芬兰人类学家韦斯特马克（E.Westermarck）认为幼年同居的经历会被人们用作识别亲人的线索：年幼的孩子会把童年时期跟自己共同生活的同伴作为自己的亲人，从而启动亲缘识别装置，因此他们在成年以后的生活中会避免跟这样的异性同伴发生性关系。迈阿密大学的进化心理学家利伯曼（D.Lieberman）通过多年研究支持并扩展了韦斯特马克的这一假设。
　　
　　同居时间预测亲缘远近
　　
　　通过对186名学生的调查，利伯曼等人在2003年的研究中指出，童年期人们跟兄弟姐妹同居时间的长短能够预测亲缘关系的远近。简单地说，跟我们同居时间越长的人，越有可能跟我们之间存在更强烈的血缘关系。而且，同居时间还影响到人们对假想情境中兄妹乱伦事件的谴责：小时候跟自己兄弟姐妹同居时间越长的人，越是对兄弟姐妹之间的乱伦持有强烈的道德谴责，即使跟自己同居的兄弟姐妹是收养来的，这一结论依然成立。
　　
　　这可能意味着同居时间越长，越会形成对异性兄弟姐妹的性厌恶。因此，在问及对待兄弟姐妹乱伦事件的态度时，会表现出更强烈的谴责和反对。2004年，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人类学家费斯勒（D.M.T.Fessler）和纳瓦雷特（C.D.Navarrete）发现了相似的结果：有同居经历的孩子会对兄弟姐妹之间的乱伦表现出更强烈的厌恶和谴责，即使同居的孩子跟他们没有血缘关系。
　　
　　2012年，利伯曼和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的心理学家罗贝尔（T.Lobel）合作，对基布茨公社（编者按：基布茨公社是以色列的一种集体农庄，所有财产均为公有，成员可享受子女免费受教育，水电免费等福利）的49名成员进行调查，发现公社成员共同生活的时间越长，彼此之间性厌恶的程度越强烈。
　　
　　亲缘识别线索不止一条
　　
　　在同居经历之外，利伯曼等人2007年还提出了一个新的亲缘识别线索，即年长的孩子会把母亲照料的婴儿作为自己的兄弟姐妹看待。
　　
　　在2007年发表在《自然》（Nature）杂志上的一篇文章里，利伯曼跟2位合作者——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进化心理学家图比（J.Tooby）和考斯米兹（L.Cosmides）——对600多人进行了调查。他们发现，在年长的人之中，目睹母亲照料婴儿的经历似乎比同居时间更能有效地预测他们对兄弟姐妹乱伦的厌恶和谴责。利伯曼说：“不管人们跟年幼的异性同伴共同生活了3年还是15年，想象跟对方发生性关系导致的性厌恶强度都是最高的。”目睹母亲喂养年幼婴儿的效果是如此强烈，以至于对于年幼儿童来说，他们需要跟异性同伴共同生活14-15年才能达到跟年长儿童同样的性厌恶水平。
　　
　　利伯曼提出的两条亲缘线索的理论帮了人类学家伍尔夫（A.P.Wolf）一个大忙。伍尔夫曾经在20世纪60-90年代研究过台湾地区的童婚现象，发现童婚女性的生育率比普通女性低25%。然而当他20世纪末再去台湾收集童婚现象的数据时，却发现了一个令人费解的现象：若女孩进入夫家的年龄小于她丈夫（这一年龄越小，意味着她们跟异性伙伴的同居时间越长），可以预测她们成年后生育能力普遍欠佳；但若女孩年龄大于丈夫，就无法根据同居时间来预测她们成年以后的生育能力。
　　
　　这意味着，亲缘识别的线索不只一种，同居时间的长短很重要，但不是唯一重要的因素。因此，根据利伯曼的理论，大龄女孩启动的亲缘识别线索很可能不是幼年时期同居时间的长短，而是目睹养母哺育一个小男孩的场景。
　　
