叫玛丁（Dorothy Martin）的家庭主妇（人们称她为Sister The dra），她是一个叫“追求者”（Seekers）的地方教派的组织人，她向她的信众们宣称，在1955年12月25日，一场洪水将会摧毁世界，而外星人会驾着飞碟来解救他们，把他们带到安全的地方。费斯汀格随后和他的学生来到这个地区，潜伏在这些信徒中观察他们的行为。费斯汀格后来在与他人合著出版的《当预言失败时》（1956），详细记录了他对这个教派信众的日常行为。
　　
　　据费斯汀格记录，“追求者”们为世界末日做好了一切准备，辞去了工作、变卖了家产，甚至把裤子上的铜拉链都剪掉了，以免妨碍飞碟的电子通讯。结果，当那一天到来时，世界并没有毁灭。按理说，这些受骗的人应该清醒了，但是，完全出乎一般心理推断的预料，这些坚定不移、付出了重大代价的信徒不但没有改变他们的信念，反而变得更加坚定和虔诚，他们相信，世界没有按原计划毁灭，是因为他们迎接死亡的虔诚态度感动了上帝。“追求者”们甚至完全改变了他们以前一贯低调、不愿与外人来往的作风，变得热衷于宣扬他们的教派信仰，到处加倍努力向他人证明自己教派的正确。
　　
　　费斯汀格等人用“认知失调”（cognitive dissonance）——即人们的经历与信仰相矛盾时产生心理不适，以致反而变得更依赖信仰，更加信仰——来解释这个奇怪的现象。他们认为，要使人们接受一个虚假的预言，有几个条件：首先，预言要符合人们原来的信念；其次，需要接受预言者卷入预言的相关活动（个人卷入的程度越高，为这项活动牺牲得越多，就越相信预言的真实性）；第三，要维持信仰，还必须有社会的支持，或团体内部成员的相互支持，以相互强化无法证实的信念。这就是所谓的“预言社会心理学”。今天有人不仅怀念“文革”，而且还期待再次发生“文革”，坚持认为“文革”式的暴风骤雨，或者“文革”式的“全民红歌”可以解决当前中国社会腐败的问题，便是费斯汀格所说的认知失调。
　　
　　从认知和心理缺陷来认识谎言如何对普通人产生影响，我们就更需要通过学校的人文教育和社会启蒙来提高公民的理性思考水准。这样的启蒙教育能帮助民众了解歪理的欺骗机制，同时也重视自己易于上当受骗的心理弱点，有了这两条，民众的自我保护能力就一定会得到增强，被欺骗和利用的危险也就自然会随之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