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10月18日，剑桥大学三一学院，伯特兰罗素和朋友正在自己的房间里饮茶，一个陌生的青年人闯了进来，用结结巴巴的英语请求旁听他的课。罗素很高兴自己的数理逻辑课程能够吸引到第四个学生——哪怕只是来旁听的。但很快他就发现，这个旁听生可不是来这里正襟危坐的。事实上，年轻的德国人（罗素这么以为）很快成了课堂中的一霸，爱争辩，很烦人。他在给情人的信中情绪复杂地介绍道：“我的德国朋友有成为负担的危险，他在课后跟着我回去，争论到晚饭时间——顽固、执拗，但我觉得不蠢。”
　　
　　四个礼拜后，罗素才搞清楚，他眼中“野蛮的德国工程师”其实是奥地利人。这一次他在信中提到的维特根斯坦是一个非常聪明的青年，热爱文学，酷好音乐，只要不谈哲学，甚至算得上举止宜人，“我开始喜欢他了”。
　　
　　不过那时候罗素仍视这段交往为小插曲，尚未把眼前的这个青年当作未来岁月的重要角色。当维特根斯坦为了今后的职业抉择来征询意见的时候，他分明感觉到了担负的责任，却没有立刻意识到自己的责任何其重大——他决定的不仅是维特根斯坦的命运，也是自己的命运，以及哲学的命运。
　　
　　然而很快罗素就明白他感受到的责任具体指什么。在耗费十年精力完成《数学原理》这一著作之后，罗素认为自己对技术性哲学的贡献已经到此为止了。他迫切需要一个新人来接续他所开创的事业，适时出现的维特根斯坦正是担负这一责任的最佳人选。
　　
　　“我爱他”，指导了维特根斯坦一个学期后，罗素毫不迟疑地写道，“我觉得他将解决我因为太老而解决不了的问题——我的工作提出的、有待新鲜的头脑和年轻的活力去解决的所有种类的问题。”不仅如此，罗素还准确地断言：“维特根斯坦是我生活中的一大事件——无论结果如何。”
　　
　　对于责任的另一方来说，罗素何尝不是人生里的大事件？就像维特根斯坦后来承认的那样，是罗素切切实实救了他的命。在此之前，他苟活在未能勇敢自杀的羞愧当中长达九年。因为罗素的鼓励，他才能祛除内心里那个冷酷的声音：“你活在世上乃是多余的。”也正因为如此，责任之于维特根斯坦，性情平和的罗素未能全然理解。他高高兴兴地把“什么是逻辑？”这个基本问题交给年轻人，就像把一只没能驯服的野兽交给朋友，然后独自去享受别样的智性乐趣。而责任所带来的少有人理解的尖锐、炽烈以及痛楚，维特根斯坦为此付诸一生。瑞蒙克（RayMonk）给他的《维特根斯坦传》加上“天才之为责任”的副标题，就是看准了这一点。
　　
　　关于“责任”，蒙克用翔实的事实阐释了他的理解。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围绕着维特根斯坦的名字，一个庞大的“产业”逐渐形成，但是对哲学家本人的认识却是光怪陆离的。论及他的学术文章和书籍有5868种之多——这还是20年前的统计。至于非学术的作品，传记、回忆录，以及相关的诗歌、绘画、音乐、小说、电影和电视更是数不胜数。维特根斯坦的头像印在时尚青年的T恤上，《逻辑哲学论》谱了曲，灌制成了唱片。我还曾看过一部舞台剧风格的电影，把维特根斯坦塑造成一个热爱数学的同性恋者。小时候穿金戴银，鼻梁上架着高度近视眼镜，不是在喃喃自语奋笔疾书，就是在跟独角犀牛或绿毛怪物对话。在片中二十多岁的维特根斯坦已经满脸皱纹，成天嚷嚷着“要么理解，要么去死”，活像经过毕加索加工的哈姆雷特。尖锐、炽烈以及痛楚，每个人似乎都看到了维特根斯坦身上的这些特质，却又曲解了它们。结果，它们构成越来越浓的谜雾，也生发出愈来愈惊人的魅力。
　　
