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理喻的印度神话
2013-3-22 10:40:43 来源：豆瓣读书 我要评论（）
印度，这片恒河流域神奇的土地，有人如此形容它：“只要一下飞机就臭气熏天，直扑而来。”印度果真如丘吉尔所评价的那样是一个有着野蛮宗教的野蛮国家吗？
甘地与尼赫鲁的执政区别
同为国大党领袖，获得伦敦律师执照，主政印度，但尼赫鲁并非赞同甘地的每一句话。甘地认为农村应该成为印度社会的主体，死守文化自豪感及对现代主义根深蒂固的蔑视。甘地的信条在执政中表现为印度保护棉织品而对合成纤维长期关税歧视，各种阻碍纺织企业超越家庭手工业规模的立法规章制度，惩罚成功者。无论是18世纪的英国，还是20世纪末的中国，现代化工业过程对国力的增强是举足轻重的。而印度始终在甘地以及甘地之后的时代里未经历过大规模的工业革命，由于没有像中国那样的制造业，大量的劳动力依旧生活在农村。
尼赫鲁由于受到英国费边社影响，笃信国家计划和社会主义，支持国有化。他的政府主导闭关自守的经济计划，得到了战后英国工党政府的支持。1952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农业拨款1/3,1957年第二个五年计划农业拨款1/5，当时有4/5人口依靠农业生存。1950年韩国与中国、印度人均生活水平相当，50年后韩国人均收入1万美元，是印度的10倍。1951年印度独立后的首次人口普查识字率仅为16%，3.2亿人中有1/7的人会写自己的名字，人均寿命32岁。
甘地与尼赫鲁的遗产
尼赫鲁的遗产是保留了官方语言为英语，由于中产阶级使用流利的英语，比低种姓阶层更容易获得公立高等教育的特权，今天服务业和印度理工学院，以及具有极强竞争力的制药企业等已经成为印度最令人值得骄傲的领域。
然而尽管这些领域在世界上都是数一数二，印度的农业现代化和制造业进程却不容乐观。其中变得更为困难的实质是思维模式。印度精英长期以来对农村情有独钟，甘地主义在特权阶级以及高种姓印度人中普遍存在。都市化进程的印度被视为对他们在文化与社会中传统支配地位的严峻挑战。泰戈尔曾说：“在印度农民开始重建农村，其使命是延缓民族自我消亡的进程，农村是印度人生命的摇篮，如果不能给予农村应该拥有的一切，就等于自杀。”
最受人尊敬和最卓有成效的社会活动家阿茹娜罗伊来自上层种姓家庭，她是一位彻底的甘地主义者，将农村视为印度未来的中心，组织起工人和农民权力组织，为农民争取基本权利。她本人也穿着土布纱丽，从城市住到村庄里，和村民们一起。她只吃素食，过着苦行僧一般的日子，有时候为了抗议而静坐，绝食。他们有抵制英国运动，他们希望印度在发展的同时避免城市化。
印度真的养不起农民吗？
1967年英迪拉甘地继任总理，当时刺激出口而卢比贬值，为了防止支付危机，申请国际援助。美国人靠船只来哺育印度。1991年海湾战争影响了印度，卢比再次贬值，为石油埋单成了这个国家长期的噩梦。2003年软件业收入终于超过了印度全国进口石油的费用。但是直到今天你依然能看到印度还有广大的贫困的农民呆在土地上，超过1亿的农民没有自己的土地，许多还要搬到城市，他们认为几百年生活在糟糕的贫民窟也比生活在农村强。就以比哈尔为例，比哈尔的人均寿命是全印度最低，1/10家庭才享有用电，1/40人拥有电视机，比哈尔地区占全国营业收入0.7%。
印度缺粮吗？不。印度自己就是粮食出口国，印度的耕地条件优于中国。只要合理进行农业投资，处理好工业化，完全能解放大量农业劳动力。2003年公共粮仓储存6000万吨谷物，足够贫困线下的家庭使用。面对如此众多的贫困家庭，印度政府也不是没有作为。阿玛蒂亚森将印度政府政策的结果比作士兵们误杀自己人时用的词——友方射击。印度旨在降低贫困的面向农民的补助体系时，政府以高于市价的价格从农民那里购买了面粉和大米，以此来提高农民的收入。但实际运行中它成为最高价格的维持体系，粮食价格过高冲击到了每一个人，最贫穷的人们几乎所有的收入都花在了粮食上。
印度缺钱吗？不。大量的财政被用来补贴投资高等教育，支付国防经费。1991年许可证制度取消后，中产阶级、高种姓和精英们获得更多的自由和权利，他们是服务业、制药业和其他新兴的私人部门中的中产阶级。但同时有更多的变相许可证制度朝着社会底层发展，比如人力车执照限制，车夫们只好贿赂警察。