　　利伯曼认为，人类跟其他动物一样，具有与生俱来的亲缘识别装置，同居经历或者目睹母亲照料婴儿都会无意识地启动这一装置，进而影响随后的行为选择：一方面，亲人受到更多的友善对待，得到更多的合作信任；另一方面，亲人在择偶方面则遭受“歧视”，个体很难对他们产生性趣，常常对跟他们发生性关系深感厌恶。
　　
　　交锋：乱伦欲望是否自然存在？
　　
　　2010年，两位心理学家——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心理学系助教弗莱利（R.C.Fraley）和新墨西哥州立大学的马科斯（M.J.Marks）——声称他们通过实验发现了人们具有乱伦的自然倾向，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情结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的。不过2011年利伯曼等人就撰文批评弗莱利和马科斯错误地“翻译”了自己的研究结果。
　　
　　比如，弗莱利和马科斯发现，当明确告诉人们“我们在研究乱伦现象，想知道人们是否认为跟自己面孔相似的异性很性感？”时，会导致人们给跟自己面孔相似的异性更低的性感得分，于是他们推测人们在没有被告知研究目的之前，无意识中是认为“亲人”更性感的，乱伦因此被证明是一种自然倾向。
　　
　　利伯曼等人针锋相对地反驳了弗莱利的诡异逻辑和不合理的实验思路。举例来说，进化心理学家发现男人在乎女性的年轻和成熟，因此娃娃脸的女人会受欢迎。但有人把这一结论过度演绎，就变成男人只在乎女人年轻，喜欢成熟只是因为文化禁忌（他们不能喜欢不成熟的女人）。为了证明这一点，他们明确告诉被试“我们正在研究恋童癖，想知道男人对娃娃脸女人是否更有好感？”，结果发现说了这样的话会导致男人对娃娃脸女人的好感降低。可这样的实验能证明是文化因素导致了人们对娃娃脸女人的恶感吗？显然不能。因为实验者的话里带有明显的指向性，无论是“乱伦”还是“恋童癖”都不是什么好词，因此任何一个正常的参与者听了这样露骨的实验说明之后，理所当然就会选择表明他们不是“乱伦分子”或者“恋童癖”的做法。
　　
　　2008年，英国阿伯丁大学心理学院的德布琳（L.M.Debruine）等人撰文指出，面部相似性的确影响人们的两类行为：利他与择偶。一方面，人们对面部相似的他人做出了更多的利他行为；但另一方面，面部相似在择偶领域的积极效应要少得多。这一点在她2005年的文章《可信，但不可欲》（Trust worthy butnotlust-worthy）中得到了详尽阐述：通过软件改变某个异性跟自己面部的相似性，结果发现相似性越高，人们越认为对方可信。不过，是否选择对方作为长期伴侣则跟相似性无关；而在选择短期性伙伴问题上，相似性越高甚至越难以得到人们的青睐。德布琳的研究再次证明：我们的确喜欢和善待可能跟自己有亲缘关系的人，但这不意味着我们也想跟他们上床，实际情况恰恰相反。
　　
　　结论：乱伦禁忌是人类的天性
　　
　　目前来看，更多证据表明亲缘识别机制的确存在。与俄狄浦斯情结的描述恰恰相反，乱伦禁忌是人类的天性，而不是文化的发明。我们会无意识地运用一些线索判断跟其他个体的亲缘关系：早年跟自己共同生活的人，以及母亲照料的那些人，都是自己的兄弟姐妹，我们也因此不会对他们产生任何性的欲望，相反更多的是性冷淡和性厌恶。这些线索不是完美无缺的，因为即使对方跟自己没有任何亲缘关系，共同生活的经历还是会让彼此感觉更像亲人。
　　
　　希腊神话中的悲剧人物俄狄浦斯早年就被自己的父母抛弃，因此也许恰恰是亲子之间共同生活的匮乏导致了亲缘识别的错乱，他才会无意之中娶了自己的亲生母亲，因而酿成乱伦的悲剧。所以正如本文指出的那样，亲子之间的共同生活，也许不只是天伦之乐，还是一种防御乱伦的保护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