　　有人正确而片面地体会到，维特根斯坦的这些特质指向一种极端的诚实，没有继续挖掘底下更深刻的原因——例如他晚年的学生马尔康姆（N.Malcolm）在《回忆维特根斯坦》中所写。像伊格尔顿（T.Eagleton）这种文化理论家则满足于大而化之的描述，不惜把哲学家打扮成神秘主义的苦行僧，甚至是性情暴躁的极权主义者。至于捕风捉影的传记作家，例如巴特利（W.Bartley）那样的偷窥狂，在拿不到多少一手材料的情况下就敢断论，维特根斯坦的性情源于同性滥交行为的自责，当然会遭到蒙克的专文批驳。蒙克用厚达六百页的篇幅证明，“责任”——理解责任、担负责任与践行责任，是理解维特根斯坦一生的最佳路径。
　　
　　不过，责任之于维特根斯坦，犹如一片树木化为精煤，凭借天赋，也需要时间与机缘。与今人的想象不同，幼年的哲学家没有显露出多少异秉。实际上他四岁才开口说话，青少年时期的学习也不佳。十四岁那年，自觉没什么天份的维特根斯坦听从父母的安排就读工科学校。即便如此，他在学校里的成绩也相当糟糕。尽管多年后哲学家认定，自己八岁时提出的疑问决定了未来人生的意义，但是在“自我”的图像显现之前，他对责任的理解无疑是外在的。他曾是家人眼中满足快活的小男孩，学校里沉默孤独的少年，无论哪个角色，都是顺从他人意愿的结果。相当长的一段时期，维特根斯坦没有从“撒谎对自己有利的时候，为什么要说实话？”这个问题里找到答案。问题本身的尖锐感令他有过困惑，然而坦率地讲，从蒙克的记述中可以看到，在遇到罗素之前，他还没有做出过忠实于自我的重大抉择。
　　
　　一旦对责任有了更深的理解，维特根斯坦定会闯进罗素的房间，这是这本传记给我的感受。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欧洲正处在后来斯宾格勒所谓的“文明衰落”期。当时的维也纳，则是“研究世界毁灭的试验场”。一些人如思想家克劳斯(K.Kraus)、魏宁格（O.Weininger）等人提倡摒弃奢靡与物欲，以强健的精神搭救自我，重建世界。心智渐成的维特根斯坦深受此类影响。他开始接受“真实于自己是不容违背的责任”，并且在罗素的帮助下，决心成为一个不隐藏“自己之所是”的人。
　　
　　不隐藏“自己之所是”，这就是维特根斯坦人生态度的核心。正是在这一点上，他有别于大多数哲学家，包括他的老师罗素。支撑多数哲学家的，往往是对未知领域的好奇心，或是建构理论体系的雄心，而维特根斯坦选择哲学只是为了服从忠实于自己的责任。他要的不是渊博的知识或洞悉的智慧，他要的是目光清晰与内心澄明。做一个直视自我的人，或者用他的话说，成为一个“得体的人”，始终是维特根斯坦的目的。
　　
　　所以几年后罗素发现，学生的工作与导师的愿望相距甚远。按照他的想法，维特根斯坦应该用逻辑为数学奠定基础，再以此勾画万物。他原以为自己递给了年轻人一个知识迷宫的线头，没想到后者根本无视规则，随时显露出破壁而出的劲头。事实上维特根斯坦自认为，他在哲学上的所有努力都是为了冲撞语言的极限。至于数学，不过是一种特殊的人造语言而已——而这种轻看，罗素不能接受。
　　
　　假如没有第一次世界大战，他俩的分歧可能会局限于学术领域。但是战争改变了很多事，包括他们对责任的价值判断。战前，维特根斯坦求真的热情丝毫不亚于罗素——他不惜借助催眠术来提升自己的专注度——《逻辑哲学论》的大部分内容正是这种热情的产物。可是，当罗素态度鲜明地反对战争之时，维特根斯坦为了成就一个“得体的人”，却加入了奥匈帝国的军队。在与死神对视的日子里，他重点阅读的不是克劳斯或叔本华，而是托尔斯泰的《福音书概要》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毫无疑问，这些阅读标志着维特根斯坦开始重新检视哲学与伦理的关系。这些检视包含在《逻辑哲学论》的结尾部分，并且浓缩成那句著名的断言：“凡是能够说的事情，都能够说清楚；凡是不能说的事情，就应该保持沉默。”战后，维特根斯坦和罗素为“善”与“智”谁是第一位的问题发生争执，最终认定对方乃是“邪恶”。可以说，正是这句断言，特别是它的后半句，将他们截然地区分开来。
　　