集体行动的难题——腐败，没有真正的改革
公众不能将对官僚体制的失望通过投票箱转化为对这个体系的真正改革。
尼赫鲁扶持的重工业是资本密集型的，开发科技实力，而印度缺乏的是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这点从印度航天与造船工业可以看出。在制药业、生物科技、服务业等领域能够劳动的工人人均教育水平超过中国。由于廉价制造业并不需要劳动者太高的教育水平，印度的基础教育的覆盖率不及中国，中国的基础教育投资让更多人摆脱了文盲的厄运，能够从事廉价制造业。因此印度的廉价制造业无法与中国竞争。印度的劳动大军4.7亿人中，不到7%的人被正式雇佣，仅3500万人拥有稳定工作，缴税。2005年印度的制造业就业工人700万，而中国已经达到1亿。同时由于最严厉劳动法，矿工都无法被解除雇佣关系，企业用工更趋于保守。
在印度社会，高种姓是不屑于从政的。就拿泰米尔纳德邦和北方邦做个比较，前者政府更为高效，已建高速，吸引外资投资，有着大量就业机会，1/2为城市人口，该邦是印度城市化程度最高的邦，90%的人口受过教育，69%的政府岗位是低种姓的。而北方邦有70%的公共资源被挪用，比哈尔邦只有10%的人口居住城市，50%的人受过教育。
泰米尔纳德邦之所以出类拔萃，是十八九世纪的基督教传教士在泰米尔纳德传教，让低种姓有更多的上学机会。在民主之前这里的低种姓运动就已发展，通过权力大力扶持基础教育，妇女读报写字，为鼓励孩子有午餐计划，医疗干净。这里有一个相当规模的城市中产阶级，他们认同规划对社会的必要，向不同身份背景的人提供公共服务，在城市中种姓冲突是被淡化的。
由此可见，越是坚守甘地主义的地区，种姓冲突越厉害，而城市化进程反而能够消融种姓之间的冲突，吸引投资，带来就业，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地方政府官僚的普遍腐败似乎在泰米尔纳德邦很少存在。而在其他地区，由于高种姓一直占据着特权位置，而低种姓长期以来生存在贫困的环境里，为了出人头地获得稳定的工作，低种姓更愿意从政。在印度宪法奇怪的311条款的保护下，根本不可能使一名腐败的公务员降职，更不用说解雇了。
印度的民主真的那么好吗？
今天我们看到在印度教与穆斯林的冲突中，警察袖手旁观因为他们是印度民族主义的一份子。印度民族主义运动奋力争取排外的印度教。他们的前身是国民志愿团，成员几乎都有科学背景（高种姓），深受法西斯主义启发，墨索里尼黑衫党是他们的偶像。一旦两个都是原教旨的宗教相互排斥，就会引发不可避免的暴乱。
尼赫鲁的世俗主义不是将宗教与公共生活各个方面分离，他允许每个宗教团体保留自己的民法（涉及结婚、离婚、出生、死亡和遗产继承等），它违背了宪法规定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但这是印巴分治引起暴乱后对留在印度数百万穆斯林的一种必要妥协。1950年宪法规定个人权利和群体（宗教的）权利其中一条规定，政府要更改任何一个宗教群体的法律必须征得这个群体3/4成员的同意，政府很难干涉传统习俗。根据宗教区分印度人的权利，使得政党无法抵挡不同身份选票的诱惑，见风使舵。国大党吸引选票强调的是世俗、包容的印度民族主义和中立的经济体系。印度教民族主义色彩的印度人民党吸收穆斯林和基督教以外的选民，印度教占人口总数已达85%。不过，如果所有的低种姓群体联合起来团结在同一个低种姓政党的领导下，将会永远统治印度，可是，低种姓之间也有种姓歧视。
这些看似多元的宗教文化在印度人自己看来是值得骄傲的文化，他们相信他们的文化能够通过各种各样的精神运动使得印度成为独一无二的超自然文明体。可惜在我看来，这种反现代主义的、反物质主义哲学的、将农民永远束缚在土地上的种姓制度（它是一个宗教吗？）将是印度很难跨过去的坎，也许还可能成为灾难。因为它们已然阻碍了印度朝着物质文明、工业文明前进，并且让自己的教义超越宪法，通过民主的手段实现各自的宗教特权，固步自封，越发变得排外。
正是因为没有自由，民主在印度充当了集团分利和寻租的工具。多神世界观和价值观，种族仇恨与歧视，以及自以为是的文化相对主义和保守主义，都是印度发展的绊脚石。印度社会的理性化进程被印度教-伊斯兰教-种姓制度打乱了。什么时候他们下决心搬开这一切，什么时候他们才可能急起直追。
甘地与尼赫鲁的执政区别
同为国大党领袖，获得伦敦律师执照，主政印度，但尼赫鲁并非赞同甘地的每一句话。甘地认为农村应该成为印度社会的主体，死守文化自豪感及对现代主义根深蒂固的蔑视。甘地的信条在执政中表现为印度保护棉织品而对合成纤维长期关税歧视，各种阻碍纺织企业超越家庭手工业规模的立法规章制度，惩罚成功者。无论是18世纪的英国，还是20世纪末的中国，现代化工业过程对国力的增强是举足轻重的。而印度始终在甘地以及甘地之后的时代里未经历过大规模的工业革命，由于没有像中国那样的制造业，大量的劳动力依旧生活在农村。
尼赫鲁由于受到英国费边社影响，笃信国家计划和社会主义，支持国有化。他的政府主导闭关自守的经济计划，得到了战后英国工党政府的支持。1952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农业拨款1/3,1957年第二个五年计划农业拨款1/5，当时有4/5人口依靠农业生存。1950年韩国与中国、印度人均生活水平相当，50年后韩国人均收入1万美元，是印度的10倍。1951年印度独立后的首次人口普查识字率仅为16%，3.2亿人中有1/7的人会写自己的名字，人均寿命32岁。
甘地与尼赫鲁的遗产
尼赫鲁的遗产是保留了官方语言为英语，由于中产阶级使用流利的英语，比低种姓阶层更容易获得公立高等教育的特权，今天服务业和印度理工学院，以及具有极强竞争力的制药企业等已经成为印度最令人值得骄傲的领域。
然而尽管这些领域在世界上都是数一数二，印度的农业现代化和制造业进程却不容乐观。其中变得更为困难的实质是思维模式。印度精英长期以来对农村情有独钟，甘地主义在特权阶级以及高种姓印度人中普遍存在。都市化进程的印度被视为对他们在文化与社会中传统支配地位的严峻挑战。泰戈尔曾说：“在印度农民开始重建农村，其使命是延缓民族自我消亡的进程，农村是印度人生命的摇篮，如果不能给予农村应该拥有的一切，就等于自杀。”
最受人尊敬和最卓有成效的社会活动家阿茹娜罗伊来自上层种姓家庭，她是一位彻底的甘地主义者，将农村视为印度未来的中心，组织起工人和农民权力组织，为农民争取基本权利。她本人也穿着土布纱丽，从城市住到村庄里，和村民们一起。她只吃素食，过着苦行僧一般的日子，有时候为了抗议而静坐，绝食。他们有抵制英国运动，他们希望印度在发展的同时避免城市化。
印度真的养不起农民吗？
1967年英迪拉甘地继任总理，当时刺激出口而卢比贬值，为了防止支付危机，申请国际援助。美国人靠船只来哺育印度。1991年海湾战争影响了印度，卢比再次贬值，为石油埋单成了这个国家长期的噩梦。2003年软件业收入终于超过了印度全国进口石油的费用。但是直到今天你依然能看到印度还有广大的贫困的农民呆在土地上，超过1亿的农民没有自己的土地，许多还要搬到城市，他们认为几百年生活在糟糕的贫民窟也比生活在农村强。就以比哈尔为例，比哈尔的人均寿命是全印度最低，1/10家庭才享有用电，1/40人拥有电视机，比哈尔地区占全国营业收入0.7%。
印度缺粮吗？不。印度自己就是粮食出口国，印度的耕地条件优于中国。只要合理进行农业投资，处理好工业化，完全能解放大量农业劳动力。2003年公共粮仓储存6000万吨谷物，足够贫困线下的家庭使用。面对如此众多的贫困家庭，印度政府也不是没有作为。阿玛蒂亚森将印度政府政策的结果比作士兵们误杀自己人时用的词——友方射击。印度旨在降低贫困的面向农民的补助体系时，政府以高于市价的价格从农民那里购买了面粉和大米，以此来提高农民的收入。但实际运行中它成为最高价格的维持体系，粮食价格过高冲击到了每一个人，最贫穷的人们几乎所有的收入都花在了粮食上。
印度缺钱吗？不。大量的财政被用来补贴投资高等教育，支付国防经费。1991年许可证制度取消后，中产阶级、高种姓和精英们获得更多的自由和权利，他们是服务业、制药业和其他新兴的私人部门中的中产阶级。但同时有更多的变相许可证制度朝着社会底层发展，比如人力车执照限制，车夫们只好贿赂警察。
集体行动的难题——腐败，没有真正的改革
公众不能将对官僚体制的失望通过投票箱转化为对这个体系的真正改革。