　　实际上这句断言也区分了维特根斯坦与逻辑实证主义者。一战后，以石里克（M.Schlicklisten）为首的维也纳小组成员像朝圣者一般聚拢过来。他们曾经一遍又一遍地阅读和讨论《逻辑哲学论》。但是很快他们惊讶地发现，维特根斯坦不是他们的圣人。和他们崇尚审慎理性的态度完全不同，维特根斯坦更像艺术家，而非科学家，有时候甚至表现得像一个先知和预言家。最后，一个疯子杀害了石里克，也间接终止了维特根斯坦与逻辑实证主义者的联系。卡尔纳普（R.Carnap）后来回忆道，维特根斯坦在思考的时候总让人觉得他有一种内在的挣扎，似乎“要在强烈和痛苦的紧张之下穿透黑暗到达光亮。”透过蒙克的这本传记我知道，与其说这是哲学家思考的状态，不如说是他在肩负责任时的典型表现。如上所述，那是尖锐的、炽烈的以及痛楚的。
　　
　　可是我提醒自己不要忘了，1914年开赴战场的时候，维特根斯坦是一个用严密思维包装好的24岁新人。当他1919年离开战俘营，五年的军旅岁月带给他的，绝不是逻辑，而是对死亡、苦难和命运的反思。很明显，对于三十岁以后的维特根斯坦来说，责任的含义不同以往了。
　　
　　对自我责任过于褊狭的忠诚曾让维特根斯坦深陷孤独，也给周围的人和物留下痕迹，乃至造成伤害。失和于罗素不是惟一的例证，连他为家族设计的居所都显露出森冷孤绝。在经历了几年乡村教师的失败生涯后，他为了友谊而不是哲学重返剑桥。可是除了人情练达的凯恩斯（J.M.Keynes）利用距离维系住了平淡的友情，很少人能与他保持长久的关系。同侪嘲讽他正在发明一种使严肃的思考成为不必要的学说，受过咆哮的长者摩尔（G.E.Moore）甚至会从遭遇他的噩梦中惊醒。学生们没有多少得到真传，才华反被敬畏一一摧毁。他愤懑于剑桥令人窒息的学术空气，情愿逃向挪威、爱尔兰或者任何一个无人之境。但是他需要有人“在场”——他人的存在能帮助自己获得孕育思想所需的平和。他必须在扞格不入的责任与友爱找到结合点。
　　
　　维特根斯坦承认：“我的不快乐很复杂，难以描述。但主要的东西是孤独。”同时他又质问自己，一个人如果不快乐，活着有什么意义？怀着失却的恐惧，他感到所爱的人正从身边离去。一战期间死于空难的挚友品生特（D.Pinsent），英年早逝的学术知音拉姆塞（F.Ramsey）。曾计划同赴俄国生活的爱人斯金纳（F.Skinner）郁郁而终，说不定眼前依恋他的本理查兹（B.Richards）也会失去。在深刻的孤独里，或者说爱的渴望中，维特根斯坦看到生活的根本是不安全的，存在着巨大的不确定性。而要减少这种不确定性，不能依靠公式和命题，只能依靠“综观之呈现”，通过理解去改变看待事物的方式。
　　
　　事实上从1915年的一战前线算起，无论是意大利的战俘营还是奥地利的山野乡村，无论挪威的独居木屋或都柏林的里斯旅馆，无论剑桥还是康奈尔，无时无刻，只要渴望快乐生活的意志还存在，维特根斯坦检视哲学与伦理的关系，并把二者高度统一的努力就在继续。
　　
　　所以，维特根斯坦自问“当你死时谁为你哀悼，他们的哀悼有多深？”和他坚称“一个表达只在生活之流中才有意义。”其实是一回事。当他说“端赖于看出联系的那种理解”，和他设身处地“想到另一个人受的苦，这是真爱的标志。”同样是一回事。蒙克猜测，把自己的生活放进某种模式，对于维特根斯坦来说可能是一种慰藉——他道出了部分实情，却非全部。维特根斯坦反对形而上学的飘渺，反对实证主义的平庸，并试图建立一种基于理解的模式，不单是为自己，而是想让人类得到真实的慰藉。
　　
　　如此，维特根斯坦为哲学这幢房子夯实了地基，也为它抬高了房梁。如此，他让逻辑融入伦理，让哲学重返生活。如此，他彻底贯彻了魏宁格的格言，那句曾让他热血沸腾地投入哲学怀抱的话：“逻辑与伦理根本上是一回事，它们无非是对自己的责任。”他尽责了。
　　
　　1951年4月28日的晚上，在失去最终意识之前维特根斯坦说：“告诉他们我过了极好的一生。”（作者：西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