尼赫鲁扶持的重工业是资本密集型的，开发科技实力，而印度缺乏的是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这点从印度航天与造船工业可以看出。在制药业、生物科技、服务业等领域能够劳动的工人人均教育水平超过中国。由于廉价制造业并不需要劳动者太高的教育水平，印度的基础教育的覆盖率不及中国，中国的基础教育投资让更多人摆脱了文盲的厄运，能够从事廉价制造业。因此印度的廉价制造业无法与中国竞争。印度的劳动大军4.7亿人中，不到7%的人被正式雇佣，仅3500万人拥有稳定工作，缴税。2005年印度的制造业就业工人700万，而中国已经达到1亿。同时由于最严厉劳动法，矿工都无法被解除雇佣关系，企业用工更趋于保守。
在印度社会，高种姓是不屑于从政的。就拿泰米尔纳德邦和北方邦做个比较，前者政府更为高效，已建高速，吸引外资投资，有着大量就业机会，1/2为城市人口，该邦是印度城市化程度最高的邦，90%的人口受过教育，69%的政府岗位是低种姓的。而北方邦有70%的公共资源被挪用，比哈尔邦只有10%的人口居住城市，50%的人受过教育。
泰米尔纳德邦之所以出类拔萃，是十八九世纪的基督教传教士在泰米尔纳德传教，让低种姓有更多的上学机会。在民主之前这里的低种姓运动就已发展，通过权力大力扶持基础教育，妇女读报写字，为鼓励孩子有午餐计划，医疗干净。这里有一个相当规模的城市中产阶级，他们认同规划对社会的必要，向不同身份背景的人提供公共服务，在城市中种姓冲突是被淡化的。
由此可见，越是坚守甘地主义的地区，种姓冲突越厉害，而城市化进程反而能够消融种姓之间的冲突，吸引投资，带来就业，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地方政府官僚的普遍腐败似乎在泰米尔纳德邦很少存在。而在其他地区，由于高种姓一直占据着特权位置，而低种姓长期以来生存在贫困的环境里，为了出人头地获得稳定的工作，低种姓更愿意从政。在印度宪法奇怪的311条款的保护下，根本不可能使一名腐败的公务员降职，更不用说解雇了。
印度的民主真的那么好吗？
今天我们看到在印度教与穆斯林的冲突中，警察袖手旁观因为他们是印度民族主义的一份子。印度民族主义运动奋力争取排外的印度教。他们的前身是国民志愿团，成员几乎都有科学背景（高种姓），深受法西斯主义启发，墨索里尼黑衫党是他们的偶像。一旦两个都是原教旨的宗教相互排斥，就会引发不可避免的暴乱。
尼赫鲁的世俗主义不是将宗教与公共生活各个方面分离，他允许每个宗教团体保留自己的民法（涉及结婚、离婚、出生、死亡和遗产继承等），它违背了宪法规定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但这是印巴分治引起暴乱后对留在印度数百万穆斯林的一种必要妥协。1950年宪法规定个人权利和群体（宗教的）权利其中一条规定，政府要更改任何一个宗教群体的法律必须征得这个群体3/4成员的同意，政府很难干涉传统习俗。根据宗教区分印度人的权利，使得政党无法抵挡不同身份选票的诱惑，见风使舵。国大党吸引选票强调的是世俗、包容的印度民族主义和中立的经济体系。印度教民族主义色彩的印度人民党吸收穆斯林和基督教以外的选民，印度教占人口总数已达85%。不过，如果所有的低种姓群体联合起来团结在同一个低种姓政党的领导下，将会永远统治印度，可是，低种姓之间也有种姓歧视。
这些看似多元的宗教文化在印度人自己看来是值得骄傲的文化，他们相信他们的文化能够通过各种各样的精神运动使得印度成为独一无二的超自然文明体。可惜在我看来，这种反现代主义的、反物质主义哲学的、将农民永远束缚在土地上的种姓制度（它是一个宗教吗？）将是印度很难跨过去的坎，也许还可能成为灾难。因为它们已然阻碍了印度朝着物质文明、工业文明前进，并且让自己的教义超越宪法，通过民主的手段实现各自的宗教特权，固步自封，越发变得排外。
正是因为没有自由，民主在印度充当了集团分利和寻租的工具。多神世界观和价值观，种族仇恨与歧视，以及自以为是的文化相对主义和保守主义，都是印度发展的绊脚石。印度社会的理性化进程被印度教-伊斯兰教-种姓制度打乱了。什么时候他们下决心搬开这一切，什么时候他们才可能急起直追。